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卑躬屈膝成了法律人的通行證,當趨炎附勢成了律師界的主旋律,「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的曲江風度早已蕩然無存。當真正的辯護成為真正的危險,當律師被扇耳光、被電視遊街、被批鬥認罪,中國的法治將走向何方?「就得和他們碰撞,不斷地和他們碰撞和抗爭!」王全璋律師為受難的中國做出最後的辯護。隨即,他被強權抹去身影,成為兩年前「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中迄今為止唯一沒有任何音訊的人。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王全璋他是一個特別正直善良、特別單純的人。」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近日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採訪時說:「他作為一個律師,他懂這麼多法律的知識,他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還有他自己這個天生的善良,很正直的、對公平正義追求的這種很純樸的本性,去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我覺得就是這樣而已。」
在王全璋從山東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前一年,中國社會再一次捲入文革式的震盪。1999年中共當局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於是,整部國家機器全部運轉,針對法輪功修煉者群體極盡打壓之能事,一時間,人們談法輪功而色變。鑽研法律的王全璋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社會再次遭遇又一場空前浩劫、人權災難。還在上大學的他開始用所學的法律知識,幫助法輪功學員維權,為遭非法勞教者提供法律援助,而他因此被山東國保、國安威脅,甚至被限制自由、家中被查抄。
畢業後,王全璋在山東省圖書館工作,每天按部就班,工作清閒,工資福利高,而他卻鬱鬱不得志,最終他毅然丟掉這個多少人夢寐以求的鐵飯碗,踏上了捍衛人權這條艱難的道路。
梁小軍律師曾回憶說:「王全璋之所以後來不再做那些普通刑事案件和土地拆遷案件的原因,是他認為法輪功修煉者更需要法律幫助,而受助者群體的善良和誠信則讓他更專注於案件的代理。我也曾聽到他對那些委託人說:『對於你們,無論我收多少律師費都顯得太多,但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為了可持續的維權,我不得不收費,你們給多少看你們的能力吧!』」
李文足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全璋後來代理的基本上都是法輪功的案件:「他覺得這個群體特別不容易,被打壓、被迫害得很嚴重,律師其實是很缺乏的。」
在律師同行眼中,王全璋是一位純粹的律師,極具專業精神,在他面前,案件沒有敏感或不敏感之分,他只從法律公正的角度去判斷。他做辯護不是擺樣子的,真的是為當事人做真正的辯護。
「有一位律師朋友和我見面的時候,跟我說了全璋以前為法輪功學員辯護,被打的一些事情。」李文足說:「說當時他在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的時候,法官阻止他辯護,然後就讓法警扇他的巴掌,就說你再說一句,就打他一巴掌。全璋就是還在接著說,然後法警就打他一巴掌,最後好像打了全璋一百多個巴掌。我聽到朋友在說這個事情的時候,當時除了哭,我甚麼都沒說,我覺得已經沒有甚麼語言可以去表達。我去埋怨他嗎?抱怨他太傻,這樣堅持,因為他的堅持,被打了一百多巴掌,我去埋怨他嗎?不是這樣。但是作為妻子聽到這樣事情的時候,真的是很心痛。他當時無非是做了一個律師應該做的事情,這問題不是在他身上,是整個中國法治出了問題。」
紀瓊銘曾回憶王全璋說:「全璋對刑事辯護法律的鑽研與領悟,庭前與庭審過程中對辯護策略的設計和技巧的運用,與他曾共同辯護過的律師,沒有幾個不佩服的。全璋在辯護中會盡力維護被告人的權利,為此,他不惜用盡《刑事訴訟法 》及其相關規定中的相關條款。迴避和非法證據排除自不待言,有時,他還會要求法庭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中的條款由陪審員與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來開庭審判。雖然全璋知道在現有體制之下、在無司法獨立的情況下,自己的努力沒有結果,但他依然會去做,他希望用自己一點一滴的努力推進中國法治進程;雖然在審理案件的法官看來,王全璋們的行為是在浪費司法資源、在給他們找麻煩,但在將自己定位為人權捍衛者的全璋來說,他所為之辯護的信仰者、異見人士本應無罪,更不應受到囚禁與酷刑折磨,恰是那些公檢法人員在枉法裁判、在浪費司法資源。因他的執著與認真,他的每個案件都做得非常辛苦。從世俗的眼光看,他的收入與支出難成比例,但他依然樂此不疲,整日奔忙,風風火火。」
