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俗話，遠親不如近鄰。自從一位年輕的韓國女子佩特拉和她的家人搬進我們位於多倫多的公寓樓後，我才明白這句話的真諦。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認識任何鄰居。我只聽到他們在關門後說話、歡笑、歌唱，但完全不知道他們是誰，原籍在哪裏。」
來自中國的顧真真在「加國移民」網站上暢談了她到了加拿大後，在左鄰右舍間找到「家人」的經歷。
佩特拉
佩特拉和我很快成為了好朋友，可能是因為我們有共同點：我們都來自亞洲。我們待在家裏照顧嬰兒、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買雜貨。我們有時不約而同感到孤獨和無聊。
佩特拉經常邀請我到她的地下室公寓共享美味的午餐和晚飯。我為她慶祝她的28歲生日，分享生日蛋糕，並唱「生日快樂」歌。我參加畢業典禮領取證書的那天，她陪我去了大學，還給我買了鮮花，把我的妝容和頭髮打點得極為精緻，甚至幫我戴上她的耳環和項鏈。我從來沒有這麼漂亮過。
佩特拉和我其實很不一樣。她是一名基督徒，而我在共產中國長大。但，這並不重要。我們相處得很是融洽。當她在飯前垂首、閉目、雙手合十祈禱時，我坐在她對面，默默地看著她，面帶微笑。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對一切都心存感激：每天桌上的麵包、四月陽光燦爛的日子、一段友誼……，而我經常認為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雖然我並不信教，但周日早上我還是會和她一起去教堂。當她大聲唱讚美詩時，我靜靜地站在旁邊聽著。身邊有人陪伴，總是讓人感到安慰。對我來說，這點渴望是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
我和佩特拉帶著各自的嬰兒在公園野餐。我們在動物園裏閒逛，吃著冰棍，更像孩子而不是母親。多虧了佩特拉，我的產後憂鬱消失了。我恢復了樂觀，我又能欣賞美好的事物了──燦爛的笑容、滿月、早春的連翹、盛夏的菩提樹。
後來，佩特拉和她的家人搬到了另一個省份。但我不再感到孤獨，我在她的教堂裏結識了幾個朋友……
弗蘭克
接下來，我和隔壁鄰居弗蘭克成為了朋友。
我們的友誼始於一起喝茶。他是一位退休教授，而我是全職媽媽。他來自賓夕法尼亞，而我來自北京。我們相遇了。他和我母親同齡，所以我們看起來是一對奇怪的搭檔。我們之間無話不談。我生性好奇，總是向他問東問西。他聰明博學，有問必答。
不久，我們家搬到了城市北部。我們仍然保持聯繫。這種獨特的友誼持續了二十多年。
弗蘭克總是樂於助人。一個冬天，我丈夫在佛羅里達工作，我的大兒子生病了，我打電話給弗蘭克。他很快就過來了，開車送我們去了多倫多市中心的兒童醫院。當我照看生病的大兒子時，這位70多歲的老人整個晚上抱著我的第二個兒子，當時他還是個胖乎乎的嬰兒。他小心翼翼，就像抱著一個易碎的花瓶！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們才知道，醫院居然提供了嬰兒車。那時，他的背已經疼得要命了。
弗蘭克很慷慨。我丈夫在中國是一名攝影師，拍了很多風景照片，比如長城和黃山。每年聖誕節前，弗蘭克都會花錢購買我丈夫的照片，這樣我們就有一筆費用給孩子們買新衣和玩具。
他記性很好，清楚記得我們孩子的生日，臨近日子時會給他們寄一張生日卡，裏面附錢。當他來看我們時，他會給孩子們帶來書籍，比如蘇斯博士的《戴高帽的貓》、《綠雞蛋和火腿》，還有錄像帶和冰淇淋。有時他會為孩子們訂披薩──一頓美味的午餐。
他真的是一位溺愛孩子的祖父，這讓他在我心中成為了父親的形象。有一年父親節，我邀請弗蘭克來我們家吃午飯。我做了我唯一擅長的西餐：意大利麵！
弗蘭克和我們分享他的冒險經歷。他不僅給我們寄生日賀卡、聖誕賀卡，還給我們郵寄風景如畫的明信片，無論他走到哪裏，舊金山、華盛頓特區、墨西哥城……
他在舊金山這樣寫：「你會看到這張照片上的纜車是在一座山上。舊金山有很多山，其中不少頗為陡峭。」
他從哥斯達黎加提筆：「雖然這張圖片是日落，但它讓我想起了你們在中國拍攝的黎明時分的漁船。」
他是一個善良而睿智的人，他幫助我度過了移民的艱難時期。他是一個美國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們卻成為了最好的朋友。
那年夏天，弗蘭克安祥離世，享年89歲。他的音容，仍時常縈繞在我的心頭。他為我訂閱的《多倫多星報》每個周末都會送到我家門口，我稱它為「天堂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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