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離世前，在松街療養院的那半年期間，堅決不肯見訪客，她老人家的理由是，「形容憔悴，見不得人」，所以被我們兄弟倆擋住的親朋好友不在少數。母親在大約二十五歲時，曾被電影界名人袁叢美(日後的中影公司總經理)相中，力邀她去重慶的中國電影製片廠試鏡，可以想見她老人家當年之丰采。我母親一生從不濃妝艷抹，上了年紀後仍然「耐看」，所以她老人家之不肯以病容見客，是我們兄弟倆都能理解的。

但我的表舅彭芳谷，卻是唯一的例外，不是我們沒攔他，而是攔不住他。

彭表舅是台灣醫界名人，曾擔任過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當時他已退休，住在士林區，但是每年都會到舊金山灣區探望兒孫，每當旅美期間，也總不會忘記給住在德州的外甥(我)掛個電話，一敘親情。

當他得知我母親等於是進了「安寧病房」，而且不願意見訪客時，更是嚷嚷著要過來探望他的「莉姐」，理由非常簡單：「他是醫生，醫生要來看病人，是最天經地義的事」，母親只得勉強同意。

兩、三個月後，母親就安詳辭世了。

彭表舅與我母親倆，屬於同一個母系，都是湖南長沙范氏家族的後裔。根據族譜，長沙范氏之共同先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彭表舅的母親范新瓊，與我的外婆范新懿是嫡堂姐妹，因為她倆的父親都住在同一座大堂屋(祖宅)內，是三位沒有分家的親兄弟中之前兩位，所以堂屋裏的「新」字輩，至少有十四位之多。

我母親自幼「無爹無娘」地在那座大堂屋裏成長，幸好她的眾多姨舅們都曾照顧過年幼失怙的她，眾姨媽中最照應她的，當數彭表舅的母親范新瓊(屬於長房)，與自己母親的親妹妹范新瑾(屬於次房)。在複雜的家族情感上，我母親就將這兩位姨媽當作是自己的「媽」。這也就是為甚麼在一九四九年的兵荒馬亂中，當我父親在前線領軍作戰、生死未明的狀況下，我母親會拖著兩個稚齡兒子，攜同另一位表弟范如仲(他是母親另一位表舅范新範的兒子，也是台灣大哥大創始人之一，范瑞穎的尊翁)，去九龍牛池灣投奔她姨媽范新瓊的主因。

我這位姨外婆范新瓊，就是台北榮民總醫院前院長彭芳谷的母親。在清末民初時期，湖南長沙的范氏，算是思想十分「前衛」的家族，族中「新」字輩的女孩不但沒有「纏足」之惡習，還講求「男女平等」，被送出國去留學的女孩就有好幾位，我的外婆范新懿留日，去東京帝大醫學院習醫，姨外婆范新瓊則是在民初「勤工儉學」的浪潮中，到法國習畫，她與名畫家徐悲鴻、蔣碧薇等，是同班同學。在學期間與我的姨外公彭襄(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文學博士)結為連理，我的表舅彭芳谷是他們的長子。

在此順便一提姨外婆范新瓊的「畫風」，我在青少年時，曾多次在她老人家的畫室中，觀看她熟稔的運作油彩，畫出一幅幅大型油畫。那時我對「畫風」無知，總覺得她的筆調不夠「細緻」，八成是「功力不夠」，有一點「學藝不精」之感。

二零一四年我一時興起，到達拉斯郡的社區學院學了兩年繪畫，幾堂課下來，才意識到我當年有多麼無知，原來姨外婆的畫是屬於印象派的畫風，與法國名畫家塞尚相仿。現代繪畫講求的是「意境」，「意境到了」的畫，就是「好畫」。

時間點回到一九四九年年初，芳谷表舅已經是嶺南醫學院的學生，唯中國大陸正赤燄高張，時任總統府第一局局長的姨外公，眼見局勢不利，決定攜家帶眷避居九龍牛池灣，且立即將住址通知我們(當時我們在廣州租屋)，建議我們來九龍會合。

母親原本計劃是隨國軍第七十軍軍本部之眷屬同赴海南島的，接獲姨媽的信後改變主意，決定去九龍投奔她，且與我父親約定，若是絕境得以生還，就聚首於九龍。

一九四九年年底，父親軍職在身，歷經千辛萬苦逃離大陸，到九龍難民營與我們團聚。我父親並非逃兵，在他完成賦予之任務後要趕回七十軍軍部時，未料軍部已接獲上級急令，轉向海南島行進，來不及通知他，就此與軍部失聯。至於他如何以重病(瘧疾)之身，機警地閃避紅軍無所不在的路檢逃往九龍，我已在「手錶的故事」與「鞋子的故事」兩篇文章裏詳細交代過了。

