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爆發以來，發生各種次生災難，引發民怨沸騰。孫思賢（化名）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杭州一所大學教書。他和妻子因為為疫情滯留上海48天。日前，他向大紀元記者講述了他們逃回杭州的經歷，為了救妻子，他甚至卑微地向防疫人員下跪。

到上海出差 被迫滯留48天

孫思賢和太太3月3日到上海出差，他們住在上海一小區的出租房。沒想到碰上疫情，他所住的小區從3月13日開始全封閉，他們就沒出來過。

孫思賢的小孩只有12歲，一個人在杭州，他們很不放心，於是撥打上海12345市長熱線申訴，希望他們能夠回杭州隔離。

孫思賢5月2日對記者表示，從3月13日以來，他申訴了十多次，最後上海方面說「你們跟杭州那邊聯繫，如果他們願意接收，你們就簽一個疫情不結束不返回上海的承諾書，就可以讓你走」。杭州這邊的社區也同意了。

4月底，孫思賢在所住小區開了證明、簽了承諾書。可是由於沒有車，高鐵票也很難搶，他表示，根本搶不到票，「我們回不去了，回不了杭州」。

孫思賢想了很多辦法，最後，他在4月30日花了6000元人民幣包租賃車回杭州。當時，他有得到杭州某社區防疫辦的承諾，他們才敢從上海回杭州。

「它（防疫辦）說在杭州任何一個高速路出口都可以下來，之後司機可以回上海，『你們兩人是疫區的危險分子，直接由我們統一安排拉到酒店隔離。』」他說。

但他們回到杭州一切都變了。「我們被阻斷在高速出口處的防疫中心。工作人員說『給你們兩條路：一是讓社區派車過來接你去酒店隔離；二是你從哪來回哪去』，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跟上海簽過協議了，不能再進上海了。」他說。

於是孫思賢馬上跟社區聯繫，請社區派車來接他們。大概等了半小時，對方電話打來說：「我們沒有這項服務內容，我們不負責接送，只負責隔離，你們自己想辦法。」

孫思賢說，「我能有甚麼辦法。我說『能不能讓朋友開車來接我』，他說不行，『你不能跟其他人接觸』。」「我說『不能讓朋友來接我，你們又不來接，我能有甚麼辦法』。對方說，『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們沒辦法幫你解決的，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

接著，孫思賢開始瘋狂地撥打上級部門電話投訴，但所有的電話不是佔線就是打不通。最後沒辦法，他撥打110，110把他們的訴求記下來了。但等了三個小時，沒有任何人跟他們聯繫。

一直折騰到4月30日晚上10點半。當時下著雨，孫思賢夫婦帶著一大堆行李，又沒吃飯，飢腸轆轆，實在受不了了。「這樣等下去肯定不行，我們可能被遣返回上海，畢竟這個身體也吃不消。」他說。

當時，孫思賢想乘別人的車、躲在後備箱裏逃走。但沒有司機敢接，因為他們是上海來的，萬一被查到，司機也是犯法。

孫思賢開始走上逃亡之路

任何辦法都行不通，孫思賢有逃亡的念頭。他先觀察周圍地形，看到高速出口中間有護欄，護欄下面有縫隙可以鑽過去。他說，「我只能這樣做了，鋌而走險，我爬到對面，一看不行，對面也是防疫部門，也有人，還是走不了。」

孫思賢回憶，「那時候嚇壞了，我站起來就摔倒，一站起來就摔倒，後來就快速爬到高速路邊滾下去，下面是一大片果園，果園有鐵柵欄，也很高。那顧不得這麼多，爬過鐵柵欄，因為太高了，我現在身上都是傷，直接翻到對面泥地上，再站起來後一路狂奔，奔了一公里左右，發現安全了。」

這時，孫思賢先打電話叫網約車，再給妻子打電話。「我叫她不要擔心，我會回來救她。我怕給網約車司機造成困惑，因為我畢竟是從上海來的，所以我坐在後面座位，一句話不說，我怕影響到他。」他說。

孫思賢坐著那個車回到小區，再給社區打電話。「我說我已經逃回來了，你們現在趕快想辦法把我老婆接過來一起隔離。他（社區）還是說這句話：『你回來了，那你就去隔離，你老婆我們沒辦法的。』」

當時，孫思賢很生氣。「我說『你不把我老婆接過來，我不接受隔離』。然後他說，『你知道你是違法嗎？你違法你知不知道後果？』我說『我不怕』，我說『你們今天不把我老婆接過來，我堅決不去隔離』。後來他們打電話過來要強制執行。」

孫思賢害怕他們暴力執法，他馬上再打110，說明自己的狀況。最後當地派出所跟防疫部門四個人過來跟他談判，雙方僵持了半個小時，他們才同意派車接他妻子。

「我說『我要跟著你們一起去，我不放心』。然後再一起去高速路口把我老婆接上。大概到（5月1日）凌晨2點，我們才到達賓館隔離（14+7）。」孫思賢說，「我太太肯定嚇壞了，但是沒辦法，她只能在那邊無助地等待。」

5月3日，大紀元記者致電杭州疾控中心，但電話沒有人接。

為救妻子 孫思賢下跪了

為了救妻子，孫思賢還下跪了。「你知道嗎？他們不肯，我還給他們跪下了。那時（4月30日）晚上11點多了，她一個人在那高速路口，那麼多的行李，下著雨。多可憐，我怕她受不了，我為了她跪一下，我願意，我沒有其它辦法，我知道這些王XX沒有甚麼同情心，談到後來他們不理我，我就跪在他們面前了。我一跪下之後，他們可能有點緊張，就說『你跪幹嘛？你先起來』，我說『你不答應接我老婆，我跪死給你看了』，我說『沒辦法了』。」

「我作為一個老師，也算一位有點臉面的人，卑微到這個程度。我心裏很難受，一晚上沒睡著。一方面自己覺得難受、委屈；第二方面，我們老百姓活得太委屈了，這個社會這樣瀆職，不把老百姓死活放在心上。我覺得我必須要發聲。」他說。

隨後孫思賢做了一個影片，敘述自己逃亡的經歷，他非常傷心、痛苦。他表示，影片一發出來，有數十萬播放量，有上萬人評論點讚，但很快被下線屏蔽了。

孫思賢發聲之後，所有的親朋好友都打電話勸他不要做這個事情。5月2日，當地警方也打電話威脅他。孫思賢說，「可能他們看到影片了，警察打電話給我，他要發一份告誡書給我，讓我簽字，警告了我。」

孫思賢表示，那份告誡書說他發布不實信息。「我說『你沒有任何調查憑甚麼說我是發不實消息』。他說，『你簽不簽字？』我說『我不簽』。他說『你不簽，等著公安來抓你』。然後就走了。」

「如果我忍下去了——因為中國人已經學會忍氣吞聲，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忍，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辦呢？這個民族永遠跪著站不起來，你說多麼可怕。」孫思賢說。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經歷了這件事之後，讓孫思賢有強烈的感觸。「我們有時也在助紂為虐，我們成為一個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人。現在沒有一個人支持我去維權，越愛我的人越反對，因為他們看得太明白了，都覺得鬥不過他們（政府），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整個民族都這樣想的話，我們這個民族只會『歌功頌德』，只有一種聲音。」

孫思賢表示，此次疫情，沒想到上海出現那麼多的醜聞。4月底那幾天，所有人都受不了了，上海多地敲鑼打鼓、敲盆抗議。其實這一次很多悲劇都是人禍，不是天災。這個疫情不可避免，但人禍確實是增加老百姓的痛苦，這才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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