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在博鰲新聞中心舉行的「蓬勃興起正當時—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五年來進展成效」新聞發布會上，海南宣布全面啟動全島封關運作準備。此話題30日衝上微博熱搜榜首位，而「海南塑造成香港」的可能性也受到熱議。
有分析認為這是中共毀了香港後，打算重造一個「黨控制」下的「自由港」，但外資會買帳嗎？而所謂的「自由市場」能沒有法治嗎？且自由經濟體和黨的領導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說，在黨的控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其實，由今日香港的褪色、殞落，昔日的「自由繁榮香港」已經消失不見就可知端倪。不過，既然談到昔日「亞洲四小龍的香港」，難免讓人想回顧「昔日香港經濟奇蹟」是如何出現的。這也讓我立即想起已故的台灣中央研究院邢慕寰院士41年前所寫的一篇文章。
一塊石頭的奇蹟
那是1982年8月18-21日發表在台灣的《中國時報》的長文，篇名就叫「一塊石頭的奇蹟」，說的是「香港經濟增長的故事」。由於邢院士發表時論的態度謹慎，不輕易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一旦決定發表，一定是擲地有聲。他不但學養俱佳，更關心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是「黑板經濟學家」，而是走入實際社會、冷靜觀察實際情況，在經過一段摸索過程後，由原先傾向於某種形式的計劃經濟，最後堅信自由經濟觀念，且奉其為圭臬。
他在1947年8月第一次到香港，親身體驗到香港的落後，二十多年後（1973年）再到香港，頗驚訝於香港已經變成一個現代化城市。邢院士在1972年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擔任經濟系講座教授，並在1973～82年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院院長及研究院院長，1982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其間嚐試替香港編製國民所得帳，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知之甚稔，因而對其費時勉力寫出的對1950到80年代三十年間香港經濟增長的觀察，就不能等閒視之，應該極具參考價值。
縱觀全文，邢院士對香港在三十年間由一塊頑石變成一顆鑽石的「經濟奇蹟」，他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香港政府在大體上知道甚麼應該由政府做，甚麼不應該由政府做，也就是說，香港政府扮演了很適當的角色。
邢院士強調，香港政府所做的事不限於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界定的符合於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主義的範圍—亦即對內維持治安（包括法律與秩序），對外維持「國防」。當時的香港政府很當然的把這兩件事列為首要，而對外維持「國防」，在實際上就是加強對內維持治安。就只香港政府每年用在防止偷渡的邊防費用，就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而偷渡對香港治安及其他方面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
邢院士還特別指出，香港政府做了一件忠於史密斯所界定的分內事，此即「保持一個廉潔的政府」。尤其自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對於懲肅貪污雷厲風行，使政府官員相當清廉。
政府做「對的事」
此外，香港政府又做了許多由維護社會治安延伸到改進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平的事，最突出的實例是「公屋」計劃，雖名為促進社會公平，實際上是在維護社會治安。這與史密斯主張的「最少政府管理」的原則距離更遠。
比「公屋」計劃還要遠離此原則的，有教育（包括職訓）、社會基層設施（包括交通系統的發展和淡水庫的興建）、經濟基層設施（包括海港碼頭的擴建和工業園地的開闢），以及其他直接間接著眼於促進經濟與文化發展的活動。最令人驚異的，是這個一向以自由經濟著稱的城市竟有規模龐大的公營企業—鐵路運輸（地面和地下）與海埔造地；同時政府對不少涉及公眾利益的民營企業加以管制，例如水、電、煤氣、電車、公車、的士、渡輪等企業的訂價需由政府批准，更不可思議的是，竟然有「房租管制」。而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GNP）的比重，由1970-71年的13%升到1981-82年的23%，更可看出香港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的相對份量與年俱增。所以，邢院士說，若有人仍以為香港是放任主義的最後堡壘，或把香港政府看成「懶管事」的殖民地政府，那他必定是被騙了。
不過，邢院士提醒注意，香港政府與年俱增的龐大預算在1980年代初己引起政府內外人士關心，但很少有人批評香港政府缺乏效率。而港府的所作所為，雖有「見仁見智」，大體上獲高度支持，畢竟港府的作為是為著維持一個安定的社會和利於發展的環境。
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利用此種社會環境生財致豐，進而推動經濟發展與成長，港府認為完全屬於私人範圍的事，完全不加以干預，這就是港府所強調的「積極不干涉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積極不干涉政策
在此政策下，所有私人企業除盼望港府積極改善一般經濟發展的環境以外，都不期待任何形式的保護和獎勵。它們都必須自力更生，在本地市場和海外市場與全世界的相同企業進行無情的競爭。因此，一個企業家決定設立企業以前，必須對它可能面臨的機會和風險深思熟慮，在設立之後，更要隨時注意國際市場的動向。若他的判斷大致正確，且其經營又有績效，就能賺大錢，且能繼續擴充業務；反之，若判斷太離譜，且經營又無效率，就要賠大錢，因而被迫縮減業務，甚至關門大吉。同樣的，每一工作人員必須隨時發憤努力，才能上進而免被淘汰。其實，這就是那隻「不可見的手」之自由運作的景象，是借「市場機能」決定企業和個人「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力量。若該力量能充份發揮，一個社會就可達到「人盡其才、貨暢其流」的境界。邢院士認為，香港在1980年代初較其他社會接近這個地步。
邢院士還提到，同集體經濟比較，港府可說完全避免用強大而笨拙的「可見之手」（由上而下強制執行的集體經濟計劃）代替靈活的「不可見之手」，因而不發生集體經濟計劃所引起的資源浪費和工作懶散的問題。同採取較多干涉的新興工業國家比較，港府也避免用保護和獎勵的手段誘導私人投資某些特定工業，因而在市場情況變動時政府不會受到壓力而東扶西護，使原本無競爭力的病態工業苟延殘喘。
就在港府和民間分工合作、各盡職守、勉力打拚下，成就了昔日的「香港經濟奇蹟」。換句話說，在政府「做對的事，且將對的事做好」下，民間各界人士在「不可見之手」的「市場機能」引導下共同成就了香港奇蹟。政府的職責在「營造並維持一個公平、公正、安全、自由的投資和生活環境」，對經濟活動「積極不干涉」。或者可以說「政治幫助經濟」而非「政治干涉或妨礙經濟」這個原則的採取並且落實。
那麼，由「昔日香港繁榮」的經驗來看今日的海南發展，在「共產黨」的黨全方位掌控下，能有全面的經濟自由嗎？不是如本文開頭所言，「自由經濟體和黨的領導是自相矛盾」，在黨的控制下，怎可能會有「自由港」的存在呢？一個蓬勃發展的自由香港在回歸中共後已被腐蝕摧毀，怎能奢望「假、惡、鬥」貪污腐敗本質的中共，可將海南變成昔日的香港呢？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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