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廉署服務了29年，我一點都沒有後悔。我感到非常榮幸，有份參與這個靜默的革命，對香港的廉潔建立，我出了一份力。」
「當年的總督麥理浩爵士決心成立廉署反貪，是非常好的德政，如果香港不處理貪污問題，香港一定沒得後來的繁榮。」
前廉政公署（ICAC）執行處總調查主任、大律師查錫我接受本報專訪，回憶當年加入廉署的初心與經歷。29年的從業經歷，他見證廉署如何深深影響香港社會，從貪污成風到全球廉潔城市，也見證了港人在心中培養出追求公義價值觀的過程。
近年香港社會發生很大變化，查錫我強調，廉署的成功需要整個社會配合，「如果我們繼續向前發展的話，相信社會是需要公平公義的，我看不到有甚麼理由會走回頭路。」
查錫我曾擔任前香港廉政公署執行處總調查主任，亦曾是香港已解散的公民黨成員，現時為執業大律師。他是香港著名小說作者查良鏞（金庸）的叔公，亦是香港知名小說家張小嫻的表哥。
被姬達爵士鼓勵：參加一場靜默的革命
「我小時候因為家裏很窮，我也做過小販，在街邊賣東西都要給黑錢，所以我非常認可貪污造成很多社會不公義的情況。我當年就很希望能夠加入廉政公署。」
查錫我回憶，廉署第一任廉政專員姬達爵士經常說：「你們不是來做一份工，你們是來參加一場靜默的革命。我們要將香港的貪污情況扭轉，將香港變成一個廉潔城市。」
這個說法亦觸動了查錫我的心。1976年，查錫我懷抱理想，加入廉政公署。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貪污情況嚴重影響民生，市民做事跟政府部門有關就需要付錢。除了影視劇上雷老虎等警察的包娼庇賭貪污嚴重外，甚至於救護員也要先索取茶錢才會送病人去醫院，消防員也要先收錢才開水喉放水滅火。
後來葛柏案件觸發了香港市民的強烈反應，葛柏是英國殖民地高級警官和貪污犯，曾任皇家香港警隊外籍總警司，他在1973年6月成功潛逃英國，企圖逃避警方對他涉嫌貪污受賄而展開的內部調查。
「我當年在大學讀書，也有份參與一個運動，叫做『反貪污，抓葛柏』。維多利亞公園有很多人示威遊行。」查錫我憶述。
事件促成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成功從將葛柏引渡回港受審，並將其判監4年，從那開始，廉政公署成功肅清了60-70年代香港貪污成風的問題。直到80-90年代香港公務員隊伍在國際上擁有廉潔高效的名聲，廉署在其中居功不少。
曾經一對六 一聲ICAC黑社會大漢也害怕
以香港1970年代作為製片的時代背景，ICAC常會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與警務處之間的衝突畫面令人深刻。
在觀看這些影視作品時，查錫我也會感同身受，有些角色跟自己當年經歷很相似。多年前香港導演狄龍曾拍攝一部關於廉署的電影，主角是廉署執行署裏一位調查小組組長，即是模仿查錫我當年做反貪。狄龍曾為此諮詢查生，揣摩角色在廉署如何做調查。
查錫我笑著說被自己沒有受到貪污份子的要脅或恐嚇，也不會害怕。但工作早期，查感到很大壓力，因為香港貪污實在太嚴重，他們需要全方位去對付。
經過努力，廉署在香港成功建立到威信。「當年我們一說ICAC這四個字母，那些貪污份子馬上就驚到發抖。我有次去抓一班黑社會裏利用高利貸收黑錢的人，帶了一班同事在收黑錢的地方對面。」
「在我一個人時，突然看到五六個有紋身、身形高大的人，我只說了一句『ICAC不要動』，他們全部站在那裏不動；『趴埋牆』，他們全部趴在牆上，很聽話的。當年廉政公署是有威信的，你一講廉政公署，那些貪污份子就怕了。」
警員廉署幾乎爆槍戰 特赦令讓人改過自新
查錫我表示，印象最深刻的事發生在1977年10月28日，當日有一大班警務人員在灣仔警察總部示威，之後再去衝擊廉政公署。
「他們上來要衝進ICAC，當時是很緊張的，我們的同事就擋住門。然後大家都去槍房拿槍，即是配槍，可以說是一觸即發，但幸好後來他們退回。」
