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前言 中國打敗中共
一、「美國打敗美國」與「中國打敗中共」
1. 共產主義的內部瓦解謀略：「美國打敗美國」
2. 中國≠中共：文明、合法性與西方的戰略誤判
二、新冷戰及自由世界的戰略困境
1. 新冷戰與冷戰的對比及戰略選擇
2. 美國喪失了冷戰期間的兩大戰略優勢
3.自由世界的戰略困境
三、「傳統中國」的復興與中共的戰略困境
1. 美國的「文化內戰」與中國的「文化復興」
2. 「中共的崩潰」與「中國的崛起」
（1）共產意識形態的破產
（2）中共組織體系的崩潰
（3）中共社會控制體系的瓦解
（4）中國的崛起
（5）區分「中國」和「中共」 制定正確戰略
3. 中共的戰略困境
四、「中國打敗中共」：新冷戰的關鍵轉折點
1. 新冷戰的對抗特徵：信仰與價值觀的終極對決
2. 「傳統中國」的復興對當代世界的意義
3. 「中國打敗中共」：自由世界的最佳戰略選項
（1）支持「傳統中國」的復興
（2）推動自由訊息的更廣泛傳播
（3）協助「自由中國」的建立
結語
———————————————–
前言 中國打敗中共
中共的超限戰並非單純的戰術或戰略創新，而是一種根植於其核心意識形態的全面戰爭思維。
正如本系列第5篇《針對信仰的神魔大戰》所揭示，中共奉行的共產主義以摧毀神性標準、傳統信仰與倫理秩序等人類文明的根基為終極目標，其行為邏輯可視為一種「撒旦主義式」的毀滅工程。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共與正常社會及自由世界無法真正妥協共存。
從作戰模式來看，中共超限戰超越了熱戰、冷戰等傳統戰爭形態，融合軍事對抗、產業摧毀、經濟控制、統戰滲透、文化顛覆、間諜破壞…….等多維手段，是一種混淆戰場與非戰場、軍工與民用、軍人與平民等既有「界限」的，不受任何已有規則束縛的無底線作戰模式。
正如中共軍人在《超限戰》一書中所言：「超越所有被稱之為或是可以理解為界限的東西。不論它屬物質的、精神的或是技術的；也不論它被叫做『限』、『限定』、『限制』、『邊界』、『規則』、『定律』、『極限』甚至是『禁忌』」。
從作戰對象來看，中共超限戰並非僅針對某一國家或陣營，而是指向整個人類社會，其戰略路徑清晰可循：先牢牢控制中國大陸，繼而對美國這一自由世界核心發起全面挑戰，最終謀求全球控制。
當代國際關係中，新冷戰格局已然成形，但其主要形態已與冷戰大相逕庭。這是一場由中共主導、超越傳統對抗的超限戰：對美國既展開軍事角力，又進行文化顛覆，同時突破一切界限，目標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摧毀美國這個自由世界的大本營。
從戰略目標來看，摧毀美國、控制全球也只是中共超限戰的中間途徑，而非終點。其終極目標是通過「暴力加洗腦」的體制化壓迫（如其在中國大陸已實施的那樣），瓦解一切傳統社會結構，以共產意識形態重塑全人類的信仰與價值體系，從而徹底摧毀人類的道德、倫理與神性根基。
前文已闡述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美國傳統信仰，皆為「神傳文化」在人間的重要載體與樞紐。（詳見第5篇《針對信仰的神魔大戰》）在歷史上，也只有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才能真正代表這個國家，因此，「中共」絕不等同於中國。
事實上，中國人民與中國社會恰恰是中共超限戰最直接、也最深重的受害者。在中共長期侵略與全面控制下，中國大陸的人口、資源、產業與社會結構，已被系統性地轉化為中共超限戰機器的組成部份，整個社會長期處於被動員、被消耗、被犧牲的狀態。
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對中共的各種反抗也從未中斷，且在當代已取得重大突破，中國傳統文化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復興大潮正在使中共陷入結構性瓦解困境。
基於上述認識，國際社會應對中共超限戰的根本戰略，不應是簡單「圍堵中國」，而應是支持並協助中國社會擺脫中共控制，最終促成「中國打敗中共」。
這將成為自由世界與中國人民在共同的根本利益、道德立場和信仰價值基礎上，共同抵禦共產主義威脅的一場協同防衛戰。
一、「美國打敗美國」與「中國打敗中共」
