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德國外交部部長貝爾博克訪美期間，對媒體稱呼習近平是「獨裁者」。當時，被問及柏林政府如何看待俄烏戰爭時，貝爾博克說：「如果普京贏得這場戰爭，這對世界上其他獨裁者，比如習近平，對中國國家主席來說，會是一個甚麼樣的訊號？ 因此，烏克蘭必須贏得這場戰爭。」
貝爾博克的話坦率、簡潔，力道強勁。第一，如何對待俄烏戰爭，是歐盟和德國與中共關係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歐盟和德國無法接受中共的假中立；第二，習近平和普京的相似性，使歐盟和德國難以信任習；第三，不讓普京贏得這場戰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習的妄動。其實，這些都已是西方的共識。
6月14日，德國推出首份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其中將中共政權定義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7 月 13 日，德國首次發布《中國戰略》， 核心內容是「去風險」和「減少依賴」。 文件指出：「近年來中國對歐洲的依賴程度在不斷下降，而德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卻越來越高。單方面依賴關鍵的初級產品、尖端技術和個別市場會限制貿易選擇。德國希望在繼續參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減少在關鍵領域對華依賴，以降低風險。」有評論稱，該戰略意味著「同此前中德關係、中德經貿發展態勢的『決裂』」。
德國走出這一步相當不容易，因為德國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依賴度。據德方數據，2022年德國和中國雙邊貿易額為2,979億歐元，中國連續第七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過去數十年，在德國最重要進口來源地排名中，中國1980年位列第35位，1990年排名上升至第14位，2015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德國進口產品最多的國家。
總體而言，德國有上百萬個工作崗位直接依賴於中國，間接依賴的還有更多。近一半的德國製造企業的部份供應鏈也都依賴中國。而歐洲對華投資中，近一半來自德國。
但是，俄烏戰爭使德國猛醒意識到對中國依賴的風險。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歐長期依賴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制裁俄羅斯，俄羅斯切斷對西歐天然氣供應，使德國需要「支付超過2,000億歐元才能擺脫依賴」。面對中共，德國不能重蹈覆轍。
因此，德國根本性調整對華政策也就勢不可免。恰恰默克爾時期的結束和朔爾茨領導的三黨聯合政府，加快了這個轉變的進程。默克爾時期，中國被視為德國商品的巨大增長市場；現在，朔爾茨政府從風險導向的角度看待中國，朝著不同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舉例而言。德國綠黨主席哈貝克（Robert Habeck）自從2021年底出任經濟部部長至今大約一年半的時間裏，總共只批准了7.8億歐元的德企在華投資擔保新申請，以及11億歐元的延長申請。德媒《明鏡周刊》指出，2013年，德國聯邦經濟部總共新批准了37項德企在華投資擔保。到了2022年，只批准了9項，而今年上半年也只有5項。路透社8月看到的一份政府文件也顯示，今年迄今為止，德國政府只簽發了5,190萬歐元（5,626萬美元）的擔保，不到去年全年簽發的7.459億歐元擔保的十分之一。
不止於此，朔爾茨政府還在醞釀更多政策。例如，德國計劃在考慮安全利益的基礎上修訂投資審計法，中共投資不得對德國安全構成風險。又如，德國的出口擔保將針對敏感技術轉讓的風險進行檢查，包括敏感的雙重用途技術，以及它們是否加強了依附關係。德國將根據網絡安全和監控等新技術的發展進一步制定受出口管制的商品清單。而且，德國主張歐盟內部密切協調，並加強七國集團（G7）與其它夥伴在出口管制領域的合作。
朔爾茨政府邁出這樣的步子，除了大勢外，還有一個因素。8月22日，貝爾博克在向澳洲政策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發表影片演講時表示，澳洲遭中共實施貿易禁令的經歷，影響了德國對北京政策的轉變，中共對澳洲的經濟脅迫，也令德國寒心。
固然，朔爾茨政府仍然希望維持中德「夥伴關係」。 6 月的第七次中德政府磋商，就以「可持續地共同行動」為口號。德國和中共就氣候對話與轉型對話達成一致，以加快向可再生能源過渡。雙方希望擴大在環境領域的合作，11月初將舉行德中環境論壇。此外，雙方還簽署了一份關於電動交通和氫能交通的《諒解備忘錄》，以繼續進行技術交流。
但是，更重要的，如貝爾博克指出，雖然中國是氣候變化、貿易和投資夥伴，但「在我們如何在這個世界上共同生活的根本層面，它是一個競爭對手」。 所以，德國必然與中共漸行漸遠。◇（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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