時任總督麥理浩經慎重考慮後決定讓步，在1977年11月5日發出一項局部特赦令，宣布除了已被審問、被通緝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干犯的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查錫我表示，既然貪污都受到控制，為避免貪污分子人心惶惶，特赦政策讓他們有改過自新的機會。有人提議出動駐港英軍，維持香港治安，廉政專員姬達爵士當時就強烈反對，認為會對香港產生很不好的影響。
「當年（港英政府）宣布特赦，外界有很多不同看法，我們作為廉署人員開始也是反對的，因為覺得這樣是不公義的。但是從大局來看，要長遠對香港好，特赦是有作用的，所以到最後我們都支持這個特赦令。」
指鹿為馬廣告深入民心 塑造港人追求公義
1995年廉署有一則讓人印象深刻的廣告，一張張幻燈片映出鹿的身體部份，旁白卻一直說馬，最後旁白說道：「如果香港市民不和ICAC合作，根本不去正視真理，貪污受賄都變為生活中的一部份，那麼受害的會是誰？」
廣告末段的一句口號「香港，勝在有ICAC」，這句話亦逐漸深入市民內心，被認為香港的一切廉潔高效都從其而來。
廉政公署建立後，香港幾乎完全杜絕了貪污和行賄。廉署的公信力，和整個社會的廉潔公正，在全世界成為典範。外國人來香港工作和營商，都只須按規則行事，沒有規則外的「潛規則」。
對於港人來說，廉署亦影響到市民對公義的看法，市民遇上不公義之事可以上報給廉署。港人有了自豪感，廉署亦對港人建立身份認同起了重要促進作用。
查錫我指出，廉署對香港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因為廉署由始至終都是在「移風易俗」，「將市民對貪污的觀念改變過來」。
「如果市民要在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生活，社會必須要建立廉政體制，必須強烈打擊貪污。如果市民沒有公義的感覺，會不會活得開心呢？你花黑錢就可以做想做的事，付不出黑錢的人就永遠被人踩著。」
他指出廉政公署絕對是一個德政，「當年的總督麥理浩爵士決心成立廉署是非常好的德政，到今天香港都受惠於他的政策。如果香港不去處理貪污問題，香港一定沒得繁榮。」
廉署離不開好的司法制度及傳媒監督
惟查錫我強調，廉政公署的成功需要整個社會配合，要有一個好的司法制度，市民都尊重法律，以及市民都追求公正公義。
香港近年發生多宗貪腐醜聞，包括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繞過規定分單處理酬酢及送禮、前特首曾蔭權涉嫌以權謀私、前特首梁振英被指收受澳洲企業UGL酬金、廉署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被取消署任後辭職，有傳媒指與事件她堅持調查UGL案但受阻有關等等。
查錫我認為，社會需要有整套策略來對待貪污。「湯顯明那件事曝光後，他都很尷尬，所以傳媒的監督都很重要，或者說市民的知情權，亦都有很大阻嚇作用。如果說貪污是沒有人敢報的，這種黑箱作業令貪污會更加嚴重。」
查錫我表示，現在的香港社會改變了很多，貪污的程度也有改變。廉署最初成立，三分之二的貪污舉報都是與政府部門有關，經過差不多50年，現在反過來三分之二是與私人機構有關。
至於廉署會不會比以前做得差，或者社會上的貪污會不會變多，他認為「這個很難說」，因為貪污數量是要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影響，包括對法律的尊重、對法治精神的維護等等。
「世上的事就好像人生一樣，向前走了就回不了頭。如果我們繼續向前發展的話，我們堅守這一套的原則，相信社會是需要公平、公正、公義的，我看不到有甚麼理由會走回頭路。」查錫我表示。
近年香港政治環境惡化，原本向特首負責的廉政專員，也因一國兩制遭到破壞，而被外界批評淪為政權打擊異己的工具。
給中共官員上課「你覺得沒問題 才是問題所在」
早年廉署的成功，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想要從中學習借鑒。十多年前，在中共國務院和香港大學的安排下，大陸每年都會派很多廳級以上的官員赴港學習香港經驗，查錫我的培訓主題是香港的廉政建設和反貪經驗。
