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冷血的殺戮機器
90年代以後，更多資料顯示，有越來越多的親歷者打破沉默，揭露切•格瓦拉光環背後的黑暗真相。
移居美國邁阿密的盧西安諾•梅第納曾是菲•卡斯特羅的貼身通訊員，他形容格瓦拉「殺人就如喝粥一樣輕易」。
他回憶說，1958年格瓦拉領著他們衝進一個咖啡種植園，說農場主朱安是舊政府的暗探，其實朱安只是嚷嚷了幾句不贊成革命的話而已。格瓦拉就當著朱安妻子和3個幼兒的面，把朱安槍斃了。那一帶共有15人像朱安一樣死在格瓦拉手下。
「如果你懷疑你身邊的人，先殺了他再說。有疑點，就幹掉他！」這就是真實的格瓦拉。1957年格瓦拉懷疑一名叫歐蒂米奧的游擊隊員向敵人透露消息，「我用32口徑的手槍解決了這個麻煩……現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 接著格瓦拉又把槍對準一個鄉下人，只因他為歐蒂米奧求情。然後，他若無其事地坐在篝火旁，在心寒膽顫的士兵們面前談笑自若並大段地背誦馬列篇章。以實現革命理想為藉口，為所欲為地殺人，他是個不怕弄髒自己手的人。在1958年尾，他命令他的縱隊處死了24個被他懷疑的人。
他給父母的信中寫道：「我們渴望的是敵人的鮮血。」「我得承認，爸爸，在那一刻，我發現我真的喜歡殺戮。」
殺人成癮
1959年1月，卡斯特羅建政。格瓦拉擔任卡瓦尼亞堡軍事監獄的檢察長，負責對前政府的官員、憲兵、警察和部分商人及記者的處置。格瓦拉動用酷刑，大開殺戒，「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剷除敵人」，他寫下了古巴革命和個人歷史中最黑暗的一章。
卡瓦尼亞堡監獄大概有800個死囚，擠在只能容下300個人的房間裏……牧師沙勿略講，上訴也沒用，格瓦拉一貫維持原判——死刑。「我們稱他為屠夫。因為他喜歡殺人！」
對於同情受害人的辯護律師，格瓦拉威脅道：「我不懂你怎麼敢對這個人這麼熱心……我一定要槍斃他……如果任何人為過去的政府說好話，我就大可以把他槍斃！」
一些被處決的男孩還不到17歲，他們是窮孩子，為了軍餉而當兵。
美國裔古巴作家Fontova在《探尋真實的格瓦拉》一書中敘述，其中一個跪地一再求饒，這孩子是一位寡婦的獨子，他參加巴蒂斯塔的軍隊，也只是為了掙點錢寄給生病的母親，但最終還是未能逃過被殺死的厄運。
「我怎能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轉過臉去。」言猶在耳的是格瓦拉自戀式的表演，「世界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在鐵幕後面。」說這話的也是格瓦拉，而在隱祕鬼祟的幕後，他猙獰凶殘的真實面孔，並不缺少目擊者和關鍵證人。
在卡瓦尼亞堡監獄給死囚做臨終懺悔的雅維爾神父，1999年後出版了《古巴 1959：死亡走廊》，證實很多人是無辜的。 「切從未打算掩飾其殘忍。恰恰相反，人們越是請求切的憐憫，他越是顯得殘酷。」 雅維爾神父指出：「他完全沉溺於自己的烏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殺人，他就殺人；革命要求他撒謊，他就撒謊。格瓦拉喜歡當著哭泣的母親的面在電話裏命令處死她的兒子；當犯人親屬前來探監時，他會故意要求他們從行刑地點走過，那面牆上滿是新鮮的血跡。」
格瓦拉還將自己二樓辦公室的一面牆打掉，這樣他就能舒服地坐在辦公室裏，一面喝著美酒、抽著雪茄，一面欣賞血腥的行刑。正如他曾經的朋友所說，殺人讓格瓦拉有快感，他把屠殺當作每天生活必須有的佐料。
一位原名叫斯提芬的羅馬尼亞記者拜訪格瓦拉，正趕上格瓦拉向行刑隊下令開槍，看到囚犯抽搐著倒下，血淋淋一片，這位受刺激的記者轉身就走，隨後寫了首詩〈我不再歌唱切〉。
從1959年1月3日上任到1959年11月26日格瓦拉離開卡瓦尼亞堡監獄為止，古巴檔案館研究院副院長阿芒多•拉戈說，有164人被執行槍決。但更多的沒有紀錄，一般推測，人數應該高達600人。即使格瓦拉不再擔任檢察長，但他所建立的濫殺系統仍照舊運行。據載，共有219名婦女審判後槍決，其餘被處死的婦女則未經審判，甚至包括一位孕婦和2名修女。
在古巴有一座西班牙人18世紀修建的棱堡，那裏的牆壁很厚，1959年初，格瓦拉把它變成了「刑牆」，就像羅伯斯比爾的斷頭臺。反卡斯特羅的流亡者認為被處死的人數總共達17,121人，格瓦拉自己承認在「刑牆」至少處死了1,500人。
建政之初的大屠殺，也不僅僅限於卡瓦尼亞堡監獄以及數十個與之相似的官方死刑場。軍隊和祕密警察在街頭搜索著他們的目標。至1961年，在6,400萬古巴人中，就有30萬人被投入監獄。僅在60年代，古巴14,000 男人與未成年少男們被革命當局處死。
格瓦拉宣稱：「正義就是復仇！」作為古巴革命政權領導人，他完全無視法律，血腥鎮壓異己和反抗者， 濫殺無辜。若以百分比計，格瓦拉是古巴史上最大的「殺人機器」之一。
抽犯人血 牟取暴利
格瓦拉不僅以觀看行刑殺人為樂事，還活抽犯人鮮血賣到越南牟取暴利。很多被屠殺的人，體內的血液是被抽乾的！在格瓦拉的授意下，這些即將被處死的人先被抽出血液，有的人在抽血過程中就血竭而死，有的還有口氣，就被抬到刑場上。這些血液被賣到越南，既讓古巴有了一定的外匯收入，又支持了越南的「革命事業」。
格瓦拉的賣血行徑，從1961年他擔任工業部長就已開始，1967年4月7日，美國人權委員會對這一行為發布了一份詳細報告。但在此之前，沒有引起主流媒體和一般學者的注意。
有記者採訪時問他，為何古巴不允許信仰自由？格瓦拉答道：「我們拒絕這種自由，因為我們認為革命的第一位和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對人民進行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教育。給人民在正確和錯誤的意識形態之間徘徊的權利等於犯罪。」
培養仇恨 教唆恐襲
「到他家裏去，到他的辦公樓去，到他的娛樂場所去…… 我們就是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滅敵人。」 這個曾揚言想用核彈炸毀紐約城的人，教唆恐襲也是直截了當。「一個年輕人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就是當他把子彈射向敵人的時候……」1967年4月，在和別人談論作戰經驗時，格瓦拉將自己的經驗總結為：「仇恨是鬥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選擇性的、冷血的殺戮機器。」 他反覆強調：「一個革命者必須成為被純粹的仇恨所驅動的殺戮機器。」
這樣嗜殺又嗜血的魔頭，竟被薩特捧為「20世紀的完人」，《時代》雜誌把他與特蕾莎修女相提並論，真是笑話！他們顛倒黑白，完全搞反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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