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中的「紅衛兵」發源地在清華附中,而北京中高校都發生過文革裏的典型暴力迫害,此迫害模式還被推廣至全國。這一切的記憶沒有那麼輕鬆地讓經歷者忘記。

「紅衛兵的出現是毛澤東盤算很久的謀劃,而採取的手段是毛一貫手法,他總是要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民意,用某種方式,讓底下的一波人捅自己的頂頭上司。」中國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的女兒黃肖路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1946年出生的黃肖路當時在清華附中當實習老師。

清華大學「大右派」黃萬里之女黃肖路。(季媛/大紀元)
清華大學「大右派」黃萬里之女黃肖路。(季媛/大紀元)

1966年5月底,清華附中十幾至二十多個學生在學校西邊的圓明園小樹林裏成立了紅衛兵組織。6月1日晚八點,《新聞聯播》播出《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並通過廣播向全國播放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聶元梓貼出的大字報。「那晚的高音喇叭全校住宅區和學生區都聽見了,那個新聞聯播的播放力度與聲音的廣度都很大,大家就覺得要有一個特別大的運動開始了。」黃肖路說。

6月2日,早上,黃肖路所在的語文教研組,已經被學生們翻了個頂兒朝天,所有的學生都自動停課。到早上約九點時,學生們的躁動,讓黃肖路感覺五層高的教學樓都動起來了,還以為那年三月八日的餘震來臨了。

黃肖路描述說,在五樓圖書館大廰上有一個大字報,那是她平生第一次看見的碩大的「紅衛兵」三個字。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運動就此拉開了序幕。而有資格當紅衛兵的只能是那些「革命幹部子弟、軍人子弟、公農子弟、貧下中農工」,她作為右派的後代是沒有資格,從小學五年級就被叫成「小右派」。

紅衛兵運動是當年文革的特殊社會產物,他們激情和盲目的投入加劇了文革的破壞性。很多參與那場運動的人士現在都表示對他們當年的狂熱不堪回首。 (AFP/Getty Images)
紅衛兵運動是當年文革的特殊社會產物,他們激情和盲目的投入加劇了文革的破壞性。很多參與那場運動的人士現在都表示對他們當年的狂熱不堪回首。 (AFP/Getty Images)

紅衛兵打、殺老師

6月9日,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組織已經延伸至清華大學,一時間,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蔣南翔、校長等校領導都成了「黑幫」,「沒過兩三天,從上到下所有各系的黨委都被學生揪出來了」。

清華附中被「上面」安排的「工作組」6月7日已經進校,9、10日就開始打人,剛開始集中在打校長、副校長,「沒過兩天我上班看見萬邦儒從我身邊走過,唉呀!真可怕那個頭髮,被理成陰陽頭了,我當時心裏頭就很恐怖。你說這人頭一天還是一個學校的黨支部書記、清華附中的校長,第二天他就是一個黑幫份子、一個十惡不赦的罪犯,好像誰都可以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不翻身。」黃肖路說著。

她還表示文革過去多年後,才明白,那就是共產黨的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的20年代初,在江西搞甚麼蘇維埃共和國、搞甚麼湖南農民運動打土豪分田地,還有黨內叫做消滅AB團,從頭到尾一句話共產黨就是個暴力集團,全都是暴力,但是我們從前根本就不懂。」黃肖路感慨道。

其實,在文革時期,清華附中殺人最厲害的時候要數8月份,叫「紅八月」。而這個「紅八月」,第一個殺人的還是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學生們,在8月5日當天,副校長卞仲耘活活地在烈日下被打死。但參與打人的河南省委書記劉仰嶠之女劉進、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等六七人卻非得讓醫生說,卞仲耘因高血壓過高,心臟突然不舒服而死。

「她丈夫王金堯當時拍的照片上,明擺著卞仲耘的頭都腫得特別大,面部和身子全部都是鞭打的傷痕。他們拿那個木工室帶有釘子的木棍,打下去。跟那些個突然中風的、又因心臟不好的,情況不同。」而凶手是誰?黃肖路說是宋彬彬她們一大夥高幹子弟紅衛兵。

圖為卞仲耘的遺體和貼在她家的大字報。(網絡圖片)
圖為卞仲耘的遺體和貼在她家的大字報。(網絡圖片)

黃肖路告訴大紀元記者,她最早看到被挨鬥是清華附中學生鬥不到五十歲的艾知生,並且印象特別深,因艾知生的大兒子艾平在黃當實習老師的班級651班上學。「艾知生被學生戴了黑帽遊街,邊上還喊著『打倒艾知生,打倒黑幫分子』。遊著遊著,突然看見旁邊有遊街的人跳出來打人。」黃肖路表示這是她在文革中第一看到的動武場景。

8月18日,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諸如宋彬彬等人的時候,黃肖路在北京101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打死,她是北京第二個被打死的老師。

在8月24日,黃肖路的家被抄,她的父親黃萬里被抓走、被打,「(他)感到疼痛,後來感到麻木,最後甚麼感覺都沒有了。」25日凌晨,黃肖路自己也被打得麻木了,連脊背上都滿是血、汗衫粘在皮肉上的感覺都沒有了。只是此時,還讓她打一位非黨員老專家,「實在不忍心打,況且我從來沒打過人,但那個年輕人硬逼著我打,我拒絕,那個年輕人就用棍子打我的脊背,罵我是壞人」。

據黃肖路當時估計8月25日,至少有一個老師自縊、一個跳樓。當時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的劉冰也跟黃肖路和她的父親一樣被人打。

據2004年王友琴教授出版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中披露,根據她所作的一項調查,北京學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殺害的教職員工除了陳葆昆之外,還有: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北京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語文教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姜培良,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校長梁光琪,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師呂貞先,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師孫迪,北京第六中學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員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學的工友李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學語文老師齊惠芹,北京138 中學書記張冰潔, 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語文老師陳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經被忘卻的工友,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邱慶玉,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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