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之島》影評：乘風破浪逃向「自由港」

19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潮」，如今的「離港潮」，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香港人的家。「香港經歷2019年的劇變，這城市的人儘是憂鬱失語。離散與失去自由，原來沒有離自己很遠。」《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如是說。

在電影《憂鬱之島》（Blue Island）中的第一場戲的畫面，一對年輕男女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叢林，奮身躍入風高浪急的大海。

故事原型確有其人，那是1973年7月，高掛9號風球的黑夜，大鵬灣的巨浪滔天，這對逃港的年輕夫婦和僅有的「救命物資」就是一條粗繩和一個救生圈。男孩把粗繩綁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綁上救生圈，讓女孩攬著救生圈，兩人相互扶持向遠處的香港游去。對自由嚮往的信念支撐著他們，只要穿過這場風浪，相信九死一生到達「自由港」，幸福就會來臨。

當年橫跨大海的男子已白髮蒼蒼，至今仍保持著在維港晨泳的習慣。（《憂鬱之島》官網）

鏡頭一轉，當年橫跨大海的男子已白髮蒼蒼，至今仍保持著在維港晨泳的習慣。

畫外是在尖沙咀海傍倚欄凝望他游泳的兩位香港少年，他們望著這位長者，討論著他當年的逃亡放在今日的香港，是否還有意義。時空似乎在這一刻凝固，歷史交錯的瞬間拋給觀眾一個問題，在大時代下，每一個人都面對著對「自由」的態度，以及對「良心」和「歷史」的拷問。

重現「逃港」驚險一幕

或許我們可以用「戲中戲」來形容《憂鬱之島》，電影將紀錄片和劇情片合二為一，透過真實訪談、重演昔日歷史場面，重現三個香港歷史上重要的年代，從「六七暴動」、「八九六四」到近年來爆發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在日益赤化的香港，很多話題已成為禁語，這部電影雖在香港拍攝，卻無法在港上映。

慶幸的是，電影透過加拿大、澳洲、美國、日本、台灣等地的影展，與世界各地的觀眾見面，並榮獲了第13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3項大獎和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

「97後」的年輕演員岑軍諺和田小凝飾演1973年逃港倖存者陳克治和李潔馨夫婦。（《憂鬱之島》官網）

「97後」的年輕演員岑軍諺和田小凝飾演1973年逃港倖存者陳克治和李潔馨夫婦，他們換上70年代的服裝，重現當年的驚險一刻。攝影機開著就沒有停，導演喊「Cut」後，鏡頭繼續轉向真實的岑軍諺和田小凝，聽他們講述拍攝心得，又有演員的真實感覺。

岑軍諺分享，他的父親當年也是「逃港潮」的一員，田小凝一家也是從大陸移民而來，他們理解父輩為了自己的福祉而離開中國大陸，而如今自己長大成人，卻重新要面對父輩所面臨的那種痛苦。

拍攝結束後，岑軍諺和田小凝與陳克治和太太李潔馨見面，茶餐廳內，白髮蒼蒼的長者愛惜後輩的溫馨鏡頭，又令人忍不住紅了眼睛。

電影中加入了當年的逃港者在大鵬灣附近的離島樹立起「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儀式的片段，陳克治唸起詩句：「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夢化，一縷輕煙。」當年大鵬灣翻起的滔天巨浪，在怒海中奔向自由的生命，被鯊魚吞噬、在海中遇難的冤魂，如今的年輕一輩有何體會？

筆者只記得，觀影時分，坐在旁邊的少女從頭到尾未停止過啜泣，電影結束後她瞪著通紅的眼睛，用「震撼」二字來形容。

《憂鬱之島》的「戲中戲」。（《憂鬱之島》官網）

身在戲中不知戲戲裏戲外的歷史拷問

電影中另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片段是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方仲賢扮演1989年前往北京聲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主席林耀強，兩個背負著「學生運動」之名的隔代人，在大螢幕中相遇。參與拍攝電影，或許對方仲賢來說，他扮演的並非別人，而是自己，若他本人乘坐時光機回到三十年前，他一樣會是第二個林耀強。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方仲賢（左）扮演1989年前往北京聲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主席林耀強。（《憂鬱之島》官網）