謝燕益律師曾稱,法輪功冤案不平,國難不已。對法輪功的態度已成為中國良心律師的試金石。「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裏保持沉默,你已經站到犯罪者的一邊。」歌舞昇平下的國難當頭,討喜之鳥鳴之啾啾,唯有耿直的靈烏,以啞啞之聲,寧鳴而死。
「靖江事件」之後
2013年4月3日,早上9點30分,江蘇靖江法院對68歲的法輪功修煉者朱亞年開庭。王全璋律師出庭為其作無罪辯護,並譴責警察機關對朱亞年實施酷刑逼供是違法。
危機四伏的法庭上,他,一介書生,慷慨陳詞,據理力爭。這位曾親身飽嚐過各種侵害,被黑龍江法官扇耳光、被唐山警察汽車夾擊、被上門抓捕、被多次追打、被國安抄家的律師,他清楚面前的對手是誰。
在大庭廣眾之下,正義良知被嗤之以鼻時,這位山東漢子沒有抽身離開。他以法律之劍,為無辜者鳴不平,由此招致法官的惡性報復,被當庭司法拘留。一石激起千層浪,民間自發營救王全璋的活動迅速展開。眾多民眾、律師親赴靖江營救,256名律師聯署建議函,要求法院暫停對其司法拘留並公開庭審錄像。在大陸律師和民眾集體聲援的浪潮中,王全璋被提前釋放。
「靖江事件」之後,王全璋律師被業界更多的人所知悉,求助的電話也如熱線般打來。也正是由於這次突如其來的失蹤和分離,新婚兩年的妻子李文足第一次親眼目睹到丈夫的艱辛步履。
「那也是我第一次,跟他那樣,他突然失去聯繫,後來在網上看到消息,他被拘留關押,所以那是我第一次那樣經歷,我當時特別地害怕。後來就開始慢慢地問他,你的工作為甚麼是這樣?為甚麼你作為一個律師,會遇到這樣的風險?為甚麼還會被拘留?所以也是那一次之後,他在家裏,有時間的時候,就會跟我說一點點他這個工作狀況。他說,以後我們說不定還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或者甚至是他會坐牢,希望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們遇到這樣事情的時候,我能夠勇敢地、堅強地去面對,然後能夠帶好孩子。」
李文足理解耿直的丈夫,但她也希望丈夫能平衡好家庭和工作,「其實在之前,我也跟他說過,我說:『你能不能看在孩子還這麼小的份上,也為我們家人、為孩子,去考慮一下,不是說不讓你去做這些案件,能不能儘量地平衡一下。』但是他說:『因為這個群體,他們很艱難,找到我們,如果我也不去做、不管,其他的人也這樣想,那麼他們這些需要幫助的人該怎麼辦?』」
苦瓜臉 善心腸
辯護中慷慨激昂、孔武有力的他,其實生活中,他是那樣一個木訥忠厚、不苟言笑、不善言辭的人。一吊苦瓜臉,一副善心腸。心裏想的、念的都是別人。
第一次登門見李文足的家人,王全璋就惹出了不大不小的誤會。「那時候我們還沒結婚,他第一次跟我回我們家,我們家人為了歡迎他,就出去吃飯,也出去玩。」李文足說:「但他整個過程,就坐在一邊,也不怎麼說話,很愁苦的樣子,拉著臉、皺著眉頭。我們家人還有一些誤會,就覺得他這是甚麼意思啊!跟著你第一次回我們家,還這樣,好像心不甘、情不願的,就是沒有一個好臉色,你們倆怎麼回事,問我跟他是怎麼回事。家裏人這樣說之後,我也覺得心裏難受,就過去問他。然後他就說,我們現在正在這,大家吃喝、玩樂的,過得很舒服、很開心,但是現在有很多人,正在遭受很多苦難,還在監獄裏面沒有自由,不能與家人在一起,我剛剛接到一個人的電話,說是她的男朋友吧,還是弟弟,被詐騙,然後現在已經沒有自由了,所以說,我想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失去自由,還在經受這個苦難,我怎麼能高興得起來?」
回憶起與王全璋的第一次見面,李文足說:「我跟王全璋第一次見面,他就把自己弄得很帥氣,因為他告訴我,他說他穿西服是最帥的,所以他第一次見我的時候,穿著白襯衣,穿著西服,一看上去就是文質彬彬的書生,看上去就是很溫和,然後就一起吃了個飯,再接觸幾次後,就覺得這個人,真是和他的外表一樣,表裏如一的,就是一個很溫和、很有素養的、很誠實、很善良的人。」
「我跟他剛開始見面,好像是第二次吧,他過來見我的時候,送我兩瓶香水,你知道嗎?他是用家裏裝垃圾的黑色塑料袋,裝了兩瓶很名貴、很高檔的香水,然後『啪』往桌上一丟,說:『給你的。』因為我看一個黑色塑料袋,我想這裏面能是甚麼東西呀?然後我打開一看,天啊!我當時要暈掉了、崩潰了。我說,這麼好的東西,你就不能把它包裝一下,或者在家裏找一個好看一點的袋子給我也好吧!就直接用這個裝垃圾的黑塑料袋裝著送過來了。然後我還告訴他,咱們倆才見面還沒幾次,你就一下子送我兩瓶香水,也不知道咱們倆還能不能繼續,你送我一瓶就夠了,那一瓶留著,如果咱們倆不能再繼續的話,你送給另外的一個人。然後他說:『就這樣,就是你了,也就送給你了。哈哈!』」
年紀輕輕的李文足一直相信「外面的事和她沒關係」,然而現實猶如一道閃電,撕開了黑夜的真面目,躲也躲不過。一個平凡的女子只想和丈夫過平凡的日子,終究沒有想到她的生活將很快被強力攪起,拋上時代的風口浪尖。(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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