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人士：擺脫中共 才能解決中國問題

「六四」35周年前夕，著名民運人士徐文立指出：要想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需要擺脫共產黨的統治。

近日，中國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徐文立，接受了大紀元的採訪，談了他對「六四」之後，35年來中國民主進程的看法。

徐文立，中國安徽安慶人，1978-1980年民主牆運動的參與和組織者。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他說，追懷「六四」，首要是追憶在北京和各地失去生命的市民和學生。最值得懷念的是，這些年輕學子和各地市民，他們為了理想，不惜生命，這是中國人永遠不能忘記的。

對「六四」的回顧與反思

徐文立指出，「六四」期間，共產黨試圖操縱輿論，個別學生領袖其實是中共黨員，是為滲透進運動而來。然而，不能忽視為民主運動獻出生命的學生和市民。探討「六四」的發生原因和嚴重性，至關重要。應特別記住為中國民主自由獻出生命的烈士。當然，揭露毛澤東的罪行最重要，後來的運動更多地集中在批評鄧小平。

徐文立說，雖然「六四」運動是學生發起的，但如果沒有共產黨在經濟改革中的雙軌制、官倒流行、物價飛漲、搶購風潮氾濫全國，也不會有如此規模的民眾走上街頭。「六四」是自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全國各大城市都有民眾集會。

徐文立認為，只有讓人們既批毛澤東，又評判鄧小平，才能認識到是鄧小平的經濟政策，導致貧富差異越來越大，官倒問題日益嚴重，這是無法忽視的。

只有了解了全面實際情況後，人們才知道，毛澤東時代是中國人民生活最艱難的時期，訊息不對稱導致大多數人對真相知之甚少，中共對內部情況的嚴格封鎖，加劇了這一現象。因此，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批判都是合理的。

政治環境的變化與民主運動的發展

首先，徐文立強調，中國內部的政治環境惡化，當前的民主運動與1978年甚至1989年的「六四」相比，方式和方法有很大不同。習近平主政後，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和封鎖更勝以往，甚至超過了毛澤東。

其次，他談到，更多的中國人接受了普世價值觀，這是經濟改革不可避免的結果。儘管政治環境惡化，但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追求，在中國社會中依然瀰漫。因此，觀看中國大陸製作的一些電視劇，也能更好地理解這種價值觀的普及。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基礎性的位移」。

徐文立說，傳統的知識傳播渠道很有限，大多數人只了解到一些片面的說法，儒、道、釋之國教，也未必有利於人們了解真相。相比之下，清末才倡行的「小說教」，特別是在宋朝之後的中國文化傳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過千百種地方戲和說書等方式，人們對中國文化、倫理有了更多了解。

對於民主運動，徐文立認為，需要保持樂觀態度，儘管進展緩慢，但中國社會正逐漸朝著尊重人權、民主自由的方向發展。

言論自由與領導力的挑戰

徐文立強調，當今的中國社會仍然缺乏言論自由，而沒有言論自由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儘管中共政府採取了各種手段，來限制言論自由，但仍然有人試圖突破這種限制，這是一個緩慢而持續的過程。

對於中共政府來說，言論自由是一個令它頭疼的問題，因為在互聯網的存在下，封鎖網絡變得更加困難。然而，互聯網的存在也促使言論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發展。儘管中共政府試圖控制一切，但現實是，他們無法完全掌控言論自由的發展。中共只要不全面封網，「網絡反對派」就層出不窮、消滅不了……

徐文立指出，當年學生運動缺乏正確理論和堅定的領導，沒有成熟的政治集團指導，這導致運動難以進退自如，可能會出現誤判。個別所謂的學生領袖，實際上是由共產黨培養的，他們被派到運動中扮演角色。

在監獄中，徐文立親身經歷了這一切，感受到了領導組織的不足、缺乏強有力的領導組織，導致了運動的失敗，甚至可能導致被武裝鎮壓。

「雖然我當時明白形勢，但我仍然感到焦慮和無助。」徐文立強調說，「1970年10月1日，即使我領導了一次『星星美展遊行』，但我對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仍然感到擔憂，因為我認為，鎮壓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共產黨釋放了一些民主人士，部份是為了緩和國際壓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真正覺悟，他們仍然會繼續壓制異見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