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1月17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表討伐「社會主義」的諍言後，9月24日阿根廷總統米萊（Javier Milei）又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責聯合國將「社會主義」議程強加給會員國，並呼籲各國加入「自由議程」（freedom agenda）。
上次他以阿根廷近百年慘痛經驗，敬告世人社會主義的惡毒，必須趕緊擁抱「自由企業資本主義制度」這個不只是結束世界貧窮的唯一可能制度，而且是唯一符合實現道德的制度。
聯合國已成龐大巨獸
這一次米萊指責聯合國已成為一個龐然巨獸，試圖決定每個民族國家應該做甚麼，以及全球公民應如何生活。他說「左派的想法總是這樣。他們根據人類應該做的事來設計一個模式，而當事情與此不同時，他們就會使用鎮壓、限制和縮減個人自由或貿易，或侵犯天賦人權的政策。」他並邀請「自由世界的所有國家加入我們的行列，不僅反對這項協議，還要為這個崇高的機構制定新的議程：自由議程。」
眾所周知，米萊自去年12月就任阿根廷總統以來，一直致力於解決數十年來阿根廷嚴重的經濟危機，他採用「休克或震盪療法」激進政策，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就職不滿一年，簽署「必要性和緊迫性法令」，提出「休克計劃，廢除多項法律與法規」，主要表現在四個項目上:一是削減公共支出，將政府部門從18個減為9個，秘書處由106個減至54個，致公共服務部門的高級職位減少超過50%，政府總職位減少34%，並將公務員的養老金削減30%，不再進行公共工程建設，取消已招標未開工的項目;削減對能源與交通的補貼等。二是將官方匯率下調至一美元兌800比索。三是阿根廷11個省政府同時宣布控制和減少公共支出，並宣布經濟進入緊急狀態。四是國有企業私有化。
這些政策可說是兌現選舉政見，原本被普遍看衰，但2024年1月，阿根廷政府實現了近12年來的首次月度財政盈餘，4月又實現2008年以來首次的季度盈餘，而嚴重的通脹與財政金融指標也開始改善，貧困人口顯著減少。阿根廷經濟部長宣布阿根廷已擺脫重症監護，並對企業家們喊話:「至暗時刻已過，我們正在明顯恢復。這一恢復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改革基礎法案的通過，二是說服民眾與企業家們。變革和恢復的速度更多地取決於各位，以及信任。」
其實，當米萊一就任，就在去年12月26日簽署一項法令，新政府將不再與自1月1日以來聘用的數千名政府員工續約，隨即引發全國大罷工，國家全面癱瘓12小時。阿根廷國家勞工上訴法庭也發布禁制令，暫停米萊經濟改革計劃中涉及勞工改革的相關措施。但米萊並未退縮，且以經改的成功贏得必要的政治支持，熬過混亂且艱難的半年，迎來新改革的起點。繼續按部就班一步步向前走。迄今阿根廷經濟已現曙光，但正如米萊強調的，改革很痛而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反撲更是無所不在，除了改革者需有堅強信念的撐持，義無反顧地勇氣和智慧外，人民的支持和國際的肯定也很重要。
米萊是經濟學家，是親身嚐過通貨膨脹的苦果才立志當經濟學家的，信奉的正是對通貨膨脹最正確認識的奧地利經濟學，堅信自由經濟，主張小而有能的小政府。他在競選時就一再強調「必須徹底作天翻地覆的改革，轉向自由經濟由價格機能來引導」，並一再真誠地警告阿根廷人要做好經濟「震盪」的準備，表示「除了調整別無選擇」，也說了「我們知道短期內情況會惡化，但隨後就會看到我們努力的成果」。
阿根廷改革曙光已現
經過半年多混亂而艱難的改革之痛，之後再接再厲啟動新一波的改革:7月8日頒布「阿根廷人自由基點與起點」綜合法案和一籃子財政措施計劃，宣布將在行政、經濟、金融和能源領域進入為期一年的公共緊急狀態，並在這些領域授予總統特殊權力。米萊政府宣布啟動第二階段經濟穩定計劃，旨在進一步減少貨幣發行量。先是自7月15日起停止發行貨幣比索，關閉因財政赤字而發行貨幣的閘門;接著將「關閉貨幣發行的水龍頭」，再接著是「退出外匯限制」。9月15日米萊向國會提交首份預算提案，以「零赤字」為目標，預計到2025年底通貨膨脹率降至18.3%，經濟增長率為5%。
雖然阿根廷經濟在今年上半年累計下降3.2%，國際貨幣基金（IMF）在7月中再下調其今年經濟增長率預期為萎縮3.5%，但2025年將反彈上漲5%。總之，迄今米萊政府已在多年財政赤字、外匯耗盡和高通脹之後撐住了搖搖欲墜的國家財政，也獲得IMF、高盛、摩根大通等國際機構看好經濟前景。
看來米萊已挺過灰暗艱難時刻，只要他堅定地持續改革步伐，光明前景已可預見。不論米萊「休克療法」政策細節如何，總括一句話「自由化、開放」。儘管有「激進」、「漸進」的不同做法，但一樣都是「自由開放」，或者是「鬆綁」，只要當政者真正採取行動落實，由歷史斑斑史跡可以證明，經濟復甦繁榮就是後果。