1. 共產主義的內部瓦解謀略：「美國打敗美國」
要深刻理解「中國打敗中共」的價值和意義，我們可以從共產主義對美國的內部瓦解謀略——「美國打敗美國」——說起。1990年代，一部對中共超限戰戰略影響甚廣的著作，真實記錄了這一謀略的實際戰略效果。
1991年，作為美國曾經的訪問學者，中共高官王滬寧在回國後出版了一部對美國社會的近距離觀察著作——《美國反對美國》。
該書觀察到，在美國制度與文化內部，正在孕育著一股不可遏止的結構性自我瓦解力量，形成「危機暗流」，可能導致美國的自我削弱乃至衰落。
事實上，《美國反對美國》所描述的這些內部瓦解現象，正是「文化馬克思主義」深度滲透美國所導致的惡果。諸如書中大篇幅描寫的嬉皮文化、反戰運動、種族衝突、福利依賴、性解放、家庭瓦解、價值碎片化、政治極化…..等亂象，看似表面分散，實則指向一個共同目標：美國傳統社會用以維繫秩序、責任與超驗信仰的制度與倫理，正在被系統性的「去合法化」。
奉行「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通過「變異文化」從內部解構以猶太-基督教信仰為根基的西方文明，正是共產主義毀滅人類的B計劃（詳見本系列第5篇《針對信仰的神魔大戰》）。而美國則是這套B計劃的首要顛覆目標，如果用一個句概括這套B計劃的核心宗旨，那就是「美國打敗美國」。
1991年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底蘇聯解體，冷戰以自由民主陣營的勝利宣告結束，標誌著共產主義勢力以軍事道路顛覆西方的A計劃徹底失敗（詳見本系列第5篇）。
次年（1992年）夏天，為因應蘇聯解體的新局勢，美國共產黨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會議，決議全面轉向B計劃，通過文化顛覆摧毀美國。
根據柯蒂斯·鮑爾斯（Curtis Bowers）的紀錄片《蠶食美國》（Agenda）及相關證詞披露（鮑爾斯本人曾親自潛入該會議），共產黨人在那次會議上詳細闡述了其顛覆綱領：包括摧毀家庭、自由企業、信仰與道德等美國社會的基石。
例如，為瓦解家庭，他們將鼓吹同居取代婚姻，支持離婚與墮胎，讓兒童儘早脫離家庭由政府公共教育取代、推動女權運動使女性厭棄相夫教子；為了削弱私營企業，他們倡導極端環保運動、制定過度監管條例、通過高稅收摧毀中產階層；為摧毀信仰，他們滲透教會、讓共產黨人擔任牧師、宣傳同性戀等觀念以瓦解傳統道德與基督教信仰。同時，他們還計劃滲透媒體、學校，通過對兒童洗腦毀掉下一代。自那以後「美國打敗美國」的戰略加速推進。
2008年，鮑爾斯回顧時指出，美國共產黨描述的多項行動，在隨後十餘年中高度吻合美國社會現實。他還注意到，早在1958年克里昂·斯葛森（Cleon Skousen）出版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The Naked Communist）一書中，已列出共產黨通過內部滲透顛覆美國的45個行動目標。鮑爾斯認為，過去半世紀以來，共產黨隱藏幕後，幾乎實現了他們的所有目標。
「美國打敗美國」並非美國傳統文明的自然崩解，而是共產主義在軍事對抗失敗後，轉向文化與意識形態滲透的一種植入性瓦解戰略。本質上，它依然是「共產主義打敗美國」的一種變體，只不過這股共產力量不再來自外部蘇聯陣營，而是以一種「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被深度嵌入並寄生於美國社會內部。
正因如此，當大量美國民眾自願接受被美化為「進步、多元、平等、包容」等「政治正確」話語體系的、這套文化馬克思主義「去傳統化」觀念之後，這套植入性瓦解機制就得以順利運轉，並造成怵目驚心的破壞，呈現出「美國打敗美國」的社會亂象。
今日美國，傳統價值觀已被「文化馬克思主義」肢解的支離破碎，社會撕裂加劇，極左派與保守派在大多數議程上尖銳對立，導致美國近年來的多屆政府，不得不將大量政治與制度資源消耗於內部的治理失能。
最後再來說說《美國反對美國》。1990年代，正值「美國打敗美國」的B計劃加速推進之際，而中共也在這時開始構建其美國的紅色代理人網絡。
《美國反對美國》這部書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正合中共「時宜」。它將美國因「文化馬克思主義」滲透而產生的深刻內部危機，實時傳遞給中共高層，為中共制定長期的對美認知戰、統戰等超限戰策略提供了一份最詳實的戰略分析文本。