當父親拖著疲憊的身軀，蹣跚地找到瓊姨媽在九龍的住處時，應聲而來開門的那個小伙子，正是我的表舅彭芳谷，他費了好幾秒鐘才認出，原來眼前這滿臉鬍鬚、形容枯槁的難民，正是大家都認為已「馬革裹屍」的表姐夫呢！

到了台灣，芳谷表舅終於在國防醫學院完成了完整的醫科教育，同時也追到他的終身伴侶─國防醫學院「大護班」的高材生袁秀英女士。他倆是醫學院學生中人人稱羡的一對「俊男美女」。芳谷表舅是醫術高超的外科醫師，除了擔任過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還身兼蔣經國總統醫療小組的發言人。秀英舅媽也有不凡的經歷，在她的護理生涯中，曾擔任過三軍總醫院護理部主任。

芳谷表舅只年長我十五歲，所以有時候，我倆之間的互動難免會有點兒像是兄弟之間的「捉狹」，湖南話叫做「冒袋冒希」，也就是普通話中的「沒大沒小」。但多半時候，表舅還是會故作正經地「當長輩」，我也畢恭畢敬地「作晚輩」。

因為我長期滯美，幾十年來，舅甥見面之機會少之又少，所以我對舅甥間的親密互動之記憶，還停留在五、六十年前。

那是一九六四年九月某日，成功大學才剛開學不久，我這「新鮮人」還在摸索、適應著父母親不在身邊的新環境。正巧表舅與舅媽倆都在與成大相鄰的台南國軍第四總醫院(現今之成大醫學院)中任職，為表「迎新」之忱，邀我去他們在四總醫院內的員工宿舍晚餐。

那時候他倆都是「基層」人員，所以宿舍十分簡陋，好像連個專用廚房都沒有，就在宿舍走廊的地上架起了一個炭爐子，只見舅媽辛苦地蹲在走廊上炒菜，真有夠「克難」的。

那天正巧是星期一，全體學生都得參加每周一次的朝會，而且得要穿大學校服(白襯衫、卡基西裝加上領帶)。我首度離家，穿著沒有燙平、看起來「邋里邋遢」的校服，連領帶都還不會打，像是「綁」上領口的模樣，讓表舅看得搖頭皺眉。

吃完那頓豐盛的晚餐後，表舅開始教我如何正確地打領帶，還一面嘟嚷地問我；「你父親是留學生耶，怎麼沒教過你如何打領帶？」其實我以前從未穿過西裝(即使是簡陋的「卡基西裝」，因為初高中制服有類軍便服，不需打領帶的)，父親連教我打領帶的機會都沒有。

後來我也發現，父親的領帶打法確實與表舅不一樣，可能是他老人家在就讀英國皇家軍校時學來的，雖然也夠「漂亮」，但是比較繁複。我是個懶人，這輩子打的都還是「舅爺結」。

離開四總宿舍之前，我那身「邋遢」的校服也被燙平了，年輕時懵懵懂懂，可能連個「謝」都沒說出口，就匆匆地跨上「鐵馬」跑啦。

幾近一甲子的時光，就這樣匆匆而逝。如今我的兩個兒子都會打漂亮的領結，他們也都記得，這是他們老爸從舅爺那兒傳承下來的。

還記得一件事，一九七二年我在密西西比州結婚成家時，芳谷表舅正巧在位於波士頓的Sears Surgical Unit受訓(好像是學習器官移植手術)，他千里迢迢地寄來一份禮物，那是隻中型的不鏽鋼鍋，表舅還特別在賀卡上親筆交代，「多燉點雞湯喝」，十足的醫生口氣。

五十多年來我們在美國歷經多次搬遷，這不鏽鋼鍋還一直是我們常用的炊具之一，堅牢如昔，也不記得用它燉過多少次雞湯啦！我們家裏的炊具當然不少，唯獨這隻鋼鍋是有個「特別名字」的，它就是那隻被我們暱稱為「表舅送的」鍋。

芳谷表舅如今已高齡九十好幾，這些我縈繞於懷幾近一甲子的瑣碎小事，想必他早已記不得啦，但對我而言是記憶猶新，因為我原則上是個「感性」的人。

「彭大夫」在他的白袍生涯中「活人無數」，對眾多的病患而言，表舅是他們感念的「救命恩人」。父親生前堅持不肯來美依親，在台獨居十幾年，直到高齡八十八，生活已無法自理時，才讓我們兄弟倆「架」來美國。父親在台灣獨居的那些年(因母親在美國以針灸行醫)，全靠這「放弟」的適時照應(「放放」是家族長輩對表舅之暱稱)，對他的厚恩，豈是我用「感謝」兩個字就可以表達的。

所以，我是在感恩與驕傲(有那麼優秀的近親)的心緒中，寫下這篇短文的。◇

～2021年7月於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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