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增長放緩、安全法收緊的背景下，隨著國際競爭對手紛紛從中國大陸和香港撤退，被稱為「紅圈」的中國大陸八家頂級律師事務所，正加緊出海。這可能是中共發動的法律戰一部份。專家表示，中共可能開始覺察到法律服務業，也必須要由中國律師行來牢牢掌握，中國律師行可能不得不面臨向當局提供訊息的法律困境。
中國頂尖的 「紅圈」 律師行出海
《金融時報》近日報道，總部設在北京的京師律師事務所已宣布計劃今年在南韓和日本設立辦事處；漢坤律師事務所在設立新加坡辦事處幾個月後，於12月在紐約開設了分部；德恆律師事務所去年在老撾設立了首個東南亞辦事處，提供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法律服務；盈科律師事務所在南非開設了辦事處。
中共司法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律師事務所的海外分支數量已從2018年的122個增加到2022年的180個。截至2023年11月，如2018年相比，中國涉外律師也增長了4,800多人，增幅達67.8%。
日本的高律師告訴大紀元，國內的投資者往海外擴張，他們需要法律服務，又不懂當地語言，肯定希望找中國律師懂海外法的那種。從去年開始中國律師出海增加，上海律師說上海鼓勵他們開海外分所。
高律師表示，這些年律師行海外擴張確實很瘋狂，應該是服務（中共）政府的海外擴張戰略。「我聽一個做海外業務的同行說，這幾年（中共）國家鼓勵投資海外，比如東南亞製造業，民企涉及的新能源、新材料、電動車、太陽能面板等。所以就需要相應的法律服務。」
「比如國內的公司來日本投資，可能通過我找到日本律師行會比較放心，也就產生了國內的律師行在海外擴張的動力。」 高律師說。
中國律師的出海潮固然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有關，更重要的也許是，伴隨著中美地緣政治緊張，外國律師行紛紛離開中國，這也讓中國企業更傾向於找中國律師。
路透社去年11月發現，在華最大的73家美國律師事務所中，有32家在過去十年中縮減了在中國的業務。自2018年以來，美國48家最大律師事務所中的26家減少了在北京的業務。
中共司法部的數據顯示，自2017年以來，外國律師事務所在華註冊開展業務的辦事處數量已連續五年下降。2018年至2022年，有17家美國律師事務所在華代表機構被取消登記。
《日經亞洲》去年11月報道，業內人士透露，在中國一些私營和國有企業已經從國際律師事務所轉向國內律師事務所。一些小客戶是因為財務限制，中國律師行費用明顯低於國際同行。其他人表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使中國客戶更傾向於與具有「相似心態」的本土律師事務所合作。
美國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對大紀元表示，中國律師相對便宜，這也是為甚麼外國律師行不太願意介入一帶一路。當然中共國企更希望用中國律師行，他們在海外投資的訊息不會洩露給外國律師行，儘管國際律師行也會保密，但是不管怎麼樣，國企總有擔憂。除非到一些發達的國家他得用當地的律師行，否則他一般用國內律師行。
另外，中國企業投資也轉向了東南亞、中東、非洲、拉美等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市場，這也能解釋為甚麼很多律師行設在「一帶一路」沿線。
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2022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同比減少8.8%，但面向亞洲（香港除外）的投資額達到與上年持平的267億美元。
《日經亞洲》報道，2023年中國約50%的區域投資流向東南亞，同比增長27%。建築施工以國有企業為主，大多數新的私人投資者都涉及能源轉型和電池材料領域。印度尼西亞是最大的單一接收國，接收金額約為73億美元。
虞平表示，在對華「友好」的市場去投資，這是正常的，因為他通過投資能夠影響國家政治，也沒有那麼多複雜的法律要求，這些國家往往也會給他開綠燈。當然做起來比較方便，這也是共產黨做事的一貫做法。
中共的法律戰
自2001年加入WTO，中國大陸曾有一段時間掀起與世界接軌的浪潮，表現出接受歐美法治概念的姿態。中國律師行有更多機會接觸國際業務，但當時有數百年經驗的外資律師行才是企業首選。
但之後中共逐漸在法律的各個方面重新開始管控，從2012年開始，律師在宣誓時必須宣誓效忠中共。2017年1月，中共最高法院院長宣稱，司法獨立是「西方國家鍾愛的錯誤觀念」。
自從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法律戰成為中共與西方對峙的另一條隱秘戰線，從那時開始，中共制定了多部反制裁、加強國安方面的法律。
