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戰略覺醒已不再是理論上的概念，而是正在實時發生的事實。

最近幾周，東京方面證實了在西邊的與那國島（Yonaguni Island）部署先進地對空導彈系統的計劃。與那國島是日本最西端的有人居住島嶼，距離台灣僅約70英里（約110公里）。此次部署是加強日本西南島鏈防禦體系的更廣泛舉措的一部份，該地區恰位於正在形成的印太力量平衡的關鍵地帶。

然而，日本的安全轉型並非始於此次部署。如今它戰略轉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個半世紀以前。歷史是了解未來的窗口。

1854年，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年）海軍准將率領包括旗艦「蘇斯奎哈納號」（USS Susquehanna）在內的軍艦隊抵達日本，迫使日本結束其閉關鎖國政策，開啟了近代史上最具深遠影響的地緣政治接觸之一。那一刻不僅僅讓日本港口對外開放——它更永久地改變了日本的發展軌跡，並締造了現代世界最重要的戰略關係之一。

隨著日本擴大軍事能力並重新評估其戰後安全態勢的侷限性，它並沒有拋棄過去，而是在應對不斷變化的印太地區的戰略現實。

要理解日本今日的轉型，就必須了解美日關係的漫長髮展歷程。這個歷程既顯得獨特又充滿矛盾。

自從佩里將軍到來後，日本開啟了一段意義非凡的現代化時期。為了避免被西方列強征服，日本迅速研究外國軍事體系，推進經濟工業化，並構建了一個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國際體系中生存的國家。與此同時，日本也滋生了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陰暗的一面。

到20世紀初，這個島國已經崛起為一個主要強國。這個發展軌跡最終導致了二戰期間日本與美國的災難性衝突。

1945年日本戰敗，標誌著戰略格局的深刻重塑。日本帝國時代終結，在美國的領導下，新的安全體系建立起來。日本在其《憲法》中宣布放棄戰爭，而美國則承諾保障其安全。

這個安排取得了非凡的成果。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民主制度得以延續，美日同盟成為東亞穩定的基石。日本成為美國永不沉沒的航母。

戰後格局建立在兩個假設之上：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統治地位將保持不變，以及區域威脅將保持在可控範圍內。如今，這些假設正在瓦解。

共產中國正在迅速轉型為海上、導彈、網絡和太空領域的強大軍事力量。北京持續增加國防開支，這是其長期致力於軍隊現代化和擴大區域影響力戰略的一部份。

朝鮮擁有可投入使用的核武器和遠程導彈能力，而俄羅斯則繼續推進其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現代化。

日本現在夾在這三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之間。這三個國家都對日本和美國主導的秩序構成生存威脅。

幾十年來，東京嚴重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僅維持有限的常規力量。這種安排使日本得以專注於經濟增長，而美國的實力則維繫著地區秩序。

如今，這個戰略環境正在經受考驗。

若缺乏更深層次的整合、更強大的常規軍事能力，以及美國與其盟友之間更緊密的作戰協調，僅靠延伸威懾是無法維持穩定的。日本並不尋求發展核武器，而是通過導彈防禦、反擊能力、聯盟磋商和整合性軍事規劃等方式來加強威懾。

在更具危險性的戰略環境中，可信賴性必須建立在實質能力之上。這兩者正是真正威懾力的兩大支柱。

日本西南諸島的地理位置清楚地表明了這一現實。東京已開始加強這些島嶼上的軍事基礎設施建設，部署先進的導彈防禦系統，並擴大監控能力。這些島嶼構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阻斷了中共力量進入太平洋的通道。

從地理位置來看，日本正坐落於東海與更廣闊的太平洋之間的戰略要衝。

如同許多涉及亞洲的重大衝突局勢一樣，台灣問題總是會成為焦點。任何涉及台灣的衝突，都會立即波及日本領土和駐紮在那裏的美軍基地。中共軍事策劃者對此心知肚明。對台作戰幾乎肯定會包括對沖繩及其周邊地區基地的打擊。

對東京而言，台灣並非邊緣地帶，而是關乎日本安全的核心。

日本不斷演變的國防態勢反映了幾個相互強化、相互呼應的優先事項：加強對西南島嶼的防禦、分散軍事基礎設施、增強海上和空中拒止能力，以及深化與美國的聯合作戰計劃。

這不是軍國主義，而是地緣政治的必然發展。

然而，當前的迫在眉睫的危險來自朝鮮。

平壤擁有核彈頭、移動發射系統和日益精密的導彈技術。朝鮮的導彈試射經常飛越日本領空，這更凸顯了日本加強導彈防禦和民防準備工作的緊迫性。

在東北亞，威懾必須採取多層次的策略，因為威脅本身就是多層次的。

日本的戰略轉型並非一蹴而就。前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1954—2022年）在奠定日本現代安全態勢的制度基礎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安倍設立了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擴大了集體自衛的法律依據，並加強了與美國和地區夥伴的戰略協調等。

當今的日本領導層正以此為基礎繼續推進。日本正在將國防開支提高到與其它主要民主國家相當的水平，同時加強經濟安全政策，並強化關鍵技術的供應鏈。現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主張修改《憲法》第九條（註：主要內容包括，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承認交戰權，因此使這部《憲法》稱為「和平《憲法》」），使其不再僅僅側重於自衛，而是轉向「主動防禦」（Proactive Defense）。

日本正在從戰略討論轉向戰略執行。

外部壓力（External Pressure）——外壓（Gaiatsu）——再次推動了日本的國內改革。日本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1868—1889年）是在西方入侵的衝擊之後發生的。冷戰同盟的形成源於戰後重建的戰略現實。如今，中共勢力的崛起和地區安全環境的不穩定再次加速了內部變革。

對於美國決策者而言，日本的轉型具有巨大的戰略意義。

未來印太地區的局勢將高度依賴於日本的基礎設施、後勤保障和政治決心等。沒有日本，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投射將變得極其困難。有了日本，威懾力依然可信。

因此，日本的覺醒加強了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權力平衡。

從佩里的黑船（註：當時美國軍艦外觀漆成黑色，且蒸汽船排放濃黑煙霧）來航，到冷戰時期的同盟關係，再到21世紀的戰略競爭，日本的發展始終在與美國的力量不斷互動中展開。

美日聯盟正在步入一個新階段。我們不僅要關注地緣政治的殘酷現實，更要關注道德層面：崛起中的民主日本，加上民主的台灣和韓國，不僅符合美國的價值觀，也符合世界人權和自由。這將成為抵禦中共、朝鮮和俄羅斯暴政的堅實堡壘。

日本不再僅僅依靠美國作為保護傘，它正準備與美國攜手維護地區秩序。

印太地區的未來穩定並非僅由華盛頓或北京決定，而是取決於美日夥伴關係的強度和韌性——這個夥伴關係最初於1854年建立，1945年進行了重塑，如今正進入其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之一。#

作者簡介：Lamont Colucci博士，曾任美國太空軍（U.S. Space Force）負責作戰理念與戰略原則（doctrine development）的首任主管，現任威斯康辛州康考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政治學教授。他曾任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專長於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太空戰略等。他著有多部關於外交事務和美國大戰略等領域的著作。

原文：Japan's Strategic Awakening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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