該書讓中共認識到，美國並非堅不可摧，對抗美國也許並不需要正面軍事衝突，只需放大其既有危機、加強其社會內耗，即可反噬美國的社會整合力，促使其從內部崩潰。這正是中共對美超限戰的早期思想雛形。
至此，共產主義的B計劃和C計劃（C計劃即中共超限戰，詳見第5篇）在這裏找到了契合點，美國不得不面對來自共產主義內外夾擊的戰略壓力。
2. 中國≠中共：文明、合法性與西方的戰略誤判
了解了「美國打敗美國」的歷史來源、現實表現，及其在當今美國造成的後果，我們才能更深刻把握「中國打敗中共」的現實意義和終極價值。
「中國」和「中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過往許多對「共產中國」的分析預測與對抗戰略之所以失準，很大程度上都在於這些情報分析或戰略制定者們沒有對「中國」和「中共」做出嚴格區分。諸如「中國崩潰論」正確表述應該是「中共崩潰論」。
這裏需強調一個關鍵社會觀察：非法專制政權的強大，不在於其統治下的國力是否強盛，而在於其社會控制力與國力之間是否「正相關」。如果社會控制力越強，國力越弱，那麼政權強大和國力之間就成反比關係。當代史早已證明，中共政權與其控制下中國社會的產業發展和國力崛起之間正好構成反比關係。因此，「中國的崛起」與「中共的崩潰」是當今世界兩個並行卻相反的社會進程。
如果混淆「中國」和「中共」，極易產生兩個各執一端的誤判：要麼因看到中國社會產業和經濟崛起而誤以為「中共政權強大」；要麼因觀察到中共社會控制機制逐步失效，便得出「中國即將崩潰」的結論。
那麼甚麼是中國？甚麼是中共呢？
我們這裏可以把中國描述為是「繼承了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精神實質、具備傳統信仰架構、展現傳統倫理社會關係的這麼一種社會形態的總稱」。
簡言之，中國就是繼承了「儒、釋、道」文明體系，具有「儒、釋、道」文明的核心內涵和表現形式的這樣一種國家和社會形態。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我們把夏、商、周、秦、漢、三國、晉、隋、唐、宋、明等這些由漢人（華夏族）建立的政權及其在漢文化（華夏文化）主體架構下形成的國家和社會形態，都稱為中國。
即使元和清，這兩個由非漢族的外來民族在中國土地上建立的朝代，以漢文化為核心的傳統社會形態依然沒有發生實質改變，「儒、釋、道」文明體系依然是元清社會的主體架構，整個社會體系依然屬於中華文明體系。
如果僅以統治階層的民族屬性來衡量，元和清在一些論述中也會被看作是外來民族對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社會的軍事佔領。而如果以文化傳承和社會形態的文明體系來界定，元清屬於中華文明傳承體系的歷史節點，依然會被歸入「中國」（一個偉大的文明系統）的朝代。
可見，「中國」不是特定朝代名號，而是華夏民族（漢族）在歷史承傳和發展中所構建的國家和社會系統的總稱，這個概念既可用於標記華夏民族的「整體國號」，也可用來標記華夏民族的特有「文化屬性」和「文明體系」。
近代以來，隨著國際交流和國際法發展，一個古老民族在外交中往往需要一個能超越現政權、能代表其歷史和文化的穩定國號。「中國」這一古老概念於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外交文件中。清朝在和俄羅斯簽署的《尼布楚條約》中，將「中國」作為正式國家名稱使用。晚清時期，清廷在與外國交際或簽定條約時，越發普遍地使用「中國」一詞，許多官方正式文書上將「大清」與「中國」混合使用。
由於清朝的文化傳承和社會形態屬於「中華文明」，因此，清朝在對外交往中自稱「中國」也算是名副其實。
1912年台灣成立後，在對外關係中通稱自己為「中國」或「華」。台灣取代清朝，恢復漢人政權，其文化和社會形態繼承了傳統中國的文明體系，並融入現代憲政和法治因素，因此台灣既是現代社會形態下的「正統中國」，也是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合法中國」。
1949年中共通過武裝叛亂非法竊取台灣大陸政權，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界簡稱「中共國」或「共產中國」）後，中共也將其政權稱為「中國」。
