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多年的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疫情似乎已告一段落。急性病例數量已經大幅減少，我們的生活也逐漸恢復正常，儘管有專家警告稱新的全球疫情可能已經向我們逼近了。
回首過去，新冠病毒爆發至今已有四年之久，而我們仍然不知道病毒是如何感染人類的。即使沒有明確的答案，我們也可以反思，我們是如何陷入一場全球性大流行病的，並從中吸取深刻教訓，避免以後重蹈覆轍。
關於新冠病毒的起源，目前主要有兩種流行的理論：一種是自然起源論，另一種是實驗室衍生論。
基於當前醫學和科學理論的分析固然重要，然而重溫一些關於全球疫情的歷史和傳統觀點，也可能有助於獲得更全面透徹的認識。
前所未有的病毒傳播
COVID-19病毒具有嚴重的致病性（pathogenicity）和傳播性（transmissibility），這是前所未有的特徵，超出了病毒學家或醫生以前遇到過的任何病毒。
最初的武漢新冠病毒可以在人體全身廣泛傳播，從肺部開始，逐漸侵蝕至大腦、心臟、血管、肝臟、腎臟和腸道等各種重要器官。
相比之下，其它病毒，如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中文也簡稱為「非典」）病毒，也會影響多個器官，但不如COVID-19影響範圍廣或破壞嚴重。大多數SARS併發症是自限性或可逆的，儘管有時會導致嚴重的疾病。相比之下，致命的併發症，如心力衰竭、急性心臟損傷和肺栓塞，在COVID-19患者中更為常見。與最初的武漢COVID-19病毒相比，流感病毒感染的器官要少得多，嚴重程度也要輕得多。
COVID-19病毒幾乎可以攻擊人體的每一個部位，主要是由於以下幾個關鍵因素：
• ACE2受體結合：病毒利用其關鍵蛋白或刺突蛋白，與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簡稱ACE2）受體結合，而ACE2受體是細胞的「守門員」，負責阻止病毒進入。
• 炎症和細胞因子風暴：一旦進入體內，刺突蛋白就會引發炎症，從而引起極端的免疫反應（即細胞因子風暴），導致多個器官衰竭。
• 血管損傷：刺突蛋白會損傷血管，導致重要器官出現血凝塊，從而引發心臟病、中風和猝死等嚴重併發症。
一、 自然起源論
許多專業人士認為，COVID-19病毒是基於自然起源的。
這種病毒無法在生物體外存活，因為導致人類嚴重疾病的冠狀病毒通常都有一個天然貯存庫，通常就是蝙蝠。這些儲庫使病毒能夠在自然界中持續存在，偶爾也會跳到人類或其它動物身上，導致疾病爆發。
然而，在它們能使人類致病之前，它們還需要一個中間宿主。例如，SARS病毒和 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東呼吸道綜合徵）病毒的中間宿主分別是果子狸和駱駝。
然而，對於COVID-19病毒，許多人質疑其自然來源的可能性，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1）缺乏確定的自然宿主
儘管開展了廣泛的調查研究工作，然而目前尚未證實任何動物是COVID-19病毒的天然宿主。
COVID-19病毒不能直接感染蝙蝠細胞，這表明蝙蝠不太可能是其天然宿主。
英國疾病生態學家、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在其題為「沒有證據表明經馬來西亞進入野生動物貿易的馬來穿山甲攜帶冠狀病毒或其它潛在人畜共患病病毒」（No Evidence of Coronaviruses or Other Potentially Zoonotic Viruses in Sunda pangolins （Manis javanica） Entering the Wildlife Trade via Malaysia，11/23/2020）的合作論文中指出，在野生或貿易市場上的穿山甲（鱗片覆蓋的哺乳動物）中均未發現COVID-19病毒。因此，它們不太可能是COVID-19病毒的中間宿主。此外，穿山甲的生活環境與人類相距甚遠，也不太可能成為中間宿主。
最初的人類病例大多集中在中國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該市場交易的不常見動物最初被認為是病毒的潛在宿主。來自該市場的一些環境拭子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但是，從這些動物身上採集的樣本沒有發現攜帶該病毒。
此外，所謂的「零號病人」和第一批報告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沒有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這個事實表明，病毒在市場被檢測到之前可能已經在社區中傳播。
