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紐約時報》一直在淡化或忽視中共嚴重的侵犯人權記錄，現在它又將矛頭指向了在美國的中國異見者。
大紀元獲取的資訊顯示，《紐約時報》花了將近六個月時間準備一篇攻擊神韻藝術團的文章。
這篇文章尚未發表，它將針對神韻藝術團，幫助中共在跨國鎮壓運動中發揮推波助瀾的作用。
總部位於紐約的神韻藝術團致力於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展現「共產主義之前的中國」，近二十年來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釘。
每年神韻在全球為一百萬觀眾演出。中共在這場運動中，使用了大量手段來阻撓神韻，包括試圖迫使劇院放棄演出、迫害藝術家在中國的家人，以及為其目的劫持美國的法律系統。
去年5月，聯邦調查局逮捕了涉嫌充當中共代理人的兩人，他們試圖用數萬美元賄賂一名假扮成美國國稅局官員的聯邦調查局特工，企圖取消神韻的非牟利組織資格。
美國司法部表示，這兩名被指控的中共代理人還試圖利用針對神韻的培訓設施和學校環境的訴訟來「抑制」神韻發展。
然而，對神韻的下一次攻擊似乎是來自美國最大的報紙《紐約時報》。
可疑的華裔記者
根據大紀元獲得的記錄顯示，兩名記者邁克爾‧羅斯菲爾德（Michael Rothfeld）和妮可‧洪（Nicole Hong），後者在《紐約時報》的中國部門工作了六個月後開始報道神韻，他們專門找多年前就離開神韻並心懷不滿的藝術家採訪。
奇怪的是，《紐約時報》列出妮可‧洪的履歷，稱她是「一名調查記者，主要關注紐約及其周邊地區。」妮可去年才剛涉入中國問題的報道，就開始對神韻進行調查。
履歷稱，她自2019年加入《紐約時報》以來，一直在大都會版（Metro Section）工作。她最初報道法院和刑事司法問題，然後轉而撰寫有關影響紐約市從大流行病中復甦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文章。
2023年，她在首爾分社擔任了六個月的駐外記者，報道中國的情況。
在加入《紐約時報》之前，她在《華爾街日報》工作了七年，主要關注聯邦執法和國家法律問題。她所在的團隊曾因負面報道特朗普而獲得2019年普利策報道獎。她的童年在美國各地度過。
神韻的許多藝術家都是法輪功修煉者，法輪功是一種打坐修煉方法，其修煉者受到中共的殘酷迫害，這就使神韻成為中共政權及其代理人的首要目標。神韻的一些舞蹈節目，反映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神韻藝術團樂團指揮陳纓告訴大紀元：「我們知道這些記者的採訪對象是極少數可能對神韻有微詞的人，他們似乎忽略了絕大多數（藝術家），而這些藝術家認為他們在神韻的工作是積極的、有深遠意義的。
「我們也知道其中一些受訪者曾自由地前往中國，這引起了（我們）極大警惕，因為在一般情況下，任何為神韻工作或修煉法輪功的人回到中國都會面臨極大危險，但這些人卻自由地、反覆地去中國。我們還有一些交流記錄表明，其中一些受訪者對他們在神韻的經歷非常滿意，但現在卻對《紐約時報》說了相反的話。
「所有這些都表明，《紐約時報》一心想要攻擊我們，並圍繞著非常有問題的採訪，來編造故事。」
目的是詆毀
中共內部文件顯示，該黨將位於紐約州北部、名為「龍泉」的神韻校園視為法輪功學員反迫害活動的「總部」。
大紀元獲得的一份中共指令文件寫道：「有計劃、有策略地攻擊海外法輪功總部和基地」。
另一份文件規定了在對法輪功的跨國鎮壓中要拉攏的具體行業，要求動員「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有較大影響力的專家、學者、記者等對華友好人士……為我們說話，爭取讓更多的外國媒體發表更多對我們有利的報道」。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FDIC）副主任拉里‧劉（Larry Liu）評論說，《紐約時報》現在似乎正在這樣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是一家致力於監督法輪功受迫害情況的非牟利組織。
劉先生說：「（《紐約時報》）這篇報道很可能是中共夢寐以求的。」