從文明延續性與憲政合法性角度看，中共並未完成對「中國文明主體」的合法承繼。國際社會於是需要思考一個核心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等同於「中國」？
從現實外交看，許多國家基於既有秩序與利益，承認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這種現實承認，並不等同於「文明主體」與「憲政層面」的正統性承認。
如果僅處理正常外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被稱為「中國」，或許不會對國際社會帶來特別影響。
但是，如果要應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超限戰」，那麼，嚴格區分「中共」和「中國」的概念，不僅是進行「敵我識別」的必需前提，對於國際制定正確的反超限戰戰略也至關重要。
如前所述，歷史上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建立政權的朝代，都以中國傳統文化為社會體系的核心架構，在「文明傳承體系」上，它們都屬於「中華文明的傳承者」，包括外來民族建立的元和清都是如此。
而中共則不同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中共是以「共產主義」為意識形態，信仰無神論和唯物論，與中華「儒、釋、道」文明體系水火不容。
中共在中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是以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結構為代價，其意識形態與制度目標，均以系統性地摧毀中國傳統文明為前提。因此，從「信仰體系」與「文明傳承」角度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不是「中國」，還是一種「反中國」的國家體系和社會形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質是「國際共產勢力」對中國的軍事佔領、文化摧毀和社會實驗的產物。它意味著共產勢力正在通過暴力革命路線（A計劃）對「傳統中國」進行系統性摧毀，以期控制這片土地的資源和人口，打造一個可以發動共產主義超限戰（C計劃）的大本營。
自從「中共國」建立後，在中國這片古老土地上，中國人民試圖恢復「傳統中國」的努力與「共產勢力」之間的生死較量就從未停息。到當今時代，這兩種力量的博弈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雙方力量「此長彼消」，展現的宏觀社會現象正是「中國的崛起」與「中共的崩潰」（下文詳述）。
顯而易見，「傳統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只有這種力量復甦了，才是打敗中共的真正王道。對國際而言，奉行「中國打敗中共」的戰略，就是要聯合與加強屬於「傳統中國」的社會力量，共同促成「中共政權」的解體，讓中華大地恢復為傳統和正常社會狀態，以從根本上解除中共超限戰對全人類的威脅。
二、新冷戰及自由世界的戰略困境
1. 新冷戰與冷戰的對比及戰略選擇
在國際認識新冷戰（中共超限戰）以及因應新冷戰而規劃戰略目標和戰略路徑之際，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冷戰的基本情況。
在冷戰的大部份時期裏，美國對抗蘇聯的基本模式是：以信仰為根基構建的文化與制度軟實力，加上以科技和工業為根基構築的經濟與軍事硬實力，其基本戰略是遏制蘇聯擴張，通過長期體制競爭來戰勝對手。
冷戰之所以沒有演變為熱戰，是因為蘇聯擁有龐大核武庫，與美國形成核恐怖平衡，雙方不敢輕啟戰端，只能在相互對峙中展開長期戰略競爭。
今天的中共同樣控制著中國陸海空「三位一體」核力量，美中之間同樣存在核恐怖平衡，不會輕易發生直接熱戰。這意味著新冷戰的基本模式依然不會偏離長期戰略對峙，在對峙中尋求制勝之道。
此外，冷戰時期美蘇經濟、科技體系一開始就已脫鉤、各自獨立運行，所以在長期對峙中，美國可以運用外交孤立、科技封鎖、經濟制裁等綜合手段，突出體制優勢來拖垮蘇聯。
