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年罰款逾四千億 專家：政權末期亂象

中國經濟下行，有大陸學者披露2022年中共在全國罰沒（罰款加沒收）收入達4,283億元（人民幣，下同），創10年新高。當局近日強調「不能亂罰款」，但7月三中全會剛宣布向地方「下沉部份非稅收入管理權限」，引發增加亂罰款的疑慮。專家表示，中國經濟進入惡性循環，地方沒錢，中共中央怕地方政府躺平，對「罰款創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政權到了末期就會有這種亂象。

2022年全國罰款逾四千億專家：中共未來更要靠罰款

陸媒《觀察者網》上周日（13日）發表蘇州大學東吳智庫研究員、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成良的文章《該對異常增長的非稅收入出手了》。

據官方資料，所謂非稅收入是指除稅收以外，由官營單位收到的政府性資金。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罰沒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捐贈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和其它收入等。

中共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全國稅收收入同比下降5.4%，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較上年同期下降2.6%。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另一大構成——非稅收入逆勢上漲12%，有地方數據顯示罰沒收入增長26.5%。

劉成良的文章表示，罰沒收入作為非稅收入的組成部份，是一種特殊的財政收入手段，近年卻異常增長，尤其是在2020年之後。

文章披露，2013年中國全國罰沒收入約3062億元，2020年、2021年、2022年分別約為3,113億、3,711億和4,283億元，而2020年至2022年的罰沒收入更佔去非稅收收入逾10%。其中2022年罰沒收入達4,283.98億元，在公共預算收入中的佔比2.1%，為近10年最高，佔非稅收收入的11.57%。

中共官方數據歷來被指造假，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表示，中國各地歷來有所謂「小金庫」，有許多罰款可能根本沒記錄，中央政府不一定都能掌握，所以真實數字可能更大。

劉成良的文章指出，罰沒收入異常增加有兩個原因，一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結構不合理，近二十多年來使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相關收入，樓市疲弱造成嚴重影響；而中國中西部不少縣級行政區財政「自主造血」能力不足，長期需要上級提供資金來維持運轉和發展，隨著自上而下轉移支付不足，罰沒收入遂成為一些地方政府彌補財力的應急性手段。

中共的「罰沒收入」歷來備受詬病。近兩年多地出現天價罰單。曾有老人因銷售不合格芹菜獲利14元，收到了當地市場監管部門兩次共計10萬元的罰單。

2021年，中共官辦的《半月談》報道，中國北方某山區縣交通違章罰款一年就「創收」3,000餘萬元，而當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才1億多元。

劉成良的文章認為，罰沒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地方政府必要支出的壓縮空間有限，如果沒有足夠財政支持，可能引發較多的不穩定問題，諸如近期河南清豐縣及新鄉市等地均出現醫護人員「追糧」事件，還有地方的中共黨政機關幹部被拖欠工資。

旅美經濟學者黃大衛對《大紀元》表示，由於土地財政供應不足，在地方政府的營利能力非常差的情況下，罰款是最快的方法，而且可以迅速變現。另外，罰款也造成了權力的尋租。再加上近10年來，受「國進民退」的影響，很多官僚和體制內的人形成一種意識，認為對民營企業可以隨便處罰或給予刑罰。

他認為，2023、2024年在疫情「清零」措施放開之後，經濟沒有如期反彈，地方財政情況變得更困難，2024年經濟總體會比2023年更糟糕，因而罰款更多。「現在經濟更惡性循環，越沒有稅收，越要靠增收稅種和罰款」。

中共財困之下靠罰款陷惡性循環學者：末世必有的亂象

中共官方9月公布上半年財政收支，只上海有盈餘，其餘各地財政赤字高達5.7萬億元。

黃大衛說，在2019年、2020年之前不是這樣的。當時中國大概有11個省跟直轄市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甚至有盈餘。疫情之後，尤其是貿易戰疊加之後，整體財政情況都非常悲觀，可能就會增加一些罰沒收入。但這是涸澤而漁，導致經濟情況惡性循環。

華裔經濟學者李恒青對《大紀元》表示，每一朝代，越是到了後期，沒有錢，通過正常的稅收不能夠解決，最後就是亂罰款。而且罰款有隱蔽性，比如說公路收費，公開罰外地車，本地車一般不罰，因為本地車主大多有盤根錯節的關係。

李恒青說，中共當局前段時間一直在講打通市場堵點，要形成「統一大市場」，很奇怪，因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麼多年了，應該早就已經進入自由市場經濟、有全國統一大市場，但是事實上沒有，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之間都有壁壘。「你比如在湖北生產光伏產品，如果配件是從新疆運過來的，它就有可能去罰你的款，這種壁壘一直有，靠的就是罰款，因為稅收都是沒法上枱面的」。

上月有自媒體綜合各地數據，發表題為「並非哭窮，是真窮！全國1-7月財政收支缺口5.7萬億」的文章，新浪財經轉載後隨即遭到下架。

文章批評，中國龐大的財政支出有40%花在供養8,000萬的公務員（佔全國人口的5.66%）上，如今財政緊張，發薪給「親人」都有困難，就開始以各種名目出售國有資產，展開「砸鍋賣鐵」資產處置專項行動，其它手段包括舉債、賴帳、罰款以及異地敲詐企業的「遠洋捕撈」。

事實上，貴州大學經濟學院前教授楊紹政早在2017年就在海外發文揭露中共搞「公款養黨」。他指出，中共佔用稅款和國資收益，每年供養所有政黨專職黨務人員和一些非政黨社團工作人員總數約2,000萬，給社會帶來的耗損估值約20萬億元。如果情況不改變，社會終究會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