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企業為何迫不及待地想要撤出中國

外資正在撤離中國。

摩根大通（JP Morgan）上個月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19年以來，2500億至3000億美元的外國債券投資中有一半已經撤出，美國在中國的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下降了50%以上。

中共官方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度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創下25年新低，降至49億美元，同比下降87%。

彭博新聞社和fDi Markets（一家外國直接投資跟蹤數據庫）關於新投資項目的數據是衡量外國企業是否仍在中國投資的更有說服力的指標。其數據顯示，外國投資從2019年的1200億美元降至2020年的740億美元，下降40%，2022年再下降45%，降至410億美元，達到自2010年以來的最低水準。

雖然金融交易很容易追蹤，而且沒有太大的滯後性，但外商直接投資數據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反映出西方企業從中國撤出的多元化趨勢。

因此，中國政府可能還沒有意識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情況有多糟糕，知名的研究中國經濟的機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一家總部設在紐約的經濟諮詢公司）的分析師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

報告指出，「在中國經濟結構性放緩的大背景下，反應遲緩可能導致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進一步損失。」

這裏隱含的假設是，防止經濟損失是中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然而，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對此提出了質疑。

研究機構「中國褐皮書」（China Beige Book, CBB）的首席經濟學家、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的高級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告訴《大紀元時報》，「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並不是討厭經濟增長，但這不是他們的優先事項。」

他說，「其首要任務是控制社會，包括經濟，因此，每當在經濟控制和經濟增長之間進行權衡時，他們都會選擇控制。」

「我們會說，『哦，你們要知道，你們本可以發展得更快，你們為甚麼要做這些事情？』答案顯而易見，因為這不是他們的首要任務。」

史劍道和其他專家告訴《大紀元時報》，整體經濟增長並不是中國政權領導人習近平的首要任務。相反，中共正在有意識地轉變與全球經濟互動的模式，並通過篩選和過濾尋找忠於習近平的外國投資者。

他們說，因此，中國的整體政治和商業格局與以往的經驗大相逕庭，西方的解讀將對中國做出錯誤的假設，甚至比以前更加錯誤。

商人邁克‧孫（Mike Sun）認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扭轉了中國與世界其它國家融合的趨勢，而這一趨勢曾經持續了二十年。（Marco Di Lauro/Getty Images）

外國直接投資的三個階段

今年8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訪問中國時曾警告說，如果突襲美國公司等不可預測的官方行為不停止，中國可能會變得「無法投資」。今年3月，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北京辦事處遭到搜查。4月，貝恩（Bain & Co.）諮詢公司上海辦事處遭到搜查。5月，凱盛融英（Capvision Partners）在多個城市的辦事處遭到搜查。

美國公司在中國的經營環境並非總是如此。

邁克‧孫（Mike Sun）是一名美國商人，擁有數十年為外國投資者和貿易商在中國開展業務提供建議的經驗。他回憶說，第一代美國投資者是帶著開拓精神來到中國大陸的。為了保護自己在中國的生意，他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使用了化名。

他說，20世紀90年代初，一位猶太裔美國商人對他說，「我想成為美國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馬可‧波羅指的是將歐洲人引入中國的意大利探險家。這位商人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還娶了一位中國妻子。

1994年，人們從北京一家麥當勞餐廳旁走過。20世紀90年代初，麥當勞公司是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先驅之一。（AFP via Getty Images）

那時的中國充滿了機遇。

如果說那些年在中國投資感覺像是一種冒險的話，那麼在接下來的十年，從2000年到2012年，在中國投資就變得不費吹灰之力了。孫先生回憶說，不在中國投資就太傻了。

他說，共產主義政權的最高輝煌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在中美籃球比賽中，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和他的家人坐在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旁邊，這標誌著國際社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

時任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右二）和時任第一夫人勞拉‧布殊（Laura Bush）出席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美籃球賽。（Jed Jacobsohn/Getty Images）

中國製造業增加值所佔的全球份額。（英文大紀元）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份額從2004年的9%上升到2012年的22%和2022年的30%。

但是，2013年3月習近平的上台預示著一個不同的十年開始。2015年，這位領導人啟動了工業「中國製造2025」計劃，旨在在半導體和新能源等先進製造業領域佔據全球主導地位。

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共政府鼓勵從西方國家大規模竊取技術。

在孫先生看來，習近平逆轉了中國與世界其它國家的融合，這一融合趨勢曾經持續了二十年。

孫先生說：「習近平不希望中國成為第二個俄羅斯。」

2014年至2016年間，由於主要出口產品原油價格暴跌，以及吞併克里米亞導致的國際制裁，俄羅斯遭遇了金融危機。歐洲智庫布魯蓋爾（Bruegel）稱，從那時以來，由於主要產業多元化面臨挑戰以及西方持續制裁，俄羅斯的增長前景依然暗淡。