洪女士去年結束了在《紐約時報》駐首爾中國團隊的工作，回到紐約後不久，一些前神韻舞蹈演員就開始收到她和羅斯菲爾德的電子郵件。劉先生說，這些電子郵件中的問題有時具體得令人不安，給藝術家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記者們在試圖挖掘可以用來針對神韻的訊息。
一位前神韻舞蹈演員只被問到一個具體事件：一次膝蓋受傷。
劉先生說，記者似乎在試圖編造一種說法，暗示舞蹈演員沒有得到足夠的醫療照顧，而這正是中共惡意中傷法輪功的一個關鍵的虛假說法。
大紀元訪問了數十位神韻藝術家及其家人，以及神韻兩所附屬學校的師生。他們認為神韻的環境要求很高，有著健康的文化和支持的社區。對缺乏醫療保健或治療的說法，他們強烈反對。
凱‧魯巴塞克（Kay Rubacek）說：「這絕對是胡說八道。」她的子女都在神韻演出，她是一位電影製片人，她的作品屢獲殊榮，包括紀錄片和NTD（新唐人）節目《生活與時代》（Life & Times）。
她說：「每一個觀看過神韻演出的人，都能看到這些舞蹈演員對神韻的熱愛。他們真的很熱愛自己的工作。」
她的孩子分別在13歲和14歲的時候開始就讀飛天藝術學院，這是一所5—12年級的私立藝術學校。她說，她非常注重先熟悉校園和老師。
「我對把孩子送到哪裏非常謹慎。我非常注意保護他們」，她說，「因此，要讓我放心送他們去寄宿學校，我必須檢查一切，而我檢查了一切。」
她指出，該學校的舞蹈課程讓學生有機會在同一校區的飛天大學接受培訓，同時參加神韻的試鏡，她的孩子就是這樣做的，並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她回憶說，剛入學不久，她兒子在舞蹈訓練中弄傷了腳趾，被送去拍X光片，結果顯示有輕微骨折。他的舞蹈老師堅持要求他在骨折完全癒合之前不能再上舞蹈課。
她說：「他把這次停課當作集中精力做伸展運動的機會，並成為舞蹈團中身體最靈活的舞蹈演員之一。」
魯巴塞克女士說：「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積極向上的精神和面對挑戰的能力，這非常了不起，我希望我小時候也能有這種精神。」
當她得知《紐約時報》試圖抹黑她的孩子們，把他們說成是某個令人討厭的組織的成員時，她感到非常憤慨。
真正的危險
龍泉校園副總裁喬治‧徐（George Xu）說：「《紐約時報》似乎在追求虛假的敘事，我們嚴重關切這一事件，因為這會造成真正的危險。」
他說，幾個月前，地方和聯邦政府部門動員起來，應對一名中國男子構成的可信威脅，他們認為這名男子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了一條想要加入「敢死隊」的訊息，並發布了一段自己正在裝填AR-15步槍彈匣的影片。
徐先生說，這名男子「散布同樣的虛假敘事，並曾與《紐約時報》正在採訪的一些人交談」。
徐先生說：「據了解，此人曾一度出現在我們校園附近。……我們的入口處有州警察巡邏，每個人都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這是非常嚴重的。」
大紀元獲得了一份9月份聯邦調查局官員安全公告的副本，公告稱該男子「對龍泉校區造成了威脅」，曾在該地區出現過，並且「可能攜帶武器，十分危險」。
勇攀高峰
神韻藝術團是全球頂級中國古典舞與傳統音樂藝術團，從2007年的一個團發展到現在的八個團，每個團都有自己的管弦樂團，每年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觀眾超過一百萬人。大紀元長期以來一直是神韻的媒體贊助商。
神韻多位舞蹈演員和老師表示，與其他精英藝術一樣，中國古典舞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要成為如此高水準的藝術家，絕對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毅力，你必須奉獻很多時間和精力。」2015年從神韻退休後，陳超慧（Alison Chen）成為了一名舞蹈教師，後來也擔任了紐約中城（Middletown）飛天大學舞蹈系的聯席主任。
2007年，神韻剛成立不久，陳超慧便開始接受神韻的培訓，當時她只有十幾歲。由於她的天賦和以往的舞蹈經驗，她很快就以實習生的身份加入了神韻的巡迴演出藝術團。多年來，神韻不斷提高標準。她說，飛天大學學生可以參加巡迴演出的試演，這也是他們課業的一部份，但他們的舞蹈技能必須出類拔萃才能入選。
車星鎬（Jimmy Cha）在2008年加入神韻之前曾是一名專業芭蕾舞蹈演員。