回顧過去，總部位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的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人員傑西‧布魯姆（Jesse D. Bloom）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簡寫NIH）的存檔數據庫中找到了一個被刪除的數據集，其中包含更早的武漢疫情患者的COVID-19病毒序列。布魯姆進行了基因組分析，再次確認華南海鮮市場不是新冠病毒爆發的最初源頭。
儘管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可以感染雪貂和貓，然而沒有令人信服的流行病學或基因組學證據表明，這些動物促成了COVID-19病毒的早期爆發。
2）令人大跌眼鏡的獨特功能
所有冠狀病毒都有一個由刺突蛋白組成的尖冠。刺突蛋白分為兩部份：S1和S2。
• S1蛋白是結合部份，類似於咬住門鑰匙，將其插入鎖中。它能讓病毒附著在宿主細胞上。
• S2蛋白充當鑰匙的基座或弓體，支撐S1並促進開鎖過程。
與其它近親病毒相比，COVID-19病毒的「鑰匙」（具體來說就是其刺突蛋白）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通過我們體內的ACE2受體插入鎖中。這就造成了它的高傳播性和廣泛破壞力。
COVID-19病毒最初附著在ACE2受體上後，人體內一種名為「弗林」（FURIN）的「剪刀」酶會在刺突蛋白的S1和S2之間進行切割。這種切割可使病毒更無縫地與ACE2結合。然後，S2亞基與人體細胞膜融合，穩定了S1亞基與ACE2的結合。
「剪刀」酶的功能就像帶有鋸齒圖案的鑰匙，可以完美地插入鎖中。令人吃驚的是，COVID-19病毒的刺突蛋白S1和S2亞基之間的位置恰好有所需的人類剪刀切割點，即12個額外的核苷酸（nucleotide）。這個插入點的位置恰到好處，人類酶可以有效地切割刺突蛋白，從而幫助病毒進入人體細胞。
位於新澤西州的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化學與化學生物學教授理查德‧埃布賴特（Richard H. Ebright）在6月18日的國會聽證會上表示，「SARS-CoV-2（COVID-19病毒）是八百多種已知SARS相關冠狀病毒中唯一擁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FURIN cleavage site，簡稱FCS）的病毒。」
他補充說：「從數學上講，這個發現本身就意味著，遇到擁有FCS的天然SARS相關冠狀病毒的概率小於800分之一。」
COVID-19病毒的其它獨特遺傳密碼進一步降低了自然進化的機率。
位於加州的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醫學院前教員史蒂文‧奎伊（Steven Quay）博士在聽證會上作證時說，「基於這些特徵」，該病毒從其自然祖先病毒自然進化而來的概率「不到十二億分之一」。他的分析報告也支持了這個說法。
這個數字是根據系統發生樹理論（the phylogenetic tree theory）粗略計算出來的。即使是它的近親病毒RaTG13——武漢的病毒學家宣稱它是COVID-19的祖先——的基因與COVID-19病毒的相同度也只有96%，核苷酸差異超過1000個。
根據分子鐘理論（molecular clock theory），RaTG13病毒要自然進化成COVID-19病毒需要很長的時間，可能需要幾十萬年，而目前還沒有證據支持如此漫長的進化過程。因此，科學家無法令人信服地將RaTG13視為COVID-19的祖先病毒。
簡而言之，根據目前的科學理論，病毒學家無法確定COVID-19病毒的合理祖先病毒。儘管如此，目前對這些計算結果還存在一些爭議，並非所有專家都排除了自然進化的可能性。
眾所周知，武漢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WIV，簡稱武毒所）正是位於COVID-19病毒流行的發源地。武漢病毒研究所在研究與蝙蝠有關的冠狀病毒和類SARS病毒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該研究所還開展了大量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簡稱GOF）研究，即增強病毒功能的研究。
如此一來，武毒所自然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並成為COVID-19全球疫情起源爭論的焦點。
二、 實驗室衍生論