有一次，查錫我給一班中級或以上的法院院長培訓，他提出一個問題：「我聽說國內有些法官今天和被告、被告律師吃飯，明天和原告、原告律師吃飯。你們怎麼看？」當時有名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不以為意，表示自己和雙方都是同學。
查錫我當時對比了大陸與香港的不同做法，啟發他們去思考，香港制度與大陸制度到底誰更勝一籌，那位法官聽完後不再說話。
查錫我當時這樣說：「你覺得沒有問題，才是問題的所在。你作為一個法官，你都不懂得甚麼叫避嫌，瓜田李下。你當時在審案，為甚麼要和原告和被告的律師吃飯？」
「香港法官下班後有時也要去酒吧消遣，他一推門見到原告或被告律師，他馬上就離開，因為他一進去和他聊天，他沒有權再審這件案，這個就叫避嫌。」
「你們可能是敘舊，但老百姓馬上就會聯想到，你可能在談這件案，各方在給多少錢。」
大陸有「領導」 香港叫「公僕」
查錫我還將追贓觀念介紹給大陸中共官員，也為他們提供過反貪意見：
「我告訴他們，大陸如果要反貪，其中一樣要搞清楚的是『公務員是官還是不是官』？香港叫公務員『公僕』。如果你說他是官，那你很難反貪。觀念的改變很重要。」
「國內是有一套領導的文化，在香港，對不起，我們沒有領導文化，我們是大家都平等的。」
查生表示，這些官員是否有所改變就難以得知，但今天大陸的貪污情況，比十幾二十年前有所改善，但改善得夠不夠就不得而知。「香港廉潔文化一定會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兩地不斷地交往，他們都會慢慢理解香港那套管治方式和文化，但這需要時間，因為大陸那套制度和一般的民主國家是不同的。」
建立機制 對付逃往台灣的犯人
除了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查錫我亦十分關注台灣的廉政建設，也是最早將香港反貪經驗帶入台灣、幫助台灣建立廉政體制的人士之一。
早在港英政府時期，英國不承認台灣，所以當時香港跟台灣不能有正式官方來往，但私底下有很多來往。當時香港有一個犯人逃去台灣，香港廉政公署很希望能和台灣建立一個互相協助的關係，但沒有官方渠道，廉署人員就暗中探訪台灣。
通過查錫我等人的努力，香港廉政公署和負責查貪污的台灣調查局開始互相協助，中間有很多犯人透過這個渠道被繩之於法，「由那時開始，我就建立了香港跟台灣的一個橋樑，大家都互相幫助對方，因為我們的目標都是對付罪犯。」
台灣採納意見 成立專責反貪機構
在馬英九擔任台灣法務部長的時期，馬英九曾和查錫我一起商討台灣的廉政建設。馬英九擔任台灣總統後，查錫我曾擔任監察院院長王建煊的顧問，亦曾擔任過法務部長王清峰的顧問。在擔任顧問期間，查錫我已離職廉署，經常自費去台灣做廉政相關講座。
2008年，查錫我曾建議，台灣要像香港那樣成立一個獨立的反貪機構，應考慮直屬總統。「不過很可惜，後來台灣接納了我的一半意見，將調查局裏的反貪處調出來，成立一個專責的反貪機構，就跟我最初的建議差了一點，因為調查局上面還有行政院，導致力度不夠，將來希望他們會再修改。」
2011年7月20日，台灣廉政署正式掛牌成立，成立構想是比照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負責，但台灣廉政署卻是法務部屬下的執法機關，因此外界曾擔心會受到政治的干擾。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大陸，查錫我象徵性地僅收1元台幣或1元人民幣，作為一年的顧問費。陸台兩岸官員都十分感恩查錫我的無私付出。
對此，查錫我淡淡一笑說：「我不需要出名，也不需要錢，你讓我能夠幫你，我覺得已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我和台灣、北京（官員）都是這樣說，如果我能夠在我這一生，幫到我們國家建立一個廉政的話，那就真的很有價值，很有意義。」
即使早已從廉署離職，查錫我依然希望，過去香港廉政建設的成功經驗，能在兩岸四地甚至全世界一直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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