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到美歐科技圍堵的情況下，中共推動「科技自立」。地緣政治競爭成為中共發展科技的根本驅動力。為此，中共加強了對科研機構的控制。然而，專家指出，這對中國科學產出的質量構成了長期風險。
近日，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安徽考察期間表示，科技創新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國家綜合實力的關鍵。科技創新必須依靠自身力量，要加速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而不是依賴外部力量。
這反映出習近平對美歐國家對中共實行科技圍堵的焦慮。
美國對中國技術政策重大逆轉 中共倍感危機
2022年10月7日，美國政府針對中國人工智慧和半導體產業頒布了一系列新的出口管制法規。該新規標誌著美國25年來對中國貿易和技術政策的重大逆轉。
首先，新政策不是根據出口是否與軍事有關來限制向中國出口先進半導體技術，而是根據整個中國的地理範圍來限制。其次，美國先前的出口管制旨在允許中國實現技術進步，但限制其步伐，而新政策大大降低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尖峰技術能力。
這一天標誌著美中關係以及國際政治新時代的開始。新政策頒布僅10天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個拐點，」他說，「冷戰後的世界已經結束，為了塑造接下來的世界，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競爭。競爭的核心是技術。」
次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向江蘇代表團表示，中國必須「形成新的發展動力、新的優勢」，以「有效應對外部打壓和遏制」。他在統戰顧問演講中進一步表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全面遏制、圍剿，為中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大約在同一時間，即將離任的國務委員肖捷表示，科技部重組的具體動機是「國際技術競爭、圍堵和打壓」的「嚴峻形勢」。
中共控制科研機構 專家：對科技質量構成長期風險
中共這些言論顯然直接承認了地緣政治競爭是制定科學和技術政策的驅動力。中共與美國和許多其它發達民主國家的關係持續惡化，特別是在北京拒絕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北京當局2006年在《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將「自主創新」列為首要政策重點，但是中共從未明確將美中競爭跟創新過程本身連結在一起。
由於科技競爭如此重要，中共將黨的控制之手伸向了科技機構，2023年3月成立了中央科技委員會，這是一個黨的機構，在等級制度上高於科技部。
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公共政策計劃前副主任和政策研究員安娜·阿勒斯撰文說，集中化的目的是促進彙集技術領袖和資源，以便快速、順利地推進核心技術和研究領域。
阿勒斯說，共產黨試圖擴大其在國內科學機構中的影響力，這對中國科學產出的質量構成了長期風險。
在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與中國其它公共和商業組織一樣，黨支部和黨委書記被賦予了更高的地位和決策權。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一直存在的黨組織，最近又變得更加突出和強大。
阿勒斯說，大學員工被要求參加黨的意識形態培訓課程，其程度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從未見過的。習近平在對大學生、研究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講話中提到了「又紅又專」的舊口號。
2024年1月，中國的一些大學正式合併黨委和校長辦公室，組成一個最高領導機構，類似於政府中其它地方所說的「一個機構兩塊牌子」。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舉措，它以鮮明的形式反映了黨務、黨員管理和意識形態控制與教學科研管理之間的界限模糊。
科技政治化 黨的控制給創新帶來負面影響
黨的控制給中國的科學創新帶來種種負面影響。
阿勒斯還說，目前，學校裏的黨委書記比以前更多地能夠影響中國科研機構的招聘、財務和戰略決策。這個職位及其不斷擴大的權力也使現任者能夠出於純粹的個人動機，或僅僅是出於對權力的渴望，對其組織內的同行施加影響。
分析認為，這將鼓勵科研人員熱衷於拉關係，而不是踏踏實實做研究。
華府智庫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STPI）研究人員韓雪英在研究論文中說，靠關係出人頭地仍然是中國科研環境的普遍特徵。這導致了一種稱為「靠山頭」的現象。例如，當團體內的某個人取得成功或晉陞到權力職位時，他只對他/她的團體中的人表現出偏愛。
此外，韓雪英說，中共的科技創新技術官僚機構建立了一套複雜的績效衡量體系，它將全球指標與以廣泛評估和排名為特徵的國家傳統相結合。在過去二十年裏，科技創新領域的成功幾乎完全是以國際公認的出版物、專利和獎項來衡量的。科研組織以巨大的活力執行它，給其員工帶來了極大的績效壓力。
根據韓雪英對中國科研人員的採訪，中國目前的研究環境不利於創新或原創性研究，因為重視發表數量而不是研究品質。這種環境鼓勵研究人員從事能夠帶來短期、立竿見影的成功的研究活動。
例如追求唾手可得的成果並發表快速周轉的出版物，而不是從事長期的、創新的和風險更大的研究。這難以帶來科學突破。
上海交通大學的一位受訪者寫道：「追求發表數量是一種短視行為；沒有人願意做長期研究。」四川大學的一位受訪者表示，「沒有足夠的自由來進行原創性、創新性研究」，而且「獎勵制度促進了短期研究」。華南理工大學的一位受訪者指出，「研究項目沒有『大局觀』，沒有完全的獨立和自由進行研究。」
中山大學的一位受訪者認為：「人們進行研究是因為他們被迫進行研究，人們發表出版物是因為他們必須發表出版物。人們過度專注於即時成功。很少人真正有興趣做研究，他們只是因為被迫才這樣做。解決任何（真正的）研究問題或具有實際品質的真正研究非常少。」
阿勒斯表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及其官員對中國科技創新體系的滲透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越來越多的研究記錄了黨在頂層指導和微觀層面紀律方面的嘗試。
他認為，雖然對產出的具體影響仍然難以確定，但這種政治化將使合作的外國實體更難將中國同行視為完全專業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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