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的拜習電話會談,中共喉舌新華社的通稿洋溢著一片黨文化定義的「勝利」。不過,中共即使能鑽拜登政府的一些空子,但中美綜合國力的巨大差距擺在那兒,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只能引來恥笑。
第一,一廂情願的中美「引領」世界
習上台伊始,就提要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什麼是中共心目中的「大國外交」?就是中美平起平坐。這在奧巴馬、特朗普任上都沒有達成。舉例而言。2017年11月9日,中共「十九大」甫一結束特朗普即訪華(這是無前例的),但當時習特會也只是說「雙方同意繼續發揮元首外交對兩國關係的戰略引領作用」,「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推動中美關係得到更大發展。」這次拜習會中,新華社通稿說,習指出,「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都期待中美兩國發揮引領作用,維護世界和平安全,促進全球發展繁榮。這是中美兩個大國職責所在。」當初,奧巴馬連「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提法都不認同;現在,中共又提出「中美兩國發揮引領作用」,胃口大了許多,足夠在黨內、國內宣揚了。
但是,拜登政府「競爭-合作-對抗」的對華政策,基點是「應當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共)國接觸。(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the need to engage China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這打中了中共的痛處。2021年3月阿拉斯加中美高層會晤中,楊潔篪的發飆(「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正是氣急敗壞、惱羞成怒的寫照。說明美國清楚中共的軟肋在哪。從俄烏戰爭後中共不敢大規模實質性支援俄羅斯來看(雖然中共一再聲稱中俄友誼「沒有上限」、「合作沒有禁區」),美對中共擁有較大的總體戰略優勢,怎麼可能和中共一起「引領」世界呢?中共這是典型的痴人說夢。
第二,中共在中美關係中的虛假「主動權」
中共一貫講「筆桿子」,就是宣傳、煽動、造假。這次又表現的淋漓盡致。首先,習「應約」同拜登通電話,暗示拜登有求於習。其次,「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以及雙方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坦率溝通和交流」,這裡沒提以往多有的「建設性」這個關鍵詞,暗示習態度強硬,不惜硬碰硬。再次,習批評拜登「從戰略競爭的視角看待和定義中美關係,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和最嚴峻的長期挑戰,是對中美關係的誤判和中國發展的誤讀,會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產生誤導。」
而從2021年3月阿拉斯加高層會晤楊潔篪發飆,到7月天津中美副外長會晤中共提出「兩張清單」,再到今年7月9日王毅向布林肯提出「四張清單」,表明中共一直在以攻為守,向拜登政府施壓。
拜登政府對付中共,乃是軟硬兩手。軟的一面,是為中美關係建立「常識性的護欄」。突出體現在中共歸納的拜登政府「四無一無意」的對華政策立場(美方不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獨」,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硬的一面:軍事政治上,大幅加強針對中共的軍事部署,展開軍備競賽,推進印太軍事聯盟,使北約戰略新概念納入中共「系統性挑戰」等等;經濟上,通過芯片法案,「再工業化」,推進全球供應鏈重組,推出印太經濟框架等等。拜登政府力求重塑中共的戰略環境,迫使中共不得輕舉妄動。5月26日,布林肯的對華政策演講,重申美對中共開展「長期戰略競爭」的定位和取向,並且概括出以「投資、協同、競爭」(invest,align,compete))為支柱的政策框架。中共大為惱火。不僅全網封殺該演講全文,還潑婦罵街式的稱其「更像是針對中國發起的全面戰略競爭或戰爭的宣言。」(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5月27日語)
第三,對佩洛西訪台之事的臆想「勝利」
前面兩點是明明白白寫在紙面上的,但中共的第三個精神勝利卻在紙面之外,拜習會對佩洛西訪台之事不置一詞。其實,佩洛西訪台一事,中共方面的反應也非常強烈,而拜習會仍如期舉行,說明中共有求於美,不敢藉佩洛西訪台之事取消或推遲拜習會。中共的強硬反應實質是穿幫了。
但是,中共的「精神勝利法」對此編造一番謬論:其一,拜登不僅沒有支持佩洛西,反而掣肘,美方顏面無存。其二,佩洛西最初計劃四月訪台,後因染疫推遲,中共稱是「政治染疫」,自己的反制措施發揮了作用;其三,佩洛西的這次亞洲行,台灣處於「未定」狀態,正是自己的「嚴正以待」、五場軍演,使佩洛西不敢公開聲明訪問台灣,即使去也只能偷偷摸摸去,這是自己的勝利。
結語
在外界看來,中共從其特殊的思維方式出發得出的上述「三大勝利」,可謂荒唐。但是,中共卻洋洋自得。這是因為中共不是一個正常的政黨,它有其特殊的黨文化,與普世價值格格不入。中共這樣的自欺欺人,只會使其末路狂奔得更快。
不過,美國如果對中共黨文化沒有充分理解的話,很多時候也容易被它算計。例如,就這次拜習會,一些美國人也看到出了問題。
舉例而言。Breitbar刊文《中國版習拜登通話與白宮報告存在重大差異》指出,中共媒體認為經濟壓力是拜登迫切需要與中共領導人對話的一個關鍵原因,卻沒有提到中國經濟面臨比美國更嚴重的問題(房地產市場崩潰,外國投資大量流失,《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制裁等等)。又如,《紐約時報》刊文《內憂外患之際,習近平會和拜登談些什麼?》說,「一些美國官員懷疑,習近平最近發難的真正原因是希望轉移對其國內經濟和疫情問題的注意力,或者至少是需要在國際上展示實力。」
的確,從3月18日的視像會晤到這次電話會談,中國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諸如清零政策不受歡迎,上海封城重創經濟,房地產債務正在增加,中國國內出現了悄聲異議,習近平的地位有所動搖等等)。拜登政府原本可以抓住和利用中共的弱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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