自由經濟魅力無窮
順手拈來一些實例：1960年代台灣實施「第一次經濟自由化」帶來了經濟奇蹟，新加坡、香港及南韓跟進成就了「亞洲四小龍」；二次大戰後德國一片廢墟，在艾爾哈德（Ludwig Erhard）毅然採行洛普克（Wilhelm Röpke）建議的解除種種管制、恢復市場自由的政策之後，短短幾年就從一個戰後廢墟變成歐洲主要的債權國，並保有十足兌現的強勢貨幣，還可用其經濟力量幫助美國解除國際收支困難，短短十年其國際貿易由零升到全球貿易次席，隨後日本也採用德國的自由經濟開放政策，同樣收到好的效果；1970年代，智利在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芝加哥小子們」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改革下，由軍政府採納實施，不但成就「智利經濟奇蹟」，還實現政治自由；1978年底共產中國的「放權讓利」經濟改革，即使是漸進式經濟自由化，也讓其成為經濟強國。
所以，只要施行自由經濟，經濟繁榮都是立竿見影，即使只是開小門，也都是績效卓著，因而米萊的自由經濟改革短期內就見效，似乎也是理所當然，關鍵在於是不是真心行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例舉的經濟改革，都不是由當政掌權者制定政策，而只有米萊是親自主導，因為他本身是經濟學家，這一點應該非常重要，此由下半生致力推動自由經濟，並風塵僕僕不辭辛勞走訪各國政要，推動、甚至實際參與自由化改革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1912—2006）在1993年為其《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台灣出版的中譯本特別寫的序可以得知。
維持市場機能運作難於導入市場機能
弗利曼是這樣寫的：「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零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份，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最重大的行為變革發生在原本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和其衛星國，以及中共。那些國家試圖以自由市場取代中央集權控制，來獲取最大可能的利益，位處於西半球的我們對這些發展深感得意。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形態，而共產主義國家卻正在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們所處的國家之形態。
我對台灣的了解不深，因此我不敢說台灣的情形是否亦如上述的西方國家之態勢。然而，以美國為例，我確信反轉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縮小政府規模和減少侵犯個人事務是極為迫切的做法。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
在台灣發行《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許像是運送煤炭到電氣化的城市，因為台灣過去四十年來遵循本書所闡釋的理念，已經變成二十世紀的經濟奇蹟之一，一如香港、新加坡、二次大戰後二三十年的西德，以及過去二十年來的智利。不過，這樣的成果並不是說本書的理念就不相干了。美國和其它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我非常希望本書的發行能夠幫助台灣保有、且擴大其人民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是的，「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不過，那可能因為掌權者是政客，或是無心福國利民者，而我們由米萊勇敢為阿根廷擔起重擔，並且還不辭辛勞赴國際場合宣揚自由經濟，撻伐社會主義、集權主義和共產主義以拯救世人免受毒害觀之，米萊應該會一直堅持，不受政治腐化、誘惑而維持並傳承自由經濟體制才是！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搬出英國阿克頓公爵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期勉米萊能一直「明哲保身」且「出淤泥而不染」，是盼！！#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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