2019年2月中共黨魁習近平在《求是》發文說，「在對外鬥爭中，我們要拿起法律武器，佔領法治制高點，敢於向破壞者、攪局者說不。」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2023年6月發文，「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包括善用法治武器，不斷豐富和完善對外鬥爭法律『工具箱』」、「明確反制外國對我國干涉、制裁、破壞的限制性法律規定。」
許多在華經營的跨國公司在決定是否遵守美國法律或中共法律時，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比如，2021年1月中共商務部發布新規定，阻止中國企業和公民遵守「不合理」的外國法律和措施，勸阻外國公司遵守美國禁止與中國個人和華為等公司進行商業交易的限制。
如此同時，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在海外開展業務時遵守本國政府法律的重要性也在增加。2022年中國最大的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因數據安全而從紐約證券交易所下市。中共證監會官員去年警告律師們，必須「嚴格執行」2023年2月份發布的境外上市新規，他們特別引用了第12條，該條禁止有關中國的負面訊息。
「涉外法治」逐漸也成為一個高頻詞，並在2022年首次出現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2023年11月習近平在「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的集體學習會上稱，要培育一流的中國仲裁機構、中國律師事務所，培養出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專業質素過硬、通曉國際規則、精通涉外法律實務」的涉外法治人才。並要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中共官媒《解放日報》2023年9月報道，上海正在著力打造「面向全球的亞太仲裁中心」「上海國際法律服務中心」。上海律協還制定了長期涉外律師培訓計劃——「領航計劃」，目前已經累計培養了302名精通涉外業務、國際規則和跨語言、跨文化運用能力的涉外律師。上海從事涉外法律服務的執業律師已經近3,500人，佔全市律師總數10%。
在中美相互脫鉤、相互制裁、陷入法律戰的情況下，中國律師出海的背景並不簡單。
匯理國際政策顧問集團董事長譚耀南對大紀元表示，在過去中國有限度的開放過程中，西方的大所一開始是透過香港，後來到北京、上海，但它們在中國的營運，基本上還是西方那一套，對客戶的最大利益、能夠不受政府的約束等等。顯然中國（中共）政府就發現這個跟它整個戰略會有衝突。
譚耀南表示，以前不是這樣子，以前中國對外發展的時候，包括技術設備、法律、會計師、投資銀行、金融體系等專業的服務，都由西方提供服務，一直到前幾年都是這樣。中國企業到海外基本上都是透過這些英美的大型律師行。
「但是疫情過後，北京開始覺察到紅色供應鏈裏面最重要、最後端的法律服務業，也必須要由中國的律師行來牢牢掌握，都要由以中方為核心的法律服務業的律師行來提供。你沒有很精細的、很複雜、很深入的法律服務提供架構、提供合約，提供可能徵訟的預防或者徵訟的時候，怎麼處理？」
他認為，以後西方律師行基本上不太可能做中國的生意了，接下來投行也是如此，現在其實已經如此了，會計、審計服務是不是也是如此？估計也是。
譚耀南表示，外國律師行的遭遇與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的遭遇一樣，很多重要的業務、重要的機密、重要的核心思維，重要的一些戰略思維。現在北京開始理解說，這個不能夠跟以西方尤其是英美的大型律師事務所來合作，必須要把這些東西放在中國律師行裏面。
中國律師行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困境
分析人士表示，中國缺乏西方法治，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加之政府、司法和商界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使得中國律師和客戶與西方律師和客戶的日常體驗和期望截然不同。
中國「紅圈」律師行大多數帶有體制內基因，它們與中共政府之間的關係與外所差異巨大。中國律師行不但設有黨支部，上面還有共產黨機構律師協會、法學會等管轄。中共司法部《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規定：律師行應當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作為從業的基本要求，每年都要向共產黨控制的司法機關提交上一年度考核結果。
這讓中國律師行與其它機構一樣，服務於中共的政策。在大陸官媒的報道中，有很多關於中國律師為中共「海外權益保駕護航」的報道，在法律上支持中共當局反駁西方提出的合理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2019年北京市律師協會要求涉外法律服務「積極參與反傾銷、反壟斷調查和訴訟」、「提高站位，組織引導律師圍繞國家外交工作大局。」
