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際社會對中共間諜活動的報道很多，從侯斯頓中領館的「特務窩」，到秘密獲取美國航太技術的科學家，不一而足。近日一本新書揭露，許多特務工作是由中共國安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主導的。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前高級分析師亞歷克斯‧喬斯克（Alex Joske）在最新出版的這本《間諜與謊言》（Spies and Lies）中，揭開了中共國安部（MSS）的歷史和其官員在過去幾十年中的秘密行動。
西方人對特工的記憶可能停留在007等人物上，而對中共國安部知之甚少，但它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不為人所知的主要情報機構。
在中共監視下的西方搖滾隊
喬斯克解釋了該部門如何使用或公開、或秘密的手段，在中共高層與外國人之間穿針引線，企圖在世界各地進行滲透。
喬斯克在書中舉例，國安部利用文化陣線組織，將外國音樂家帶到中國，其中包括法國鋼琴家理查德‧克萊德曼（Richard Clayderman）。在國安部的運作下，胡里奥‧伊格萊西亞斯 （Julio Iglesias）成為第一個在中國進行現場直播的西方藝人。
1985年4月，英國流行樂雙人組「威猛樂隊」（Wham!）的佐治米高（George Michael）和安德魯‧瑞吉里（Andrew Ridgeley），成為史上第一支在共產主義中國演出的西方搖滾隊，現場1.2萬名觀眾在警察的密切注視下觀看演出。而中共高官則在舞台一側指揮台上觀看，他們身後配備了口譯員，其中一個高官是70歲的中央委員蕭華上將，他是當時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嫡系。
在喬斯克的書中，他描繪了許多引人入勝的細節中，例如喬斯克發現了一張照片————佐治米高在「威猛樂隊」的宴會上，坐在他身邊的是中共頂級間諜之一——王樹仁。
中國改革論壇 其實是釣魚論壇？
喬斯克還提到了中共的一些政策導向機構。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中國改革開放論壇」（China Reform Forum），這是一個政府附屬的研究機構，與高層國安官員有聯繫，讓外國官員和學者有機會接觸到中南海的高級官員。
「對於華盛頓、東京、巴黎的中國專家來說，這是國安部炮製的可卡因。」喬斯克寫道，國安部門在一些來華的外國人中物色合適的對象，讓他們有接觸高層的機會，這些人回國時，可以吹噓自己遇到了多麼有權勢的人。
在2003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提出所謂的「和平崛起」，這個詞被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多次重複，外界認為，這可能是中共為了緩解西方在1995—1996年台海危機期間，對「中國（中共）威脅論」的焦慮。
喬斯克認為，中共國安在推動中共影響力方面推波助瀾，參與「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的外國人，只是「幫助將中共國安的謊言傳播到世界各地」。
喬裝改扮的中共國安副部長
喬斯克對公開的中文材料進行詳細研究。這使他能夠拼湊出不同的國安官員在不同階段的偽裝，以及他們分別扮演了甚麼角色。
例如，余恩光就是這樣一個人物。1970年代他作為中共新華社記者駐紮倫敦，後來搬到華盛頓，報道卡特和列根政府。
1988年回到北京後，余恩光以「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CICEC）負責人的身份，與索羅斯（George Soros）交往。中共告訴索羅斯用CICEC取代他在中國基金的合作夥伴——這實際上是中共國安的操作。
喬斯克還發現，在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2017年洩露的國際財務記錄中，余恩光被列為百慕達一家公司的董事，更令人驚訝的是，他的地址是國安部在北京的總部。
後來，喬斯克發現了一個驚人秘密，余恩光不是別人，正是國安部副部長余放（音譯）——喬斯克通過對比圖片，發現這兩人其實是同一個人。
《金融時報》分析，《間諜與謊言》這本書的結論是——大多數外國人都被中共騙了。這本書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作者可以從公開的材料中收集到多少信息。喬斯克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會說中文並擁有電腦的人，如何找到了很多引人入勝的故事。
中共利用西方精英的野心和善意
喬斯克還說，中共國安部非常善於利用西方精英人士的野心，他列舉了高盛公司前聯席主席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的例子。
桑頓退出高盛這家銀行巨頭之後，在中共的主要機構中擔任了多個重要職位，包括在著名的清華大學擔任董事。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什‧羅金（Josh Rogin）曾說，「桑頓對中國未來的看法，與中共國安部社會調查局向外國學者、外交官和西方精英們宣揚的謊言如出一轍。」
2008年，桑頓在為《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撰寫的文章中說，「中國共產黨正在積極考慮走向民主。」桑頓還不斷鼓動特朗普政府直接與習近平交好。據稱，桑頓和幾個華爾街巨頭也試圖左右拜登政府的對中共政策。
此外，中共還利用西方人對於中國的熱愛和善意，例如，1989年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後，澳洲前工黨總理鮑勃‧霍克（Bob Hawke）感到非常不安，他因為讓4.2萬名中國公民獲庇護而聞名。
天安門屠殺發生4年後，霍克收到了中共的邀請信，霍克認為這可能會對中澳發展關係很重要，欣然前往，他受到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和李鵬的熱烈歡迎。
之後「霍克認為，雖然最終死於軟禁的趙紫陽的命運『極其悲慘』，但與中共領導層建立關係的重要性仍然是第一位的。」喬斯克寫道。
喬斯克說，從此霍克不再提起天安門問題，而是發揮著他的作用，向世界各國推銷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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