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即新加坡年度安全會議期間，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指責美國是霸權主義國家。但從美國在台灣和烏克蘭問題上遭遇的麻煩來看，我們顯然不是。
美國國防部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在晚宴上和李尚福坐一桌，但兩人之間隔著好幾個人，無法交談。這種安排很可能是北京方面要求的。
儘管幾年來奧斯汀一再尋求和李尚福對話，而且作為核大國，美中兩國之間當然要有明確的溝通管道，但李尚福卻一再拒談。
在會上，奧斯汀繞著桌子轉了一圈兒去和李尚福握手，但僅此而已。奧斯汀表現得更為大度。
但中共卻異常震怒，說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崛起。這話倒有幾分是真的，不過，美國只是想要遏制中共破壞國家間和平的野心而已。
中共隨意忽視國際法，卻反過來以同樣的罪名指責美國。但和（中共）一切宣傳一樣，這話也有幾分是真的。
不過，美國違反國際法的情況，通常只是在遏制侵略性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或恐怖主義瘋狂擴張時才會出現；這兩種意識形態導致全球暴力活動不斷，更廣義地說，是導致人權和民主自由狀況倒退。是的，美國和盟友之間有時也會你來我往、相互爭鬥和報復。但我們要從大局出發，理解為甚麼（有時）有必要採取這種不恰當的策略。
那麼，為甚麼大多數國家願意與華盛頓交好，而非北京？需要怎樣的大局觀才能快速和有效地應對中共的宣傳攻勢？
答案是，美國是個尋求維持現狀的大國，沒有向鄰國不斷奪取權力和領土的企圖心，沒有從事種族滅絕性活動，不支持俄羅斯、伊朗、緬甸和北韓等具侵略性的獨裁政權。
美國通過聯合國與其它國家分享管理國際事務的權力。聯合國於1945年成立，而這一構想則是由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時任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於1941年共同提出的。因此，北京和莫斯科把華盛頓和倫敦視為最大的敵人絕非偶然。
從制度和物質實力的角度而言，美國和英國在遏制世界上最大惡霸方面負有最主要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兩國產生「特殊關係」的依據；「特殊關係」是英國最常用的詞。
上述在新加坡召開的年度安全會議名為「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6月4日在會上說，李尚福不但拒絕和他對話，還在南海策劃「不安全」事件（如中共軍機在5月30日攔截美國偵察機）。中共軍方在南海及台灣海峽的挑釁事件都是違反國際法的。
中共方面非但拒絕和奧斯汀會面，還拒絕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會面。北京顯然是在和華盛頓玩心理遊戲，試圖通過拒絕談話，並且冒著可能引發導致局勢升級的軍事事件的危險、時不時地向美軍挑釁，等等方式來恐嚇美方。這是美蘇冷戰時期的經典「邊緣政策」（brinkmanship）。可以說，我們目前是在和中共進行冷戰；當然，多數人依然在否定這個說法，中共也是如此。
此外，中共試圖向外界展示中國在商業領域的「開放」。這是為了繼續榨取美國和歐洲的技術，並獲取貿易利益。實際上，中方正是通過商業手段來增強其經濟實力，進而提升軍事實力。
中共與美國和歐盟之間的雙向貿易總額，在2022年達到了驚人的1.6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很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如果華盛頓和布魯塞爾採取一致行動，美國和歐盟可以通過貿易手段來遏止中共。
另一方面，這也道出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對北京如此軟弱的原因。西方企業從相關的貿易往來中獲利，並試圖利用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來穩定美中關係，從而繼續賺大錢。如果中國也是個尋求維持現狀的國家，這麼做是沒問題的。但中共不是，中共是想利用中美之間的穩定關係來擴展其在全世界的影響力；而中共的擴張行動，已經到了威脅美國、歐洲及其它主權國家生存的地步。
北京精於這方面的操控，因為它更容易影響我們各行其是、步調不一致的企業（這是自由市場制度下的必然產物），達到其霸權主義目的；而我們就難以影響中國步調一致的企業（共產政權向來都是對其國內經濟進行計劃和協調），從而無法實現將民主和人權理念注入到北京意識形態控制下的中國社會這一目標。這是「接觸戰略」的巨大失誤。中共影響我們的政治，比我們影響他們要容易得多。總得來說，「商業接觸」有助於北京達到其政治目的，卻無助於我們實現自己的目標。
因此，北京注重與美國的商業往來，而在和美國軍方及外交部門領導層交往方面不積極，絕非偶然現象。儘管北京方面拒絕和奧斯汀及布林肯會面，但卻樂於接待商務部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雷蒙多在那個位置上，會更顧及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更容易受到中共的操縱。
也因此，中共同時向西方商業領袖示好。例如，蘋果（Apple）、星巴克（Starbucks）、Tesla（Tesla）、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公司的行政總裁（CEO）近期紛紛受邀訪華。企業高管們不放過這樣的接觸機會，簡而言之，就是因為想在中國賺錢。他們知道面臨著怎樣的風險，例如，中國企業通過竊取他們的技術、搶走他們的客戶而崛起。但只要有機會，他們還是會去中國賺錢，即使有些業務會損害其股東的長遠利益。
對自由市場的企業來說，還有甚麼比宣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更糟糕的事情呢？但一些西方企業的行政總裁們就這麼幹了。阿斯利康中國區的老闆，就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據路透社報道，阿斯利康中國區總裁王磊上個月強調說，需要把公司打造成「熱愛共產黨」的本土企業。
阿斯利康的總部雖然在英國，但在中國卻「踏著另外一個鼓點前進」。許多美國公司也是如此。#
作者簡介：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和碩士學位（2001年）、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學位（2008年），也是科爾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負責人與《政治風險雜誌》（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出版商。他曾對北美、歐洲和亞洲進行廣泛的研究，著有《權力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和《禁止闖入》（No Trespassing），編輯過《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等。
原文：As US and China Spar, Western CEOs 'Love the CCP'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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