三十年後的林耀強，在仍可以點亮燭光的維多利亞公園，他和幾位六四親歷者多年來風雨不改，守護著那道心中的光。又或是帶上衣紙，在中聯辦前燒衣紀念當年的學生亡靈。

觀察2019年連儂牆、各類反共標語貼遍全城的香港，與昔日1989年時北京寫下的自由標語，是不是有幾分相似？時光交替，2019年方仲賢在浸大學生會的會址中與同伴傾談、走上街頭的一幕幕，與林耀強當年在房間內準備的標語，聽到窗外的呼喊聲，好像融為一體。被歷史推到舞台前的兩代人，在不同的時空中，做著相似的事情。

過去每一年6月4日晚上，香港人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點起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但2020年起燭光不再。圖為電影劇照，對比2019年和2021年的維多利亞公園。（《憂鬱之島》官網）

大膽拍攝「坐監」議題獄中兩代人的真實對話

說起《憂鬱之島》的沉重氣氛，不單是電影表現歷史上的「憂鬱」，最令人窒息的或許就是電影之外，一個個年輕人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入獄，在電影結束前閃過一張張在法庭上的年輕面孔，沒有背景音樂，留下可怕的靜謐讓人心痛落淚。

五年前，導演開始籌備電影的拍攝，當時並沒有想到現實會如此戲劇化地進行，讓人分不清究竟是電影還是真實的人生。不同年代的經歷，交錯著真實的人生片段，像兩代人突然在某個停滯的時間點相遇，展開一段內心的獨白。

影片中有一段可遇不可求的獄中對話，拍攝這個片段時導演任由兩人自由發揮。劇組借來監獄場景，導演只是告知譚鈞朗是扮演楊宇傑因「六七暴動」入獄事件的演員，並沒有過多解釋譚鈞朗的背景，就讓兩人坐在狹小的監房中自由對話。

1967年，金文泰中學學生、當時16歲的楊宇傑，被控藏有煽動性標語，被英屬香港政府判入獄18個月。扮演少年時代楊宇傑的演員譚鈞朗，大學學業仍未完成，因2019年參與社會運動被指「暴動罪」，等待審訊，當時未知會判多長時間的刑。

「監獄」對譚鈞朗來說是可能的「將來」，對如今年屆七旬的楊宇傑來說是「過去」，政見相左的兩人就因這樣一個重疊的際遇而展開了對話。楊宇傑開始回憶自己「坐監」的日子，沒有自尊，被獄警打，那種恐懼和無助至今難忘，講到最後，他說了一句「坐監難捱，坐完監之後更難捱。」出獄後，過去的「戰友」離他而去，遭人嫌棄的感覺成為他人生中的陰影。

在幽暗的監室中，譚鈞朗表現得非常平靜和鎮定，有一種超越同齡人的成熟，他沒有因為這位長者與自己的政見不同而拒絕對話，而是坦誠地說出自己的觀點。

看到這段，筆者頗為佩服導演的胸襟，明知楊宇傑和譚鈞朗有著不同的政見，也放手一試給予他們平等對話的機會。整部電影也在這段獄中的對話之中推入了高潮，時空彷彿在幾代人相似的經歷中凝固，沒有給任何答案，而是讓觀眾自己去思考香港的未來。

《憂鬱之島》海報。（《憂鬱之島》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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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的意像一次次在電影中重複，在電影的開頭與結尾，動盪的海水透著一種不安的氣息。無論是乘風破浪的勇士，還是漂浮在海上的孤島，藍色的大海有一種深沉和憂鬱，不同的人看這部電影都會有不同的解讀。貫穿始終的歷史值得銘記，電影以素人群像為主，當中甚至還有很多參與電影的港人如今還在監獄中，也有的已遠走他鄉，重新追逐自己心中的「自由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