在深入探討實驗室衍生論之前，我們應該明確一點：無論COVID-19病毒是否來自武漢病毒實驗室，該實驗室在中共極權領導下進行高風險、不道德研究的歷史都是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COVID-19病毒的爆發源於世界上最先進的SARS類病毒實驗室研究所在的城市。這也是考慮實驗室起源說的主要原因。
1）高風險研究
在武漢病毒實驗室，病毒學家利用蝙蝠冠狀病毒來加工類SARS病毒至少已有十年之久。
2010年，武漢病毒學家首次發現冠狀病毒以刺突蛋白為鑰匙，與廣泛分布於人體重要器官細胞表面的ACE2受體結合。
2013年，他們分離出一種特定的蝙蝠冠狀病毒（WIV1），這種病毒帶有一種能與人類ACE2結合的刺突蛋白。
2015年，他們編輯了天然病毒的基因，並設計出一種新的類似SARS的病毒，這種病毒可以感染人體細胞，並能從動物跳到人身上。
一份洩露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報告稱，武毒所創造了新型類SARS病毒，這種病毒在（模擬人類感染的）表達人類ACE2受體的基因工程小鼠體內複製出多達原始病毒的1萬倍的拷貝。
除了天然存在的蝙蝠病毒（WIV1），其它被發現能與人類ACE2受體結合的冠狀病毒還有SARS病毒、COVID-19病毒，以及據稱由武毒所通過GOF研究創造的四種病毒：上述洩露的NIH報告中提到的三種病毒，以及2015年美國《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研究報告中提到的SHC014-MA15病毒。
2021年，美國調查新聞網站「攔截者」（The Intercept）發布了一份被洩露的名為「化解」（DEFUSE）的研究提案，該提案於2018年提交。該提案包含一項功能增益研究計劃，即在病毒基因中插入特定的弗林（FURIN）蛋白酶裂解位點裂解位點。
雖然武毒所設計的病毒尚未被證實與COVID-19病毒相同，然而武毒所打算改變和增強蝙蝠冠狀病毒的功能這個事實已是顯而易見。
當然也有人認為，武毒所所做的研究是為了更好地了解天然冠狀病毒及其傳播，並無不可告人的動機。
2）關鍵時間節點2019年10月—11月
中共官方報告稱，COVID-19首例病例發生於2019年12月1日，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為原發地。
多份調查報告顯示，至少在兩個月前，一場嚴重的神秘傳染病已經在武漢悄然出現。
（1）一組主要來自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美國科研人員研究了第一批COVID-19病例的基因組數據，並利用科學模型確定了病毒開始感染人的時間。他們的研究表明，中國湖北省的感染始於2019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
應該指出的是，這項研究和其它基因組研究都是回顧性的，不能明確證實傳播，儘管這些發現指出了這種可能性。
（2）根據中國提交給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武漢流感樣病例（ILI）監測數據，2019年11月最後一周（11月24日至30日）出現了病例急劇上升，迅速超過了2016—2018年全年的趨勢。
如果該周的ILI病例是由COVID-19感染引起的，考慮到潛伏期為2至14天，那麼感染發生期將落在11月16日或更早的一周，這與上述美國基因組研究報告所報告的時間段相同。
此外，世衛組織的報告還強調了2019年11月中旬武漢實驗室檢測出流感陰性的ILI病例出現了不明原因的增加。同時，2022年發表的一項題為「全球流感監測系統檢測COVID-19大流行期間流感陰性流感樣疾病的傳播：2015—2020年時間序列離群值分析」（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systems to detect the spread of influenza-negative influenza-like illn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ime series outlier analyses from 2015–2020，07/19/2022）的研究表明，這些流感陰性ILI病例可能是COVID-19的潛在傳播者。
（3）派往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外交官證明了2019年10月武漢爆發異常、神秘疫情的第一手寶貴經驗。隨後，美方人員撤離中國。
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副領事主任羅素‧韋斯特加德（Russell J. Westergard）後來在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家雜誌》（State Magazine）上發表題為「在疫情中倖存：對武漢總領事館撤離和隔離生活的思考」（Surviving the Outbreak
