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在美國《科學》雜誌上發表的《禁漁令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文章，引起中共官媒很大的關注和讚賞，更成為2026年兩會代表的熱門話題。筆者認為中共大力吹捧的主要原因是：長江全面禁漁十年是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習近平親自指導的工程爛尾居多。但是在長江全面禁漁剛剛施行一年時，中共農業農村部就宣布，水生生物資源已經出現了恢復跡象。這次中科院的文章稱計劃實施三年後，生物多樣性的衰退已被遏制，一定會圓滿收官。
筆者認為，《禁漁令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一文，真實反映了中國科學研究中年輕一代的水平，基本功不紮實，順從中共的高壓政治統治，為中共既定的目標服務。他們不能像老一輩的科技工作者那樣，靜下心來，認認真真地、老老實實地做研究，而是希望在短期內出成果，出大成果，獲取個人的最大名利。
長江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河流之一，這裏曾經生活著四百多種魚類，其中一百七十多種為長江特有，22種為國家重點保護的水生生物。長江面臨的是淡水生物多樣性衰退危機，一些特有的、具有保護價值的物種已經滅絕，包括白鰭豚、長江鰣魚、長江白鱘，還有許多物種瀕臨滅絕。任何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擺明問題，特別是國家重點保護和長江特有魚種的現狀和問題，分析和尋找產生問題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禁漁令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一文中對造成造成生物多樣性危機的主要原因包括，只是一筆帶過（Among the primary contributors to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are the multiple interactive impacts of fishery overexploitation, dams causing flow regulation and fragmentation, habitat degrada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from sand mining, industries, navigation activities, and land conversion for agriculture and urbanization）。文章中提到有九大原因，即
——漁業過度捕撈
——水壩造成的流量調節
——棲息地破碎化
——採砂
——工業
——航運活動
——土地轉為農業用地
——城鎮化造成的棲息地退化
——水污染
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長江十年全面禁漁令，只是針對九大原因中的漁業過度捕撈，而對其它八大原因基本上沒有甚麼作用。
正如法國圖盧茲大學的教授塞巴斯蒂安‧布羅斯（Sebastien Brosse）教授（也是該文的作者之一），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公司記者採訪時指出的，水壩建設，尤其是像1981年修建的葛洲壩以及2000年代初的三峽大壩，都對長江流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在葛洲壩、長江三峽大壩之後，又建造了向家壩、溪洛渡、白鶴灘、烏東德、觀音岩等十餘座大型大壩。目前長江流域有接近五萬座水庫大壩。2021年12月23日《中國農村網》發表《「十年禁漁」護長江》的文章中承認，長江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河流之一，生活著4,300多種水生生物，其中170多種為長江特有。然而，上世紀末，由於攔河築壩、水域污染、過度捕撈等高強度的人類活動，長江流域生物完整性指數幾乎到了最差的「無魚」等級，生態系統瀕臨崩潰。
就連新華社在2025年8月1日發表的文章中也承認，攔河築壩、航道整治、挖砂採石等人類活動是主要原因。
關於已經開工建設的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站，中共則是採取貶三峽工程而捧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站的做法，說據稱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採用「截彎取直、隧洞引水」的開發方式，無需建造像三峽工程那樣的高180米的大壩，壩後形成1,084平方公里的巨型水庫淹沒區，這顯著降低了對雅魯藏布大峽谷生態多樣性的破壞。
受中國政治環境的影響，中國科學研究中年輕一代顯然是順從中共的高壓政治統治，自願為中共既定的目標服務，具體的做法，就是只挑選所謂的成績來講，不談還存在的問題。具體到這篇文章，就是講長江十年禁漁在三年中的所謂成績，不談還存在的嚴重問題。文章的題目《禁漁令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就凸顯了取得的所謂成績，所謂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而忽略了珍稀瀕危物種滅絕和瀕臨滅絕的現狀依然十分嚴峻，滅絕的風險沒有被遏制。
