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一本書的封面會讓讀者對該書的主要內容一目瞭然。美國多產作家楊（JT Young）博士的《前所未有的攻擊：大政府如何釋放了美國的社會主義左翼勢力》（Unprecedented Assault: How Big Government Unleashed America’s Socialist Left，2024）一書的封面上，有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和德國激進政治思想家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的肖像，他們都向外凝視沉思。我們究竟是追隨喬治華盛頓的哲學，追求在一個僅限於保護我們權利的政府下的個人自由，還是跟隨馬克思的足跡，謀求在一個權力無限的政府下的強制集體生活？

鑒於馬克思主義國家的恐怖記錄，大多數人不會認為這一點有任何疑問。然而，今天，馬克思的追隨者數量之多、資金之充足、在政府中的戰略地位之重要，令人吃驚，他們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我們其他人。同樣令人震驚的是，他們成功地將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污衊為「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ist），並對他進行無情的蔑視。

美國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曾任國會工作人員、後任財政部助理的楊博士解釋了其中的緣由。在這本書中，他給讀者上了許多美國歷史和公民教育課。

楊博士寫道：「似乎，美國社會的每一個重要領域現在都成了戰場。即使是不經意的觀察者也會發現這一點，許多人都曾親身經歷過。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僅舉幾例：左派激進的氣候議程偏重意識形態，而非真正關注能源問題；他們的『社會正義倡議』（Social Justice Initiative）聲稱要打擊美國的隱性種族主義，但卻是用自己的顯性種族主義來打擊隱性種族主義；在學校，他們追求的是灌輸，而不是教育。」這些（以及其它許多）都不是微不足道地改變國家政策的例子，而是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社會結構的運動的一部份。

在此僅舉幾個當前的例子，非民選的官僚是否應該有權告訴我們是否可以使用天然氣爐，或者規定學校、企業和教堂必須因為官員宣布的緊急情況而關閉？對於這些問題，任何作出肯定回答的人所希望擁有的國家，顯然與喬治華盛頓等開國先賢們幫助我們建立的國家截然不同。

在該書中，楊博士對「傳統左派」（traditional Left）和「社會主義左派」（socialist Left）進行了區分。前者自十九世紀以來就一直存在。例如，當時有一些農民和產業工人組織，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認為可以通過集體行動獲得更多利益。然而，他們並不想推翻美國的經濟制度，轉而支持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國有制。正如楊所觀察到的，美國人可以自由嘗試共產主義，在少數情況下，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一位有遠見的社會主義者在印第安納州建立了「新和諧」（New Harmony）社區，那裏沒有私有財產，每個人都為所有人的利益而工作。由於缺乏激勵勤奮工作和創新的措施，該項目在幾年內就失敗了。

社會主義者派出了宣揚其理想的候選人，但他們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只獲得了很小比例的選票。很少有美國人對這些候選人的國家主義、反美意識形態感興趣。

然而激進左翼總是知道如何利用危機。為激進左翼敞開大門的第一場大危機就是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1929—1939年）。楊博士指出，與流行觀點相反，大蕭條是由政府的失誤造成的，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聯邦儲備系統的錯誤決策為1929年的股市崩盤埋下了伏筆。楊博士的這個觀點，只是他為那些只聽過官方左派歷史版本的讀者所做的眾多更正之一。而在其後，一旦大蕭條來臨，政府旨在振興經濟的政策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隨著人們越來越絕望，他們向政府尋求拯救，而美國第32任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年）實施的新政，正是被巧妙地推銷為拯救措施。羅斯福新政從根本上改變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鼓勵人民向政府尋求幫助。這是社會主義左派計劃的一個重要部份，也是在破壞美國人自力更生的基本價值觀。

儘管如此，激進左派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仍然沒有甚麼吸引力。激進份子需要更多的助力來推進他們的議程。楊指出，1962年，民主社會學生組織發表宣言，呼籲在美國進行革命性變革。三年後，第36任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1908—1973年）多管齊下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劃，讓激進份子們獲得了意外的突破，那就是約翰遜提出的通過大幅擴大聯邦權力和聯邦支出來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想法。約翰遜本人並不屬於社會主義左派，然而他的政策為激進份子提供了他們從未擁有過的東西，那就是獲得美國財政部的權力。眾多的「偉大社會」計劃為法律服務公司等激進組織提供資金，這些組織利用這些資金組織客戶群，幫助遊說政府增加預算和爭取更大的權力。

「偉大社會」計劃還創造了大量新的政府受益者，尤其是在醫療保健領域。

然而，楊博士在書中卻忽略了「偉大社會」中最具災難性的一個方面：聯邦學生援助。聯邦學生資助（助學金和簡易貸款）使更多的美國人能夠上大學，其結果幾乎完全是負面的：學術水平下降，入學費用急劇上升，最令人心憂的是，大量美國人接受了許多教授強行灌輸的反美宣傳。

如今，激進左派的觀念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為大學生們反覆聽到這些觀念。許多課程都只是教授們的觀點，幾乎無一例外地大肆宣揚美國是「不可救藥的種族主義者」，是地球的禍害。學生們很少聽到為我們的偉大傳統進行辯護的聲音，他們不能容忍與有意灌輸給他們的信念相衝突的任何論點。如果不是社會主義左派主導了我們的教育機構，它的擁護者會少得多，用於其事業的資金也會少得多。

那麼，我們該如何抵禦這場史無前例的攻擊呢？楊認為，美國人民需要看到政府所作所為的真相，而左派總是試圖掩蓋這些真相。在這一點上，他預見到了2024年大選最令人振奮的結果之一——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DOGE）的成立。有了億萬富翁馬斯克（Elon Musk）的掌舵，我們有理由相信，政府部門龐大的、大多違憲的、而且經常是明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開支將受到公眾的監督。

楊博士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沒有欺騙，社會主義左派的惡性影響就不會存在。社會主義左派試圖把美國改造成一個嚴格控制的集體主義社會的理念，薄弱得可悲。要想從他們手中拯救我們的國家，就需要取消政府撥款，向人民展示美國的傳統是何等的卓有成效。在這一方面，楊博士的這部新著著實讓我們大開眼界，值得深入閱讀。

本文刊自美國經濟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網站。#

作者簡介：

喬治‧利夫（George C. Leef）是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詹姆斯‧馬丁學術復興中心（James G. Martin Center for Academic Renewal）的編輯內容總監。他擁有威斯康辛州卡羅爾學院（Carroll College）文學學士學位和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2003年之前，他一直擔任約翰‧洛克基金會（ John Locke Foundation）副總裁。他是福布斯（Forbes）網站的定期專欄作家，1996年至2012年擔任經濟學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FEE）出版的《自由人》（The Freeman）的書評編輯。他在《自由人》和《獨立評論》（Independent Review）等多家雜誌上發表過大量文章。他還定期為《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等多個網站撰稿。他最近出版了小說《詹妮弗‧范‧阿斯代爾的覺醒》（The Awakening of Jennifer Van Arsdale，2022）。

原文： Can America Withstand the Socialist Left’s Assaul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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