這位前芭蕾舞蹈演員說，與芭蕾舞相比，古典中國舞訓練更符合人體的自然規律，因此不容易產生過度的勞損。他表示，芭蕾舞蹈演員通常在三十多歲時就退休了，往往會留下慢性疼痛並受其它疾病的困擾。
根據2015年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年輕的業餘舞蹈演員平均每跳舞1000個小時就會受傷一次，而年長的專業舞蹈演員每跳舞1000個小時就會受傷1.2次。
據此估算，像神韻這樣規模的專業舞蹈藝術團，理論上每年會發生數百宗受傷事件。
大紀元所採訪的舞蹈演員和老師們並沒有這樣的統計數據，但他們都認為，他們在神韻觀察到的受傷發生率只是這個數字的一小部份。
車先生將低受傷率的部份原因歸功於嚴格的訓練標準和對正確技巧的重視。他解釋說，與其說是舞蹈動作本身導致受傷，不如說是舞蹈演員不正確的技術隨著時間的推移導致過度勞累或受傷。
他說：「讓每個人都保持最佳狀態，並不斷監測他們的技術，有助於避免許多問題。」
車先生已經四十多歲了，他也有過舞蹈受傷的經歷，上一次是在2020年，他的膝蓋韌帶撕裂，幾乎終結了他的職業生涯。他說，他飛到南韓去看了一位世界級的膝關節外科醫生，經過大量的康復治療，他得以重返舞台。
他說，如果一個人因為身體問題而無法繼續表演，神韻一般會給他或她留在神韻的機會，讓他或她承擔不同的工作，例如製作。
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選擇退出的人並不是因為身體上的問題無法克服。相反，他們面臨的是心理甚至精神上的挑戰。
多位舞蹈演員承認，一般來說，精英表演藝術界因內部政治和激烈競爭而聞名，有成就的藝術家如果被淘汰而不能擔任主角，就會感到被冷落，自尊心受到衝擊。
但是，他們指出，神韻的氛圍截然不同。
為了展現純正的華夏文化，藝術家需要學習中國文化並親身體現中華文化，恪守傳統的價值和道德準則。他們說，最重要的是，他們需要放下自我。
在等級森嚴的南韓社會長大的車先生指出，對他來說，接受年輕舞蹈演員甚至老師的建議需要一些調整。
陳女士說，「老師會告訴我們，『無論你學了多少，無論你認為自己懂了多少，我們都必須從零開始。』」
她說，以謙遜的態度對待舞蹈是一個過程。
她回憶起自己在一次中國古典舞大賽中獲得少年組金獎後經歷的自我膨脹的過程。
她說，「我以為，這是我成名的一個途徑。」
這是她在職業生涯中剛剛嶄露頭角之際經歷的一次風險，現在回想起來她才意識到自己的性格經受了考驗。
她說，「如果沒有人真正引導我以健康的方式思考這個問題，我的問題就會繼續存在。」
她說，多虧了老師和同學的積極影響，她才能認識到這個問題。
「學無止境」是她經常背誦的一句中國諺語。
她說：「你越是自負，你就越無法成長；無論你認為自己有多偉大，總有新的東西要靠別人教你。」
她還發現，明白道理與付諸實踐是兩碼事。
第二年，當她在大賽中獲得銀獎時，她心裏忐忑不安。
她回憶說，「不管我如何否認，我還是或多或少地在乎名次。」
事情開始變得糟糕，她不再是平日裏的「樂天派」，在舞台上開始變得自卑和緊張。
她說，「我越是在意自己在公眾面前的形象，我在表演時就越感到緊張，有時影響到了我在舞台上的表演質量。」
驀然間，她發現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要麼放下虛榮，要麼陷入憤怒、嫉妒和指責。經過反覆反思，她選擇了前者。
她說，「我意識到……在繼續前進之前，我必須真正地退後一步，從修好自己的內心做起。」
她的這種選擇讓她獲得了極大的解放。
她說，「這實際上教會了我如何感恩。」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實現這一跨越。公司的幾位成員說，那些沒有做到這一點的人，最終很可能會離開。
他們說，多年來也有過一些不太愉快的離別，通常是因為成員違反了公司規定，在藝術上無法達到要求，或者想要獲得特殊的認可或待遇。
神韻副團長陳纓說，「不幸的是，我們發現，《紐約時報》所針對的恰好是那些人。」
可疑的活動
當劉先生得知洪女士和羅斯菲爾德先生正在與亞歷克斯‧斯基拉（Alex Scilla）交談時，他對《紐約時報》的行為更加感到震驚。斯基拉在中國有長期的商業利益，並且曾與當地活動人士格蕾絲‧伍達德（Grace Woodard）一起發起過反對龍泉的運動。
正如《大紀元時報》之前的調查所披露的，斯基拉先生和伍達德女士對位於紐約州橙縣（Orange County）的龍泉地產進行了監視，並試圖通過一連串毫無根據的環境訴訟來阻礙龍泉校區的開發，並鼓動媒體對其進行負面報道。
