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89年入讀香港大學，本科畢業後於原校攻讀研究院，1999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前後當了十年全職學生。母校最常駐足的地方，除了當時仍是文學院教學樓的本部大樓外，當然就是圖書館了，尤其是特藏部（即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那是香港研究的聖地，珍藏了大量與香港有關的文獻資料。那些年，我日以繼夜躲在特藏部整理香港早期報紙，尤其是《華字日報》的相關資料，由於是窮學生，我便拿着手提電腦，對着微縮膠卷機逐字輸入，我那一分鐘一百字的倉頡輸入法便是那時練成的。在自由的學術氣氛下，閒時拿一兩本書在窗邊的桌子慢讀，對香港、對歷史的認識便得以慢慢積累下來。
然而，在新香港，教育哪能容得下淨土。早前有朋友通知我，這一切已成往事。
圖書館於5月18日公布了使用特藏部的新安排。以前可隨時進入特藏部瀏覽書籍，現在必須預約，換言之全職研究人員有可能不得整天待在特藏部進行研究，外來人客更可能會「摸門釘」。圍繞窗邊的桌子全部移走了，讀者必須首先辦理借閱手續，將書拿到服務台前新設的小小閱讀區使用。這個措施，以前只適用於古籍、善本書，現在則一概適用於特藏部所有書籍文獻。這個集中管理的空間新設計，是否意味着凡特藏部讀者必須接受職員監視？
令人擔心的，不止於空間布局，更在於資料複印。讀者現在需要申報複印內容和數目，申報表格上最令人不安的是第四項：「本人明白，複印本只供本人使用，不得轉讓。」做歷史研究的朋友問，這是否意味着不可以與論文導師、同學分享資料？研究助理又可否將資料轉移給主持項目的教授？以上行為，會否違反圖書館規例而面臨大學懲處？有做研究助理的朋友打趣說，有關規定可能會掀起文史界研究助理失業潮。
有朋友問特藏部職員改制的理由，他們回答是因為「有人偷書」。這個回覆，帶出了更多問題：特藏部成立幾十年，是否一直都沒有偷書問題，到了「國安法」通過之後才有？特藏部的偷書情況，與全館相比是否特別嚴重，以至需要犧牲歷代學人均能享有的閱讀和複印自由？
行文至此，想起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面臨改組，學者憂慮「中國研究的麥加」將不復存在。孔安道紀念圖書館作為「香港研究的麥加」，如此新安排，是否在香港研究中實踐「紅線思維」的先聲？
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首任館長楊國雄在其大作《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中說，特藏部的「職責除了要搜羅資料及編撰圖書目錄外，另一任務便要促使館藏書刊廣為人知、廣為人用。」筆者不敏，特此請教母校，在新香港下，「限制使用」是否「廣為人用」的一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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