Reflections on ConGen Wuhan’s evacuation and life in quarantine，04/2020）的文章稱：
「到2019年10月中旬，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專職團隊知道，這座城市遭遇了被認為是異常凶險的流感季節。11月，疫情進一步惡化。當市政府官員在12月中旬開始關閉公立學校以控制疫情蔓延時，該團隊將消息傳遞給了駐北京大使館，並繼續進行監測。」
（4）意大利環境、健康和營養以及獸醫公共衛生部（Italia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Health, and Nutrition, and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發布的一份污水監測報告顯示，早在2019年12月18日，意大利的廢水樣本中就發現了COVID-19病毒的痕跡。
對於COVID-19病例為何會如此早地傳入歐洲，有一個潛在的答案：
2019年世界軍人運動會——一種軍人的奧運會——從10月18日開始在武漢舉行，歷時9天。來自包括歐洲主要國家在內的一百多個國家的近萬名軍事運動員參加了比賽。
據報道，來自德國、意大利、法國和瑞典等國家的運動員在武漢之行後患病。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是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初期的重災區。
實驗室起源論的缺失部份
簡而言之，中國實驗室一直在進行有風險的研究。此外，中共似乎一直在隱瞞COVID-19首次爆發的時間。事實上，他們在處理其它重要疫情中早有類似記錄的先例，如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
因此，許多科學家傾向於武漢實驗室病毒洩漏說法。
關於COVID-19病毒起源，目前尚未得出明確的結論。其原因是，目前並沒有明確證據表明武毒所製造了與COVID-19完全相同的病毒，儘管武毒所此前製造的病毒和COVID-19有著相似的特徵。
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就是，那些處心積慮破壞世界安全的人能否最終得逞。許多人都以征服世界為目標，然而從歷史上看很少有人能夠成功做到。
考慮其它可能性並不能否定中共政權在整個新冠疫情中的不道德行為，比如對世界隱瞞疫情真相長達數月之久。把這一點考慮在內，有可能拓寬我們的視野，並帶來其它許多重要啟示。
三、超越自然起源論或實驗室起源論
COVID-19病毒的起源並不是圍繞傳染病出現的唯一謎團；許多病原體的最終來源仍然是個謎。例如，天花病毒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長期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在爭論天花病毒的來源。
科學極大地促進了我們對世界的了解。然而，科學也有其侷限性；時至今日，許多基本的科學問題仍然沒有答案。
2021年，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了發表了題為「125個問題：探索與發現」（125 questions: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05/14/2021）的文章，列舉了125個當代科學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這些問題橫跨多個研究領域，包括天文學、物理學、數學、化學、醫學、生命科學、神經科學、生態學、能源科學和人工智能等。
例如，人類和人類意識的起源仍然有待進一步證實，研究人員仍在為這些課題困惑，儘管在認識上已經取得了進展。
當科學遇到天花板時，我們只有突破自己的觀念，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命的起源。
歷史上的瘟疫
歷史上，大型瘟疫通常被解釋為比病毒或細菌等微生物更為嚴重的事情——許多文化將其視為道德敗壞的表現。
被稱為「必死之病」（The Great Mortality）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在1347年至1350年間的歐亞非大陸上造成了約1500萬人死亡。它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類瘟疫。
