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學家、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12—2006年）曾經說過：「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在他所處的時代是一位激進的革命者——正如我們這些鼓吹自由放任主義的人在我們這個時代一樣。」
兩百五十年前，也就是1776年3月9日，一位性格內向，常常沉浸在思考中、看起來對俗事有點心不在焉的蘇格蘭教授拋出了一顆重磅炸彈，這本書一經出版便迅速成為暢銷書。亞當‧斯密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全稱為「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以兩卷本巨著面世，堪稱經濟學的獨立宣言。
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他就重塑了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理論基礎。如今，他被譽為現代經濟學（modern economics）之父。
但是對於他的同時代人來說，他卻是一個更令人不安的人：一個激進份子（radical）。
他傳達的訊息是甚麼呢？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經濟學（laissez-faire economics）的激進思想，認為政府應該允許個人自由決定在哪裏生活、從事甚麼職業、設定甚麼價格，以及與誰進行交易，政府干預應儘可能少。
他的觀點正確嗎？還是說他的批評者——馬克思主義者（ Marxist）、凱恩斯主義者（Keynesian）和社會主義者（socialist），也就是那些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不穩定的、不平等的和不公正的觀點更有道理？
斯密的核心論點看似簡單，實則極具顛覆性。他認為，繁榮並非主要源於君王的法令、官僚機構的規劃或金銀的積累，而是源於數百萬個體在公平公正和良性競爭的框架下，為追求自身發展而做出的分散決策。
在一個由君主制、行會特權、貿易限制和國家支持的壟斷所主導的世界裏，這是一種革命性的理論。
斯密大膽地提出，個人「追求自身利益」往往會「促進社會利益」，彷彿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這句話在《國富論》中僅出現過一次，但它已成為其體系更廣泛洞見的象徵：秩序可以從自由中自發產生。市場協調人類活動並非通過中央設計，而是通過價格、競爭和自願交換等。
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許多批評家都認為這種設想既天真又危險。如果沒有細緻的監管，社會豈不是會陷入混亂？過去種種商業動盪的案例，難道不都是由於政府的強力干預才能恢復秩序嗎？在十八世紀，各國政府經常以「千百種方式」（in a thousand and one ways）介入，對貿易、生產、工資和殖民地商業進行監管干預。經濟生活完全取決於國家治理。
斯密對此進行了一次思想上的徹底轉變。他認為，更大的自由，而非更嚴格的管控，才是穩定和財富更可靠的引擎——前提是這種自由受到法治的約束。他寫道：「每個人，只要不違反正義的法則，就完全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自由並非無政府狀態；它受到競爭和法律平等的約束。
斯密的道德語言在現代人聽來令人震撼。他寫道，阻止一個民族「充份利用他們自己生產的每一部份產品」，顯然是「對人類最神聖權利的侵犯」。在他看來，經濟自由不僅高效，而且公正。俄裔美國作家蘭德（Ayn Rand，1905—1982年）在她的作品中充份表現了這一點。
然而，斯密並非盲目樂觀之人。他的「自然自由體系」（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並未承諾完美無缺。它無法終結商業欺詐、殘酷競爭、唯物主義和裙帶資本主義等。畢竟，他警告：「同業之人縱使聚首歡宴消遣，其談話終究難免演變成針對公眾的陰謀，或是謀劃抬高價格的詭計。」但是最終，在健全的競爭和法治的雙重作用下，這種種慾望將會在受約束的商業社會中得到抑制。事實上，他指出，正是對失去客戶的恐懼「抑制了欺詐行為，糾正了疏忽大意」。
他的預言十分大膽。按照亞當‧斯密的模式，各國將實現「惠及最底層民眾的普遍富裕」。這並非僅僅是精英階層的財富。斯密預見到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將會上漲，機會將會擴大，物質生活水平將會提高。他指出：「要使一個國家從最原始的野蠻狀態發展到最富裕的狀態，幾乎只需要和平的環境、寬鬆的稅收和尚可接受的司法制度等。」
隨後的歷史進程令人歎為觀止。《國富論》（1776年）出版後的幾十年內，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改變了英國，並進而改變了西方世界的大部份地區。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裏，全球人均收入成倍增長，預期壽命大幅提高，嬰兒死亡率驟降。曾經幾乎是全人類共同命運的——僅能維持溫飽的生活狀態——開始逐漸退場。
這僅僅是巧合嗎？還是斯密發現了能夠釋放持續增長潛力的機制？
20世紀後期，學者們試圖用實證方法檢驗這個問題。1980年代中期，以邁克爾‧沃克（Michael Walker）為首的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經濟學家們開始構建一個實證指數，以衡量各國經濟模式與斯密模型的接近程度。在米爾頓和羅斯‧弗里德曼（Milton and Rose Friedman,）伉儷等美國經濟學家的參與下，他們確定了經濟自由的關鍵要素：有限的政府監管、安全的財產權、健全的貨幣、國際貿易自由，以及對信貸、勞動力和商業的寬鬆監管等。首份《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於1996年發布，此後每年更新。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也發布類似的指數報告。
研究結果令人矚目。經濟自由度指標得分較高的國家，其人均收入（見上圖）、預期壽命、極端貧困率和環境績效等也往往更高。雖然相關性並不等同於因果關係，但這種模式跨越數十年和各大洲，始終穩健存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後，許多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貨幣穩定化和產權保護強化等。全球貧困人口以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下降。
無論資本主義存在何種缺陷，它在創造財富方面都比中央計劃經濟有效得多。而曾被吹捧為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蘇聯模式，如今已經基本被摒棄。長期以來計劃經濟無法創造的商品數量、質量和多樣性等方面，市場卻成功地做到了。
然而，經濟自由度的發展軌跡並非一帆風順。進入21世紀，一些發達民主國家的經濟自由度指標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監管力度的加強、公共債務的攀升、貿易限制的增加，以及對產業政策的重新重視，都反映出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回歸。市場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為，不平等、金融危機和環境惡化等問題需要政府發揮更強的干預作用。
這場爭論遠未結束。斯密本人並非意識形態狂熱分子。他認識到公共產品、基礎設施、教育和某些監管措施的必要性。他警告商界人士不要串通，並承認市場可能被權力和特權扭曲。他反對的並非政府本身，而是以中央集權式的指導取代自願交換的政府。
如今，兩百五十年過去了，斯密提出的核心問題仍然緊迫：到底是在個人在法治下享有經濟自由的情況下，社會更有可能繁榮發展；還是在當局試圖自上而下地操縱結果的情況下，社會更有可能繁榮發展？
斯密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冷靜而充滿希望。他寫道：「每個人為改善自身境況而進行的持續不斷的努力」，足以推動進步，「即使政府揮霍無度，行政管理出現重大失誤」。
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思想經久不衰，歷久彌新！#
作者簡介：
馬克‧斯考森（Mark Skousen）現任加州的查普曼大學（Chapman University）多提-斯波利自由企業講座教授（Doti-Spogli Chair of Free Enterprise）。他著有《現代經濟學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勞特利奇出版社，第四版，2022年）及其它多部著作。他也是自由思想盛會「自由節」（FreedomFest）的製作人。
原文：It All Started With Adam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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