而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非常高，各國經濟深度交織。而且不同於當年前蘇聯輕工業落後，今天的中國大陸工業體系齊全，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製造業大國，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重要地位，這使得中美及主要國家在科技和關鍵供應鏈上都難以彼此脫鉤。此外，美中兩國在文化和教育領域也進行大規模合作，彼此更難以切割。
在當今複雜背景下，西方自由陣營不可能像冷戰時期對待蘇聯那樣，通過外交孤立、科技封鎖、經濟制裁來同樣對待今天的中國大陸。
因此，新冷戰也難以複製冷戰時期那種與對手全面切割的獲勝模式。相較於「自由世界與中國切割」，一條更具現實可行性的戰略路徑恰恰是讓「中國和中共切割」，也就是最終促成「中國社會與中共控制體系之間的完全切割」。
可見，新冷戰的核心戰場，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前線與地緣邊界，而是在中國社會內部——傳統文明的歸屬與中共極權控制之間，是否能被重新區分與剝離？
2. 美國喪失了冷戰期間的兩大戰略優勢
冷戰中，美國曾經擁有兩大優勢，由信仰、文化與制度體系構築的軟實力優勢，以及由軍事、科技與經濟體系構建的硬實力優勢。
而在新冷戰背景下，美國的這兩大優勢均遭受重創，在面對中共超限戰威脅時，已經不能再像冷戰時期對抗蘇聯那樣保持明顯的戰略高位。
首先，在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長期滲透下，美國社會內部逐漸形成了一股具有制度影響力的「結構性內部對抗力量」（如前所述）。在其持續衝擊之下，美國以猶太－基督教信仰為核心的價值體系與傳統社會結構，正處在崩潰與修復的生死邊緣（「Turning Point USA」運動的出現，意味著美國的傳統力量正在試圖扭轉這種被動局面）。美國在冷戰期間曾經擁有的信仰和制度優勢，如今只能處於自保狀態，而無法再對外構築起具有道德高位的「文化戰略優勢」。
其次，美國國防產業在冷戰後不斷進行結構性調整，其體系完整性已遭破壞；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又遭受來自中共經濟超限戰的重創（見本系列第2篇《紅色木馬 掏空美國》），導致當今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國防關鍵供應鏈斷裂，國防產能被嚴重削弱。
僅以對維持海軍戰力至關重要的造船能力為例，美國造船業（包括軍用與商用）目前面臨嚴重的結構性困境。
根據2024-2025年的數據，中國佔據了全球商用和軍用造船市場的一半份額，而美國僅佔0.1%。2024年，中國單一國有船廠（CSSC）建造的船舶總噸位，就超過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所有的造船總和；2025年中國仍然主導全球造船業訂單。
根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2025年12月16日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美國海軍造船業同時面臨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包括勞動力短缺、基礎設施老化和不足、供應鏈脆弱、生產方式過時以及在採用領先生產實踐方面進展緩慢。
美國海軍目前在新造軍艦和艦船維修方面進度滯後，成本嚴重超支，船廠積壓大量待維護艦船，嚴重削弱了海軍可持續性戰力。而改善這種結構性困境則是一個長期的戰略轉型過程，而非短期之功。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造船業體系齊全且現代化，擁有大量熟練工人，無論是商船和軍艦，都可以快速、規模性建造。當前，中國海軍艦艇數量已經超過美國，在大型艦船和總噸位上正在對美國奮起直追。
除了海軍之外，在國防生產體系的諸多領域，當代美國都存在類似的結構性困境。這意味著，在可預見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即使在軍事技術上還能保持一定優勢，也難以在高強度、長周期的工業動員和生產能力上與中國大陸形成對等競爭。
