文革中校長教師被打死

文革中教師、校長被打死事件極多，這裏僅舉兩個校長被打死的例子。

1、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被打死

卞仲耘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副校長(因無正校長，是最高負責人)。

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讀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訥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宋任窮之女宋彬彬正在該校就讀。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幹的子女佔了一半。這一特點，與卞仲耘被打死直接相關。1966年8月5日，被紅衛兵（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學生）打死時，50歲的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

卞仲耘的「罪狀」那麼卞仲耘到底是甚麼「罪狀」被打死呢?

卞仲耘的「罪狀」很多，我們看其中一條吧，就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裏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被毛澤東「讚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除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署名的學生為「劉進（河南省委書記劉仰嶠之女）、宋彬彬」。

6月3日，中共工作組進校，在其支持下成立革命師生代表會，此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檔。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對象。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駡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皆參加、卞仲耘受盡凌辱和摧殘。

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宣佈成立紅衛兵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8月5日下午一、兩點鐘，高中一年級一些學生發起了「鬥黑幫」行動，其他學生紛紛湧來。因為是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

開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澆墨汁、掛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時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昏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醫院就在學校對面，不僅不准校工送她去對面的醫院，還有一些學生對她繼續進行毆打、辱駡、扔穢物。

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群情激昂的學生卻怕影響不好，乾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直到晚上七時多鐘，才將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而此時卞仲耘的屍體早已僵硬。

目擊者表示鄧榕參與行兇，最後一腳踩死卞仲耘校長的是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女兒劉亭亭。從那天開始，一個人就可以被革命群眾以「革命」的名義打死，無需負責任。

卞仲耘的死亡，中共領導人不僅沒有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們用了熱情的詞語和熱烈的行動來支持發動紅衛兵運動，把校園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後，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以後還有7次）。全面發動和支持紅衛兵運動。這次大會通過廣播和電視向全國實況轉播，同時製成新聞紀錄電影，在全國各地放映。

在8月18日大會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兵是：彭小蒙和宋彬彬，一個來自北京最早開始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個來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師大女附中。

《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宋彬彬獻紅衛兵袖章時與毛澤東的談話：毛問宋彬彬叫甚麼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毛澤東說：「要武嘛」，由於這段對話，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毛所說的「要武嘛」，對文革暴力影響極其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