據說中共有一個長江稀瀕危水生生物拯救行動計劃，最終確定的保護目標為中華鱘、白鱘、長江鱘、胭脂魚和圓口銅魚這五種珍稀魚種，措施包括放流、禁漁、建立魚類自然保護區等。到了實施長江全面禁漁十年計劃實施之後，這項拯救行動計劃就變味了，變成了「有效推動落實中華鱘、長江鱘、長江江豚等珍稀瀕危水生生物拯救行動計劃」。中共政府採取偷換概念的方法，將中華鱘、白鱘、長江鱘、胭脂魚和圓口銅魚這五種珍稀魚種變換為「中華鱘、長江鱘、長江江豚」等珍稀瀕危水生生物。為甚麼更改拯救行動計劃的保護目標，這是因為白鱘已經滅絕，胭脂魚和圓口銅魚也不見蹤影。可以說，原來的拯救行動計劃已經失敗。
1988年12月10日經國務院批准，《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由原林業與草原局和農業部於1989年1月14日由首次發布並實施，國家重點保護分國家一級、二級保護，白鱀豚名列最高保護等級一級。2021年5月5日，新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正式公布，長江江豚等65種由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升為一級。如今，中共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張治禮認為，長江江豚是目前長江中唯一的淡水鯨豚類動物，長江江豚成為旗艦物種其生存狀況可以直接反映長江生態系統的健康程度。
從張治禮的表述中可以看到，1988年就已經名列最高保護等級一級的白鱀豚已經沒有了，長江淡水鯨豚類動物只剩下江豚一種了。在實施長江全面禁漁十年計劃之後，長江江豚也從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升為一級。1990年之前，長江江豚的保護並沒有得到重視。在1990年之後，長江江豚受到重視主要是沾了白鱀豚的光，它們同屬豚類。江豚科考是2006年第一次開始，當時普查數量1,800頭。
2017年7月24日中國農業農村部正式發布了2017年長江江豚生態科學考察結果。結果顯示：2017年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約為1,012頭，其中長江幹流445頭（2012年505頭），與2012年相比略有減少但無顯著性變化；洞庭湖110頭（2012年90頭），相較2012年略有增長；鄱陽湖457頭（2012年450頭），維持相對穩定；從江豚的分布來看，整體分布模式保持不變，幹流種群向更好的棲息地集中。總體來看，種群數量極度瀕危的現狀沒有改變，保護形勢依然嚴峻。
《禁漁令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一文中寫道：「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被扭轉。禁漁後，監測區域的魚類物種數量（物種豐富度）平均增加了13%，同時物種分布的均勻度也提高了7%。這意味著長江裏的魚類「朋友圈」在擴大，生態結構變得更穩定。
請讀者注意，2012年長江幹流、洞庭湖和鄱陽湖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為1,045頭，2017年為1,012頭，一共減少了33頭，減少3.2%。其中長江幹流從505頭減少到445頭，減少了60頭，減少11.9%；洞庭湖從90頭增加到110頭，增加了20頭，增加22.2%；鄱陽湖從450頭增加到447頭，增加了7頭，增加1.6%。
研究團隊認為，一些標誌性的珍稀物種開始顯露生機：長江鱘、胭脂魚等在人工增值放流輔助下的物種，數量有所增加。此外，圓筒吻鮈等並未作為重點放流對象的瀕危魚類，也出現了恢復跡象，說明禁漁對整個瀕危魚類群體都有普惠性好處。長江旗艦物種江豚，作為長江中唯一的淡水哺乳動物，其種群數量從2017年的445頭增長至2022年的595頭，增長了約三分之一。這得益於禁漁帶來的食物增加、誤捕死亡和船隻碰撞風險降低。
文章的作者專門跳出長江幹流的數據，掩蓋長江的總體數據，就是要突出，長江幹流的長江江豚種群數量從2017年的445頭增長至2022年的595頭，增長了約三分之一這個巨大的增幅，以此來彰顯長江全面禁漁三年的偉大成果。但是長江三個區域的長江江豚種群數量並沒有在2017年的基礎上增長了約三分之一。
根據農業農村部組織開展的2022年全流域長江江豚科學考察，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為1,249頭，其中，長江幹流約595頭、鄱陽湖約492頭、洞庭湖約162頭。與2017年1012頭相比，5年數量增加23.42%，年均增長率為4.3%。
2022年全流域長江江豚科學考察時，從2021年1月1日開始的長江全面禁漁才實施一年多，怎麼能夠把長江幹流長江江豚種群數量增長了約三分之一的成績，全部計算到長江全面禁漁十年計劃的頭上呢？
從進行的幾次長江江豚科考結果來看：
2006年：1,800頭
2012年：1,045頭
2017年：1,012頭
2022年：1,249頭