綜上，無論是文化、制度，還是工業和國防體系，美國都不再具備冷戰期間那種可持續壓制對手的結構性優勢，面對中共的超限戰威脅，美國已不可能再複製舊戰略，而只能是另尋制勝之道。
3. 自由世界的戰略困境
與此同時，整個自由世界正處於文明層面的分裂狀態。美國面臨的危機，在歐洲也同樣如此，且歐洲的問題可能比美國更要嚴重。
從文化與信仰層面來說，歐洲是文化馬克思主義發源地，英法德等歐洲主要大國深受以文化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一系列「反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導致在信仰領域的轉向非常明顯。根據2023年～2025年的多項調查顯示，在英、法、德等主要歐洲國家，無神論與去宗教化人群已成為人口中的最大單一群體。
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對這些國家的「公共認同」與「價值趨向」產生深遠影響，導致歐洲的移民、能源、國防和安全政策，以及對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政治壓制，已多次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公開批評。特朗普政府警告歐洲的價值觀正在與美國漸行漸遠，或將影響美國與歐洲的同盟關係。
2025年2月14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演講中警告歐洲，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礎與核心價值，如果歐洲政府害怕自己的選民，繼續打壓異見、管控輿論、扼殺言論自由，那麼，美國和歐洲在價值觀上就會面臨分裂，美歐之間未來能否形成新戰略合作或將成為懸疑。
在特朗普政府2025年12月5日公布的新版國安戰略中，特朗普指出歐洲存在著一系列足以解構其傳統文明的嚴重問題，包括跨國機構的活動侵蝕政治自由與主權、移民政策引發的社會衝突、出生率下滑、民族認同與民族自信的流失等等。特朗普因此警告，歐洲正面臨「文明消亡」的危機。
西方文明及其價值聯盟都是構建在共同的猶太-基督教信仰基礎之上，由此衍生出的對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是西方傳統社會的核心架構。一旦這個核心架構鬆散，不但嚴重削弱西方國家的社會凝聚力，也會動搖整個自由世界戰略聯盟的穩定性。
面對俄烏戰爭，歐洲的應對顯得蒼白無力，難以發揮有效戰略威懾。在結束俄烏戰爭的戰略取向上，特朗普政府與歐洲存在顯著分歧，其背後所反映的正是特朗普政府與當前歐洲主流政治精英之間，在信仰與價值觀層面已經形成的結構性裂痕。在特朗普政府眼裏，與秉持東正教文明的俄羅斯恢復正常關係，將其從中共戰略聯盟中剝離出來，是特朗普政府外交天平的一顆重量級砝碼。
此外，特朗普政府意志堅定的要求「購買」格陵蘭，其背後的擔憂，不僅僅來自中共在北極地區日益增長的威脅，更來自特朗普政府對「正在自我淪陷的歐洲文明」是否還能獨自承擔北極防衛責任而產生的深深懷疑。
在美國，雖然有神論人口比例在近二十年來一直呈下降趨勢，但是根據2024年～2025年最新調查，美國信仰基督教的人口依然佔比超過60%，這也是「美國轉折點運動」能興起的社會基礎。
而在英法德等國，儘管也有保守運動強調傳統價值，但由於人口結構和信仰結構的巨大變化，信仰驅動力的嚴重削弱，這些回歸傳統的努力難以獲得廣泛社會支持，陷入邊緣化窘境。
綜上所述，自由世界曾經以信仰為核心構建的跨大西洋聯盟，在冷戰後已逐漸鬆散。在新冷戰時代，自由世界已無法再像冷戰時期那樣，以統一價值基礎、構建穩固聯盟，來展開長期性的對外戰略競爭。
這也標誌著新冷戰的重心，將不再是構築外部陣營的對抗，而是人類的傳統文明與反傳統的共產主義及其變體（包括西方社會以文化馬克思主義形式出現的去信仰、去家庭、去道德的各類意識形態工程）之間，在各自社會內部所展開的一場關乎人類傳統文明存續的生死競爭。
（未完待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