2019年12月8日創始會員85個涉及36個國家地區的「一帶一路」律師聯盟在廣州宣布成立。「紅圈」頂級律師事務像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金杜律師事務所、盈科律師事務所，都曾經獲得過「一帶一路·健康之路」「一帶一路·合規之路」十佳律師事務所等獎項。
中共新華社2019年報道，上海金茂凱德律師事務所已同G20成員、上合組織成員國以及金磚國家的律師行開展合作，該所的「一帶一路」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成立3年多來，已在五大洲設立了68個站點。
虞平對大紀元表示，一帶一路的概念剛提出來的時候，法律界就跟上去，最早領頭做的是中國法學會和中國律師協會，他們的目標當然是服務政府的政策，一些律師行也參與進去，編寫了一帶一路國家的法律叢書。
譚耀南表示，中國律師行或中國（中共）的法律行業，跟西方法律行業，根本上的差異，就是它跟政府之間的關係。美國的律師行和美國律師，根本不理政府的，可是在中國不可能，中國剛好相反。
「西方的律師行基本上它有非常強烈的法律約束，還有律師的職業約束，都是非常強烈的，包括對客戶的機密跟訊息是否保密，如何揭露等等，它有行之百年以上的規範，中國現在到底怎麼做，其實不清楚。」
譚耀南舉例說，比如客戶跟律師行或客戶跟律師之間的保密義務，到底有沒有這一塊？還是有甚麼不同的規範？譬如在一帶一路的時候，中國律師行跟中國的客戶、跟東南亞的一些公司，甚至政府部門服務，到底是不是遵循著像美國律師遵循的那些法規、道德和行業的規範。
「我覺得這一塊裏面，中國（中共）的法律行業裏面始終沒有被講得很清楚，坦白講外界也不知道。」他說。
譚耀南表示，雖然律師事務所雖然是盈利事業，可是跟其他的盈利事業的屬性是不一樣，因為律師行有極高的約束跟規範，這些約束規範如此強烈，有時會超越了商業需求。「不是說我們是個賺錢的行業，所以給我錢，我就去做這個事情。」
「可是中國有一些法律，政府可以依法要求企業去配合國家的政策方向，包括外商企業，這些東西是不是也適用在律師行呢？如果是的話，跟律師行本身的保守客戶秘密的行業規範，是不是相衝突呢？中國律師行作為中國正在擴張的新興行業，也應該對外界說明這件事情，可是我沒有聽到他們的說明。」
譚耀南表示，西方的律師行在中國營運也可能會面臨類似的問題，可是這條紅線維繫得非常清楚。同一條線是不是在中國的律師行也是適用？「我不知道，必須要去問中國的律師行或中國律師協會，他們來做出具體說明，可是我起碼我在有限的材料裏面，也沒有看到這些說明。」
「在中國（中共）政府要求的時候，要提出做出具體的回應、協助等等，這個東西寫在中國（中共）法律裏面了。這才是最大的挑戰，或最大的差異。」他說。
律師是一個特殊群體
不過，虞平認為中國律師行與中國律師都是高度市場化，其營利結構和業務邏輯不可能讓他們與中共走得很近，甚至中國律師就是中共的天敵。
虞平認為，大家不太理解中國律師行的營利結構和業務邏輯，它的盈利模式決定他們不需要跟政治發生太多關係。他們靠賣出服務時間才能夠生存，多數不太會用政治角度看問題，沒有必要沒有收益特別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沒有盈利，事務所就要破產了。
「盈利模式就是能帶進多少客戶，這是最重要的。合夥人的地位取決於你每年的收益是多少，就是一年以後結算營利，合夥人成本減掉以後，剩下來就成了他的，然後他自己去養了團隊，給受薪的律師發工資。」
他說，你要看中國律師事務所深層指導就知道了，他沒有能力、也沒有財力去為了政府的一個意識形態項目在外面去做。因為必須要生存下來，律師的收入都是靠客戶，主要還是做合規。
虞平表示，八十年代的時候還有國營所，現在沒有國營所，中國的頂級事務所都不是國營的，都是合夥企業，不是國家撥款。
「律師行跟那些國營機構不太一樣，沒甚麼統一領導，它是一個個個體組合起來的，講難聽一點就是一麻袋的馬鈴薯，裝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一個，倒下來就是一個一個的。律師事務所業務是合夥人會議決定的，合夥人會議怎麼決定的？其實利益決定的。」
虞平表示，沒有強烈的證據說明這些律師被迫去為了響應政府的要求，去做一帶一路。有很多事務所、大的事務所的合夥人他不做一帶一路，他有合規的業務能收更高的錢，絕對不做一帶一路。
虞平特別強調，其實如果是看得清楚的話，律師應該是共產黨的天敵才對，不管共產黨怎麼控制他，律師是它的天敵，他不會去維護黨，中國的律師是對黨的領導是最反感的一個部份，所以共產黨也把律師事務所看成是一個薄弱環節，在過去這麼多年一直在打擊律師控制律師。
「他們就直接打壓709律師被捕起來很多，幾百人全家很多了，另外的話，律師還要去維護私營企業，那些律師都受到很大壓力，但是沒辦法，他的業務就在這裏，他收這個錢，就必須去辦。」#
（大紀元記者江左宜對本文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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