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習近平會見德國總理朔爾茨；會見後，兩人一起散步並共進午餐，就廣泛議題進一步深入交流，面對面交流3個多小時。看似愜意，但據新華社和德國之聲的報道，兩人言談風格迥異，立場差異甚大，表明中德關係存有不少變數、步履難穩。

就中共而言，既視朔爾茨為「老朋友」默克爾的政治傳人，又想拉攏德國、破壞歐盟統一對華立場、離間歐美關係，對朔爾茨禮儀有加。2022年11月，朔爾茨就任總理後首次來訪，被中共稱之為「二十大」後首位訪華的西方國家領導人；時隔一年半再到中國，朔爾茨又成為2024年首位訪華的西方大國領導人。

就朔爾茨而言，就任總理兩年多，德國開始出現重大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政府軟弱，支持率低。德國甚至被稱為「歐洲病夫」。2023年德國GDP雖然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德國GDP經價格調整後比上年實際下降0.3%。朔爾茨想重振經濟，對中共尚抱有一定幻想。因此，2022年11年，即使面臨內外重重壓力，朔爾茨也要訪華，哪怕是「一日游」。（參見筆者「評朔爾茨訪華——平衡有餘 進取不足」一文）此次訪華，則為期三天，還帶有一批頂尖企業代表。對此，法新社分析，德國既要降低風險，又不願得罪北京；法國《世界報》則指，德國在面對北京時，更傾向於和解而不是對抗。甚至，在朔爾茨出訪前夕，德國汽車工業聯合會主席穆勒（Hildegard Müller）明確表示，反對針對中國電動車徵收懲罰性關稅。

不過，德國國內政局與國際形勢的演變，使朔爾茨無法回到默克爾時代。在俄烏戰爭的助推下，去年6月14日，朔爾茨政府發布二戰後首部《國家安全戰略》，重振國防實力，希望實現「軍事突圍」； 一個月後，7月13日，朔爾茨政府首次公布全面的中國戰略，該戰略採取了更為強硬的立場，將中國（中共）定位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提出在維持價值數千億美元的經濟關係的同時，大幅減少對中國商品的依賴（與之相比，前默克爾政府則將中國視為德國商品的巨大增長市場）。

因此，朔爾茨訪華，實則軟中有硬，對中共防範有加。例如一個細節：訪華期間，為防範中共間諜，德方採取了嚴密措施，包括不帶存有敏感數據的電子裝置、手機不離身、回國後將帶往中國的電子裝置報廢處理等等。

分析習近平與朔爾茨的談話內容，更可以看出中德走在兩條路上了。

習的談話充滿了「大忽悠」。比如，（一）吹捧德國是「大國」，中德是「大國合作」，對亞歐大陸乃至整個世界都有重要影響，中德之間沒有根本利益衝突（故意抹殺意識形態的對立），中德在世界多極化問題上有不少共通之處（暗示希望德國成為未來多極世界的一極），牢牢把握中德是全方位戰略夥伴這一定位（把德拉到自己身邊，在德歐關係、美德關係中打入楔子）。（二）宣稱中德產業鏈供應鏈深度互嵌，兩國市場高度依存；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風險」，而是雙方關係穩定的保障、開創未來的機遇。實際上，中國GDP是德國的4倍多，中德貿易失衡，中國長期享有巨額貿易順差，而且中國低價工業品的傾銷和激烈的中高端製造業競爭，對德國經濟造成了相當的衝擊。過去，中德經濟以互補性為主；現在，轉向競爭性為主了。

朔爾茨的談話，在部份迎合之外，更多的是表達德國的立場。第一，歐洲市場對中國汽車應開放且公平，但重要的前提是必須維持公平競爭，換言之就是「不傾銷，不生產過剩，不侵權」。第二，德國要求中共在在烏克蘭議題上促進「公正的和平」。朔爾茨向習近平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和俄羅斯的軍備對歐洲安全產生非常重大的負面影響……直接影響了我們的核心利益」，並指俄羅斯政府損害國際秩序，違反《聯合國憲章》原則。第三，委婉表達對台灣問題的關注。朔爾茨在上海時稱，「小國不應該生活在對大國的恐懼中」，各方也不應以武力改變邊界。他說：「如果我們的鄰居是一個高大、健壯、肌肉強壯的人，那我們總是會想打個招呼，確保他不會傷害我們。」

從上述兩人的談話可以看出，中德的共同利益是有限的，雙方雖然故意淡化但卻無法掩蓋兩者之間的深刻分歧，雙方都有聯合的願望但卻無法抵擋國際格局大調整的衝擊。

朔爾茨二次訪華的一大重點，是德國希望中共制約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中共希望德國能拉開與美國的距離、幫助中歐走近，但雙方都未如願。未來中德關係，有較高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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