龍泉校區的代表向《大紀元時報》列舉證據時談到，在前兩宗訴訟被駁回後，斯基拉先生又提起了新的訴訟，但同樣沒有事實根據。
起訴書披露，去年5月被聯邦調查局逮捕的兩名疑似中共代理人陳軍（John Chen）和林峰（Lin Feng）主要參與了2023年初的一項計劃，即賄賂一名美國國稅局官員（實為美國特工）展開虛假調查，以剝奪一家由法輪功學員經營的實體的非牟利地位。
法庭文件顯示，這兩人在啟動國稅局計劃之前所採取的行動與斯基拉先生的行動如出一轍。
聯邦檢察官在去年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說，林先生是一名前中國運動員，他曾多次接受聯邦調查局的訊問，並「承認他和（陳先生）前往紐約是為了監視紐約州橙縣的法輪功居民，收集信息作為提起環境訴訟的依據，目的是阻止紐約州橙縣法輪功團體的發展。」
陳先生的同夥顯然是在中國天津開展行動的，那裏是中共「610辦公室」的基地，該機構是中共於1999年為迫害法輪功而成立的法外警察機構。根據法庭文件，此人在美國針對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行動為他在中共內部贏得了越來越高的地位，包括三次與中共黨魁習近平會面。
陳先生在一次與聯邦調查局臥底探員的談話中描述他的中共同志們，「他們就像（我們）血脈相連的兄弟。」他還稱，「我們在二三十年前就開始了這場反對（法輪功創始人）的鬥爭，他們一直和我們在一起。」
劉先生說，提及「法輪功創始人」，以及陳先生和林先生將賄賂目標對準橙縣國稅局辦公室，這些事實毫無疑問地表明，他們的目標實體就是神韻藝術團。
斯基拉先生本人也與天津有聯繫。根據《大紀元時報》查閱的資料，他在這個中國北方大都市生活了多年，他唯一的可能收入來源似乎是2019年他與中國妻子在天津成立的一家諮詢公司，那是在他移居美國並發起針對龍泉的運動後不久。斯基拉先生此前沒有回應《大紀元時報》的多次詢問。
檢察官說，陳先生聲稱自己在天津也有一家公司，並向臥底聯邦調查局特工表示，他可以（選擇）去中國旅行，在那裏獲得報酬，他聲稱他「在中國的資源遠遠超過在美國的資源」。
陳先生和林先生現在面臨的指控包括：充當未註冊的中共代理人、行賄和多項共謀，包括洗錢。
與中共保持一致的歷史
2001年，《紐約時報》時任發行人小阿瑟‧蘇爾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曾率領由該報作者和編輯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共談判，以解除該報網站在中國境內的封鎖。在該報刊登了一篇對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的阿諛奉承的採訪稿幾天後，該網站得以解禁。
正是江澤民，不顧其他中共高官的意願，親自發動了「剷除」法輪功的運動。
隨著迫害的不斷升級，《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都對中共政權的暴行進行了嚴厲的報道，並揭露中共妖魔化法輪功的宣傳。
而《紐約時報》卻反其道而行之，大篇幅報道中共方面的宣傳。
在一個案例中，該報甚至鸚鵡學舌地重複了中共的說辭，稱法輪功學員如何受益於中共的洗腦和強迫他們放棄信仰的行動。
一篇報道稱，一名「仍在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說，「勞教所比我的家還舒適，勞教所的警察非常有禮貌、和藹可親。」
根據《大紀元時報》獲得的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即將發布的一份報告，在過去25年中，《紐約時報》關於法輪功的文章中，有近三分之二都包含各種虛假和歪曲不實的陳述，所使用的詞彙通常來自中共。
《紐約時報》有數十篇文章將法輪功稱為「邪教」、「教派」或「邪惡教派」。
在某些情況下，該報承認這些標籤來自中國共產黨，但在其它情況下，該報則以自己的口吻來貼上這些標籤。
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人權研究者，包括有勇氣了解法輪功的記者，都得出結論，這些標籤是毫無根據的。
張彥（Ian Johnson）曾於2000年為《華爾街日報》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法輪功的開創性報道。他指出法輪功修煉團體「與許多關於邪教的常見定義不相符」。