2022年的1,249頭只是2006年1,800頭的約三分之二。如果說，2017年生物多樣性衰退已經得到遏制，那麼2022年是這個勢頭的繼續。怎麼能夠說：禁漁令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
《禁漁令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的作者深知英文表述與中文表述的不同。《禁漁令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結論的中文翻譯如下：「類似的保護措施也可應用於湄公河和亞馬遜河等河流，提高可持續水產養殖產量或許有助於緩解人們對人類蛋白質需求的擔憂。全面禁漁可能有助於恢復河流生態系統，但這完全需要後續努力來支持可持續漁業的恢復。這還包括減少其它損害棲息地狀況、連通性、水質、流量狀況和其它關鍵河流屬性的壓力因素。本研究中關於長江的結果令人鼓舞，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下降的時代，支持大規模修復工作的雄心勃勃的政治決策有助於扭轉過去對生態系統造成的破壞，並為自然和人類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而英文原文的意思是：類似的保護措施也許可以應用於湄公河和亞馬遜河等河流，提高可持續水產養殖產量或許有助於緩解人們對人類蛋白質需求的擔憂，也許不可以，作者不能確定，但抱有美好的希望。全面禁漁也許可能有助於恢復河流生態系統，也許不可以，但這完全需要後續努力來支持可持續漁業的恢復。這還包括減少其它損害棲息地狀況、連通性、水質、流量狀況和其它關鍵河流屬性的壓力因素。本研究中關於長江的結果給人以希望，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下降的時代，支持大規模修復工作的雄心勃勃的政治決策可能有助於扭轉過去對生態系統造成的破壞，並為自然和人類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在這段總結中，中國科學院的科技工作者使用的是虛擬助動詞，如could、might、may。在這裏，虛擬助動詞的作用是表示了作者的主觀、美好的、符合領導要求的願望。而作者是對中文翻譯中所展現的結果，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所以說，他們是精緻的利益主義者，既要名利雙收，又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和後果。
記得美國克瑞頓大學哲學系袁勁梅教授在她撰寫的《父親至死，一步三回頭》一文中回憶了她父親——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袁傳宓。
袁勁梅教授寫道：長江魚兒洄游的時候，我父親從來都是要走的。這個規矩從70年代長江上建了葛州壩開始。我記得我父親的朋友老谷（筆者註：谷慶義教授）穿著一雙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寫字時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嚥地吃一碗蛋炒飯，父親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襖唉聲嘆氣地在小客廳轉來轉去。「壩上的過魚道沒有用？」父親問。「沒用。」老谷說。「魚不從過魚道走？」父親問。「不走。」老谷說。「下游的魚上不去了？」父親又問。「我剛從葛洲壩來。魚都停在那裏呢？」老谷說。「造壩前，我早就跟他們說了，魚不聽人的命令的，魚有魚的規矩。」父親說。「葛洲壩的人還以為他們今年漁業大豐收呢。正抓魚苗上壇醃呢。」老谷說。「你快吃，吃了我們就走。」父親說。我當時不知道他們要到哪裏去，只覺得他們惶惶不安。像兩個趕著救火的救火員。後來我知道了他們帶著三個研究生去了葛州壩，在那「過魚道」前想盡了辦法，長江的魚兒終於沒能懂得人的語言，也看不明白指向「過魚道」的路標，一條條傻呼呼地停在壩的下游，等著大壩開恩為它們讓條生路。最後，父親和老谷這兩個魚類生物學教授只好帶著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認本能的魚兒一桶一桶運過壩去。並且，從此之後，年年到了魚兒洄游的時候，他們都要帶著研究生去拉魚兄弟一把，把魚兒們運過壩去。這叫做「科研」工作。魚兒每年都得洄游，於是我父親就得了這麼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這就是中國老知識份子的執著，一年一年，一桶一桶把魚兒們運過壩去。袁勁梅教授說，「我必須告訴長江和長江邊的不肖子孫有關我父親的故事。我父親到死對長江都是一步三回頭。我希望等到人們總算懂得該向自然謝罪的那一天，會想起我的這些故事。」
筆者以為，《禁漁令遏制了長江長達七十年的生物多樣性衰退》一文的作者們，聽到袁傳宓、周開亞（一生致力白鱀豚保護的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等人的故事，他們只會說，這些人太傻！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大紀元》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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