當時，黑死病被視為上帝對人類道德敗壞的憤怒警告。據《必死之病：人類有史以來最具毀滅性的瘟疫——黑死病的揭秘歷史》（The Great Mortality: 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Black Death, the Most Devastating Plague of All Time，John Kelly，2006）一書記載，在黑死病時期，流傳最廣的公共文件之一《天庭書》（A Heavenly Letter）中寫道：「你們這些缺乏信仰的人啊……。你們沒有悔改你們的罪過……因此我派撒拉遜人（the Saracens）和異教徒、地震、饑荒、野獸來攻擊你們……」
兩千年前，從公元1世紀開始，整個羅馬帝國都在迫害基督徒。
公元64年，羅馬君主尼祿（Nero）發動了對基督徒的殘酷迫害，將羅馬一場災難性的大火不公正地歸咎於他們。他對基督徒施以嚴刑拷打，把他們投入野獸口中供其吞食，把他們當作火把活活燒死。
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尼祿、圖密善（Domitian）、圖拉真（Trajan）到戴克里先（Diocletian）等10位羅馬君主繼續進行這場迫害，其中最嚴重的迫害發生在戴克里先統治時期（公元303年至312年）。
根據歷史記載，古羅馬經常受到大型瘟疫的困擾，大約每10到20年就會爆發一次重大疾病。
其中最大的一次大型瘟疫「安東尼鼠疫」（The Antonine Plague）始於公元165年。據報道，這次大範圍瘟疫是天花，直接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衰落。
將COVID-19疫情與古羅馬歷史上的瘟疫進行比較，會發現兩者存在不少相似之處。
COVID-19全球疫情大流行發生在2019年，當時中共政權不僅大力鎮壓基督教會和基督教徒，還在繼續對法輪功進行至今長達25年的迫害。眾所周知，法輪功是一種基於「真、善、忍」道德價值觀的傳統信仰，在全球擁有擁有1億信徒。與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信仰體系一樣，法輪功崇尚基於「真、善、忍」等人類美德的道德價值觀。
自1949年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來，該極權政府一直剝奪人們的精神信仰自由，侵犯他們的基本人權。
獨立調查顯示，中共政權一直在侵犯和殺害良心犯，主要是法輪功學員，並強行摘取他們的器官。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恐怖行為發生在他們還活著的時候。
COVID-19全球疫情的發源地和重災區都是在中國，這表明這次疫情與中國密切相關。
中共應承擔責任
在悠久的歷史上，中國曾因其崇尚真實和追求道德的民族屬性而受到全世界的矚目和尊重。然而，1949年中共掌權後，在其極權統治下，社會道德每況愈下，民眾恐懼加深。
自COVID-19全球疫情爆發以來，中共一再拖延報告並試圖掩蓋真相，阻礙了全球各國協調應對。中共政權對信仰者的迫害也採取了同樣的卑劣手段。
無論病毒的最終來源是甚麼，中共的極權體制、缺乏問責制和政策不透明已導致數百萬人的生命受到傷害。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時至今日，COVID-19病毒起源仍不清楚，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病毒是在實驗室中產生的這個論點。如果COVID-19病毒確實是在實驗室中產生的，那麼這種危險將與中共在武漢病毒實驗室掩蓋疫情真相和從事高風險、功能增益研究的慣用伎倆相吻合。至少，中共政權從一開始就試圖掩蓋病毒來源真相，是同謀，甚至是主謀。
然而，這種病毒起源於實驗室的說法也遇到了挑戰。一般而言，研究人員擁有創造這種病毒的技能和運氣的可能性非常低。
我認為，最終答案可能更具有普遍性：自然和科學在其起源中都發揮了作用。COVID-19病毒的起源也可能是一種普遍的平衡。從歷史上看，瘟疫都是在精神迫害時期出現的。目前，中共正在迫害包括基督徒和法輪功學員在內的各民族和宗教團體。瘟疫是中共犯下反人類罪行的必然後果，只是他們對此不會主動承認而已。
附註：文章已更新，加入了全球範圍內關於大型瘟疫的歷史觀點。
作者簡介：
董宇紅（Yuhong Dong），醫學博士，是《大紀元時報》資深醫學專欄作家。她曾是瑞士諾華公司（Novartis）總部的資深醫學科學專家和藥物警戒領袖，曾四次獲得諾華獎。她在病毒學、免疫學、腫瘤學、神經學和眼科學方面擁有臨床前研究經驗，在傳染病和內科方面也有臨床經驗。她在中國北京大學獲得傳染病學醫學博士學位。
原文： The Origin of COVID: Beyond Natural and Lab Theori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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