他寫道，「其成員與團體外的人結婚，有團體外的朋友，從事正常的工作，沒有過著與社會隔絕的生活，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也不向組織捐獻大量金錢。最重要的是，不接受自殺，也不接受身體暴力。」
他寫道，「（法輪功）本質上是一種非政治的、注重內在修養的修煉方式，旨在從精神上淨化自己，改善健康狀況。」
《紐約時報》僅在極少數文章中勉強對法輪功的信仰做了最基本的解釋：其核心原則是「真、善、忍」。
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FDIC）顯示，儘管法輪功遭受暴行迫害的證據越來越多，該報卻置之不理。
2016年，《紐約時報》記者迪迪‧克爾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採訪了幾位中國器官移植醫生，無意中聽到他們的談話，暗示中共利用良心犯作為器官移植的來源。大約在同一時間，一些人權律師和研究人員已經整理出大量證據，證明中共確實在殺害良心犯，以推動其蓬勃發展的器官移植產業，而主要目標就是法輪功。
塔特洛女士準備繼續進行調查，但她說她受到了編輯的阻撓。
她在2019年向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一個由獨立的專家小組組成的法庭，負責審查活摘器官的證據）提供的證詞中說，「在我的印象中，《紐約時報》，我當時的僱主，並不高興我繼續進行這些（關於器官移植濫用行為的）報道，儘管最初容忍了我的調查，最終卻讓我無法繼續。」
在聽取了包括記者、研究人員、醫生和前中國被拘留者在內的五十多名證人的證詞後，該小組於2019年6月得出結論，「多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了大規模的活摘器官行為，法輪功學員是器官供應的來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來源。」
專家組的最終判決在媒體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衛報》、路透社、天空新聞、《紐約郵報》等數十家媒體的報道。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寫道，「然而，《紐約時報》卻保持了沉默。」
近年來，該報對法輪功的報道逐漸表現為「公開敵視」。
2020年，該報利用當時的反種族主義熱潮，宣稱法輪功禁止異族通婚。這顯然是不實之詞，因為跨種族通婚在法輪功修煉者中很常見。
該報的文章還把法輪功描繪成「隱密」、「極端」和「危險」，但卻不去證實這些說法。
另一方面，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殘酷性被該報加以掩蓋，僅僅被該報稱為受到指控，法輪功的反迫害行動被該報定性為「公關活動」。
宣傳的歷史
《紐約時報》有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大力宣傳共產主義。
20世紀30年代，《紐約時報》駐俄羅斯的明星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掩蓋了蘇聯在烏克蘭造成的饑荒，甚至因此獲得了普立茲獎。
根據蘇聯問題專家倫納德‧萊舒克（Leonard Leshuk）所著的《1921—1946年美國情報部門對蘇維埃政權的看法》（US Intelligence Perceptions of Soviet Power, 1921–1946）一書，杜蘭蒂在私下談話中確認他知道這場饑荒的情況。
萊舒克先生寫道，「杜蘭蒂告訴一位在柏林的美國國務院官員，『根據《紐約時報》和蘇聯當局達成的一致意見』，他的官方快訊始終反映蘇維埃政權的官方意見，而不是他本人的意見。」
幾十年後，《紐約時報》委託一位顧問確定是否應該追回普立茲獎，顧問的結論是應該追回，但該報拒絕這樣做。
阿什利‧林茲伯格（Ashley Rindsberg）撰寫的《灰色女士的縱容》（The Gray Lady Winked）一書指出，杜蘭蒂事件並非孤立事件。[註：《紐約時報》綽號「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
林茲伯格先生寫道，「在蘇聯崛起的早期關鍵時期，該報公然發表了明顯偏袒共產主義的宣傳作為新聞報道」，並且一直持續到蘇聯時期。
