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共產中國的崛起，長期以來一直有個問題，它的科研實力到底有多強。撇開政治不談，如何衡量科研產出、影響力和質量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
那麼中國的科研水平和產出到底如何呢？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衡量科研及其多個方面也是困難的。例如，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o）2023年因其在mRNA疫苗研究中的成就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但此前，她因項目不被學界看好、申請不到經費被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拒絕給予終身教職，最後被迫離開賓大。
許多大學激勵科研人員注重科研論文的數量，但結果是產生大量低質量論文發表在低質量或付費出版的期刊上。如果數量不是解決之道，那麼如何衡量質量呢？學術界使用的一個衡量標準是其他研究人員對論文的引用次數。然而，這樣做有個問題，因為很多論文由於有錯誤作為反例而被高度引用，這只是一個例子。眾所周知，頂級期刊存在嚴重的發表問題，從優先考慮朋友和同事以換取在其它期刊的發表機會，到未能檢查數據，導致研究無法經受審查。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中國是世界頭號科學超級大國的說法呢？
我在北京大學工作了近十年，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中國在科學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近二十年前，中共政府優先投入大量資金，從中國和世界各地聘請各個學科的科研人員，以促進科研和產出，我遇到的和合作過的同事都畢業於優秀的學校，從事高質量的研究。
然而，也有不利的一面。巨額投入帶來了發表（高質量）論文否則離職的巨大壓力，有科研不端行為，也有為確保通過科研審查而撰寫低質量論文的例子。在中國，教授和其他人，包括非暴力犯人，可以通過擁有專利受益。因此，這導致了一大批毫無價值的專利出現，形成了繁榮的二手市場，人們可以購買專利來提升自己的職業生涯。
最近，一些中國教授發布了有關大學面臨科研壓力的研究。根據對全國各地的教授和研究生的訪談，他們的研究結果雖是意料中的，但仍令人震驚。考慮到大學領導層為打造世界一流學府所面臨的壓力，院長們選擇故意置之不理，或選擇不深入研究質量問題。正如一位大學領導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應過於嚴格地識別和懲罰科研不當行為。」
平心而論，外國學者也面臨著同樣的壓力，如美國著名大學涉及捏造數據的科研醜聞等問題。全世界的教職人員面臨的科研壓力是相同的，而美國的管理者直到最近才意識到審查科研誠信問題。然而，由於抄襲和偽造數據等各種問題，從期刊上撤稿的論文絕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大學和科研院所。
複雜的是，中國的科研在一些領域非常優秀，在一些硬科學領域，比如物理學、生物學和電腦科學，一些中國科學家處於世界的前沿。
由於衡量科研的質量和產出存在諸多困難，因此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將其轉化為先進的產品、產出和創意。如果我們將這些作為更廣泛的衡量標準，那麼中國明顯落後於其它國家。就連中共最近也對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表示擔憂。
正如北京所指出的，中共正在借鑒美國的模式，針對中國市場進行更新。事實上，知名的中國初創企業使用開原始碼，並對中國市場進行包裝，這引起了北京的恐慌，因為這關乎民族自豪感，儘管有這麼多論文，中國仍將繼續落後於美國。
中國的科研水平無疑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歸功於人力資本、高學歷以及研究經費的快速增長。然而，中國的科研也面臨同樣困擾整個中國社會的頑疾：一個愚蠢的黨政體制，控制一切，將產出目標集中化，卻很少考慮它帶來的失真或這些產出是否有價值。甚至政府中出現的腐敗現象也出現在中國大學中。用ChatGPT寫作的論文和虛假數據似乎直接來自當局。
中國科研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不應被視為科學超級大國。
作者簡介：
克里斯托弗‧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傅爾布萊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和北京大學研究生院滙豐商學院教授。他專門研究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和技術。作為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級研究員，他在中國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然後移居美國。
原文：The Reality of Chinese Scientific Research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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