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隨後受到了13,000多項限制。根據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研究結果，制裁切斷了俄羅斯與國外先進技術部門的聯繫，迫使該國再次藉助能源商品貿易來維持經濟增長。

孫先生說，中國的變化在過去兩三年裏變得更加明顯，這一時期正值COVID-19大流行，習近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對權力的鞏固。

中國企業家孟軍（Meng Jun）也講述了他的經歷。

孟軍經營一家橡膠製品企業，年收入達1500萬美元。2021年，當世界其它地區重新開放時，他位於中國南部廣西省省會南寧的工廠又開始接到訂單。然而，由於政府實施了COVID-19封鎖，他無法恢復生產。

起初，他可以賄賂當地官員，這樣他的工廠就可以在夜間生產，而其它工廠則不得不繼續停產。但後來，沒有人願意通融了，因為根據中共的COVID清零政策，未經授權的工廠營運會被追查，官員們不想因此丟掉飯碗。他因此損失了數百萬美元。

去年，他關閉了公司，前往美國。

2022年4月1日，上海，在中國政府實施COVID-19封鎖期間，街道空無一人。（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孟軍告訴《大紀元時報》，「習近平實現了對中國社會的全面控制，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孟軍告訴《大紀元時報》記者，他在三年的封鎖中目睹了這一切，「僅憑居委會，即中共在城市地區的最低控制單位，幾個大白，就能保證公寓樓裏的幾千人，甚至幾萬人中沒有人敢違反規定出門。」

孫先生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該用西方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經濟，「西方人認為中國經濟很糟糕，青年失業率高，房地產業資不抵債，但習近平卻認為中國經濟很好。」

史劍道對此表示同意，「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確保他們控制經濟，這方面進展順利。所以他們認為這裏沒有出現危機，我認為他們是對的。」

有意模糊的法律

根據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23年調查，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企業在過去一年中減少或暫停了在中國的投資計劃。他們最關心的是地緣政治和國內政策。

10月3日，今年早些時候遭突擊搜查的美國公司之一凱盛融英宣布，它已完成了中國當局批准的「整改」。該公司重複了中共的訓令，並發誓要「帶頭守住諮詢行業的安全底線」，「為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貢獻綿薄之力」。突擊搜查後不久，中國的宣傳機構就聲稱凱盛融英的顧問從事了國際間諜活動。

據報道，除了突襲搜查之外，西方高管還被禁止離開中國。

據總部設在西班牙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稱，中國目前有15種不同的出境禁令，允許當局阻止個人出境。

孫先生說，在習近平接管中共政權後，他曾被禁止出境。根據他的經驗，公安部門，包括鄉鎮一級的公安部門，可以對公安系統的人員下達出境禁令。除非被禁止出境的人被逮捕，否則執行禁令的邊防檢查人員不會說明理由。

出境禁令可持續數月至數年不等，而且不會正式通知何時解除禁令。被禁止出境的人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人際網絡來了解禁止出境的真正原因，並試圖出境，以便查看禁令是否仍然有效。

孫先生不知道自己的出境禁令的確切期限。他的律師猜測有一年多。

2023年4月28日，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旅客。出境禁令允許中國當局阻止人們出境。（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孫先生說，「這就好比一個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實際上被鎖住了，而鑰匙卻在別人手裏，一個人可能被遠程控制，中國就是這種情況。」

他說，中國越來越多的出境禁令讓他想起澳洲礦業巨頭力拓集團（Rio Tinto Group）前中國區負責人的案例。澳州籍華人胡士泰（Stern Hu）於2009 年7月被指控「洩露國家機密」，並於2010年3月因「受賄和侵犯商業秘密」被判處10年監禁。

孫先生說，胡士泰命運的真正原因是力拓放棄了向國有企業中國鋁業公司出售關鍵資產的股份。彭博社報道稱，該公司聘請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來解決胡士泰和其他三名員工被捕的問題，但這位美國前國務卿表示他無法為他們做任何事情。胡士泰在上海附近的一所監獄服刑八年後於2018年獲釋。據中共外交部稱，他因「服從管理和教育」而被減刑。

時間快進到2023年，違規的風險和違法的成本更高。

孫先生說，「《反間諜法》中的模糊用語可由中共解釋。中國共產黨故意製造這種不確定性，讓外國投資者不知道該怎麼做，除了服從中國共產黨，他們無法規避風險。」

今年早些時候，中共政權大幅擴展了2014年的《反間諜法》，賦予當局廣泛的權力來調查任何被中共視為影響國家安全的行為。

他補充說，「這是為了製造恐懼，讓人們不敢碰任何微小的可能招致麻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