他寫道，「《紐約時報》經常刊登共產黨代理人和蘇聯同情者撰寫的新聞報道和分析文章。即使《紐約時報》的領導層認為這些親蘇報道不準確或具有誤導性，他們也肯定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毛澤東的獨裁統治造成了約8000萬（中國）人的死亡，但他竟被該報譽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
戴維‧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1973年為該報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社會實驗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實驗之一。」
林茲伯格先生寫道，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即將在古巴掌權時，《紐約時報》也為他的形象助了一臂之力，稱他為「民主人士」，該報的發行人甚至會見了卡斯特羅。1995年，這位共產主義獨裁者再次來到該報總部，該報對他的美國之行進行了正面報道。2000年亦是如此。
該報前編輯湯姆‧昆茨（Tom Kuntz）看到卡斯特羅在辦公室受到狂熱的歡迎，成群結隊的工作人員追隨著這位獨裁者，為此感到「憂心忡忡」。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那情景就像米高積遜或貓王（Elvis）走進了大樓。」
助力中共
自從《紐約時報》前發行人蘇爾茲伯格先生決定將該報推向全球以來，其在中國的存在一直被視為重中之重，該報在北京和上海都設有分社，但這背後似乎也有附加條件。
昆茨先生問道，「如果你想成為一家全球性報紙，你必須怎樣做才能讓中共滿意，在中國保持業務？」他說，「儘管緊張狀態一直存在，但我知道，他們和很多公司一樣，都在努力保住進入中國的機會。」
2012年，該報對溫家寶（Wen Jiabao）的家族財富進行了揭露。溫家寶時任中國總理，也是中共領導層中最後一批支持溫和政治改革的聲音之一。
作為回應，中共封鎖了《紐約時報》網站，包括幾個月前剛剛推出的中文版。包括蘇爾茲伯格先生在內的報社高管都試圖說服中共重新開放網站。
負責帶頭建立中文網站的史密斯（Smith）先生寫道，「我們開始了長達一年的游說工作，希望能解除封鎖。我們多次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部會面；我們與新華社社長（正部級職位）和人民日報社社長（也是正部級職位）合作；我們與魯珀特‧默多克的前政府關係總監交談，他與中宣部有親戚關係；我們甚至嘗試藉助一系列聲稱對習近平主席身邊人有影響力的中間人走後門，進行談判；當然啦，我們利用一切機會與習主席本人會面，希望能重現與江主席會面時取得的成功。」
時任執行主編吉爾‧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後來在她的書中抱怨，蘇爾茲伯格先生背著她，「根據中共大使館的意見起草了一封《紐約時報》致中共政府的信，幾乎等於是在為我們最初的報道道歉。」
她寫道，「在我看來這份草稿令人反感，說我們對這篇報道造成的『看法』感到抱歉；讀到這封信時，我的血壓都升高了。」
她說，她質問這位發行人時，他不斷重複說「我沒有做錯任何事」，並同意重新起草這封信。
艾布拉姆森女士寫道，最後的版本仍然「令人反感」，因為「『抱歉』這個詞仍然出現在我看到的信的最終稿中」。
史密斯先生寫道，2012年後，《紐約時報》堅持「打入中國大陸市場」，並推出了一系列新舉措，包括印刷出版物、時事通訊，建生活方式網站。
到了2019年，《紐約時報》的中國辦事處僱用了數十名記者，其中有些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有些是通訊員——這是《紐約時報》在海外擁有的人數最多的機構。
然後，病毒來了。
2020年2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沃爾特‧佐治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一篇專欄文章，標題是「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文章抨擊中共對新冠病毒疫情處理不當，並質疑北京的權力和穩定性。
