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瑞典關閉最後一所孔子學堂，成為歐洲第一個徹底告別孔子學院的國家。沒有了孔子學院，瑞典人學習中文的熱度並未受到影響，甚至有增無減。

美國之音報道說，作為歐洲第一個引入孔子學院的國家，瑞典於2005年2月在斯德哥爾摩大學開辦了歐洲第一所孔子學院，這也是世界上首所開課的孔子學院。然而十年後的2015年，斯德哥爾摩大學結束了與孔子學院長達十年的合作，理由是「在大學系統中存在由其它國家資助的機構，這種做法令人質疑」。

在剝離了中共政府直接影響後，瑞典的中文教育依然保持穩定，很多瑞典的年輕人仍然對漢語和中國文化抱有興趣。

孔子學院被中共標榜為「友好語言和文化項目」，實為其意識形態輸出「中繼站」，並因此遭到越來越多西方國家的抵制。

英國前財務大臣辛偉誠（Rishi Sunak）在7月底的電視辯論中，為了展示其在中共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承諾倘若當選，將關閉在英國的30所孔子學院。

而德國聯邦教育部長卡利切克（Anja Karliczek）去年10月表示，她對德國的19所孔子學院的活動「深感憂慮」。她認為，孔子學院對德國高校工作的影響已經顯而易見，這是「不能接受的」。她建議有關高校「認真審視和孔子學院的合作」，「果斷處理」中共帶來的影響。

20歲的朱莉亞‧馬歇（Lulia Marcher）是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一名大一新生，她將在9月開始為期兩年的漢語進階學習課程。

馬歇來自瑞典中部的厄勒布魯，她從高一開始學習漢語。這裏之前沒有開設過孔子學院或孔子學堂，但她所在的高中有母語是漢語的老師和會說漢語的瑞典老師。她說她更喜歡那位會說漢語的瑞典老師，因為他會和學生一起討論一些問題。這也讓她開始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並成為她想在大學進一步深造漢語的原因。

在孔子學院離開瑞典兩年後，瑞典各級漢語教育系統並未發生太大變化。其中，2020年在大學裏學習漢語的人數甚至有所增加。

關閉孔子學院對瑞典中文教育影響不大

看上去，這和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有著一定的關聯。「疫情對瑞典國內的就業市場造成了很大影響，因此很多人選擇上大學，這從客觀上也推動了大學漢語學習人數的增加。」瑞典哥德堡大學語言與文學系高級講師和系副主任楊富雷（Fredrik Fallma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但總體上，在大學學習漢語的學生人數還是比較穩定的。」他說。

孔子學院徹底離開瑞典，從整體上看並沒有對瑞典的漢語教育體系產生太大影響。比如，最先選擇退出和孔子學院合作的斯德哥爾摩大學，其本身就擁有歷史悠久的漢學研究傳統，固定的行政編制以及良好的漢語教學師資。所以，選擇退出並不會對其漢語教學和學術研究產生負面的影響。

楊富雷同時也強調，選擇不和孔子學院繼續合作，並非瑞典政府的要求，這是每所大學自己做出的決定。

「但瑞典政府和教育部肯定會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他們不會影響到大學自己的決定。」他解釋說，「雖然大學是國立大學，但是是獨立的，決定權在大學本身，不在政府。」

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成立孔子學院的初期，就有來自大學內部的質疑聲，主要聚焦大學系統是否應該讓一個由其它國家資助的機構存在。並且由於中共的國際形象日益負面，讓這種質疑變得更加合理。

「從05年到15年的這十年間，中國（中共）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發生了一些變化」，他說，中共越來越傲慢自大，「甚麼都要管理，甚麼都要壓制。」

這也是孔子學院自身存在的一個硬傷，無法提供一個與西方社會相匹配的自由言論空間。只要是不利於中共的言論和觀點，一律予以封殺，根本無法滿足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對於教育機構的需求。

「比如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孔子學院裏，有學生想要討論所謂的敏感話題，那除了孔子學院的老師外，他還可以找到其他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瑞典老師來討論。」楊富雷在採訪中表示，「但是在像呂勒歐這樣的地方，除了孔子學院外，可能找不到其它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地方。」

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問世

荷蘭教育大臣英格麗‧范‧恩格爾肖芬（Ingrid van Engelshoven）2021年6月16日在回應基督教民主黨（CDA）關於孔子學院的國會質詢時表示，中共孔子學院（CI）侵蝕學術自由，荷蘭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最好停止與其合作。

此前，荷蘭調查性新聞平台「Follow the Money」於5月7日報道，與中共合作不僅僅帶來經濟利益上的損失，還將限制學術自由。CDA隨後向教育大臣提出相關問題。

法國半官方智庫，國家軍事學校戰略研究所（IRSEM）在2021年曾公布一份名為《中國（中共）影響力行動》的報告，梳理了中共近年來為擴展影響力而部署的日趨深入而且廣泛的全球網絡。

在關於孔子學院的部份，報告寫道，該機構會獲得來自（中共）大使館的支持和協調，並接受國家漢辦的管理。當一所大學同意合作成立孔子學院時，將會獲得不同數額的財政援助來啟動該活動，每所孔子學院每年平均會獲得10至15萬美元的撥款。孔子學院的教師均由漢辦招聘和培訓，而教學資源（書籍、音頻或影片）也是由漢辦來制定。

無疑，與中共合作和交流，這些政治風險一直存在。楊富雷表示，「我們做漢學家的都知道，黨的影響到處都有，出國的人員裏也有黨員。」

「作為一個瑞典的國立大學，不管合作的機構在甚麼地方，我們都需要保持管理的自由和獨立性。」他表示。

瑞典的教育機構在衡量了潛在風險後，最終選擇了與孔子學院保持距離。同時，瑞典的漢語教育市場今年出現了一張新面孔——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這個由台灣政府資助的語言教育機構從去年開始，已經陸續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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