中共抗議說，該標題帶有「種族歧視」，並以驅逐該報三名駐華記者作為回應。
同一天，特朗普政府將五家中共國營媒體指定為外國使團。次月，特朗普政府為中共國營媒體設定了美方人員上限，事實上驅逐了60人。
3月17日，中共作出回應，驅逐了《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大部份記者，並給他們10天時間收拾行李。
第二天，《紐約時報》廣告部的郵箱裏收到了一份爆炸性請求。佛羅里達州房地產商布雷特‧金斯通（Brett Kingstone）希望刊登一則整版廣告，呼籲中國（中共）應對這一疫情負責。
廣告定於2020年3月22日刊登，已經獲得批准、付款、印刷，並已在早期版本上發布，但報紙突然在半夜被叫停，導致大部份印刷版無法刊登該廣告。
發言人丹妮爾‧羅茲‧哈（Danielle Rhoades Ha）通過電子郵件告訴《大紀元時報》，「這則廣告不符合我們的標準，不應該出現在《紐約時報》上。在被《紐約時報》員工內部標記後被刪除。」
當問及該報是否因這則廣告受到來自中共的任何壓力時，發言人沒有回答。
不過，《紐約時報》經常刊登由中共控制的一家公司出資的宣傳廣告。
金斯通先生說，《紐約時報》的一位高管告訴他，一名中共官員曾打電話給該報領導層，要求撤下這則廣告。《大紀元時報》無法獨立證實電話是否發生過。大紀元記者試圖聯繫該高管請求置評，未果。該報發言人既沒有證實也沒有否認曾打過這樣的電話。
前聯邦調查局特工、經濟間諜專家帕特‧拉弗林（Pat Laflin）說，中共「不可能」沒有試圖向該報施壓。
他說，「他們到底說了甚麼，有多微妙，或者不太微妙，這些都是猜測，我不知道。至於電話打進來沒有？有的！」
就在金斯通先生的廣告被撤下的第二天，即2020年3月23日，《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執行主編發表了一封致中國（中共）政府的公開信，懇求撤銷驅逐行動。
他們在信中強調，他們的報道對中共冷酷無情的防疫方式給與了正面評價。
信中說，「我們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新聞和分析，敘述了中國在遏制和減輕病毒傳播方面取得的卓越進展。」他們說，「即使是現在，我們的一些記者在即將面臨被驅逐的情況下，仍在報道中國（中共）如何調動國家資源開發疫苗，為中國和全世界數十億人帶來希望。」
2021年11月，拜登政府放寬了對中共媒體的限制，作為交換條件，中共允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更方便地離開和返回中國。
自2020年以來，《紐約時報》因發表一些推崇北京路線的專欄文章而屢遭批評，其中包括其編輯部去年發表的一篇標題為「與中國對抗誰受益？」的文章。
美國安全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戰略評估專家、大紀元撰稿人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認為，這篇專欄文章是對失敗的對華「接觸」政策的認可。
他指責該報「在意識形態上愚昧，拒絕看清共產主義政權的本質」。
前海軍情報官員、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法內爾（James Fanell）說，從另一個角度看，《紐約時報》避免與中共對抗符合其既得利益，而這僅僅是因為它想保住進入中國的機會。
他說，「我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
《大紀元時報》向《紐約時報》提出了13個具體問題，要求其就本文概述的指控發表評論，這些問題包括《紐約時報》的記者只尋求負面採訪、《紐約時報》以前根據中共的宣傳對法輪功的歪曲，以及對神韻進行負面描繪將如何幫助中共在國內外鎮壓異見人士等。
《紐約時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僅表示：「作為一般政策，我們不對報紙未來可能發表或不發表的內容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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