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鋼琴家的故事：共產極權下苦難經歷

「社會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粉飾。」在阿爾巴尼亞長大的成功古典鋼琴家達科利說。她的家曾被共產黨貼上「成份不好」的標籤，現在她已擺脫政治迫害，並用自己家族的故事警告人們。

出生在阿爾巴尼亞都拉斯市（Dures）的美籍阿爾巴尼亞人艾莉達‧達科利博士（Dr. Elida Dakoli）從小就被共產黨貼上特別的身份標籤。這一切始於她的外曾祖父和祖父，兩人都被共產黨毒殺。

「我父母雙方的家人都被貼上了『成份不好』的標籤。」達科利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說。

「我母親這邊，她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政治人物。我父親這邊，他的父親是一個成功商人，他拒絕將自己賺來的財富交給共產黨。兩個人都反對共產黨強加的極權。」

現在，達科利與丈夫和三個孩子定居在美國德薩斯州達拉斯市（Dallas）。她說自己曾讀到過，共產主義對一個家庭的迫害通常會持續三代人，但對她的家庭而言，這種迫害持續的時間更長。

達科利的曾祖父是1921年第一屆阿爾巴尼亞多元主義大會創始人之一。作為他的曾孫女，達科利的成長道路充滿艱辛。當她追求在音樂事業上的發展時，不得不忍受來自同學和老師的阻撓；而她們家族辛苦掙來的財富在1945年被新上台的共產黨政權奪去。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是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達拉斯委員會的創始大使，也是達拉斯音樂發展學院的執行董事。（由Elida Dakoli提供）

請記住，社會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粉飾……他們想要控制，而達到這一目的的唯一方式就是對這一代人洗腦。不要上當！
——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達拉斯委員會的創始大使艾莉達‧達科利博士（Dr. Elida Dakoli）

1991年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垮台，對當時十幾歲的達科利來說，事情出現了轉機。她後來成為國際音樂會鋼琴家、唱片藝術家、教育家、企業家、出版作家和人權倡導者。

最近，達科利加入了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OC）的國家諮詢委員會，並作為VOC達拉斯委員會的創始大使，她成功說服德薩斯州議會通過立法以紀念共產主義政權的受害者。因此，今年5月，德薩斯州成為第四個確認11月7日為「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日」的州。

對達科利來說，這個紀念日非常重要。她說，儘管卡爾‧馬克思在其《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是邁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但令人擔憂的是，如今在年輕一代，社會主義正在變成一種風潮。

「這種信條正在利用資本主義的不確定性，設法把通常的謊言當作完美的解決方案，從而滲透到他們的腦海中」，她說，「資本主義在家庭生活、成功和權力上能給予你自由的唯一可選項。」

「我們的目標是教育新一代人了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歷史和遺產，以確保不會忘記在共產主義政權下受苦且仍在受苦的數百萬人。」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左）與德薩斯州代表湯姆‧奧利弗森（Tom Oliverson）。（由Victims of Communism提供）

政治迫害

達科利的外曾祖父海森‧米什克塔（Hysen Myshketa）曾是阿爾巴尼亞都拉斯市著名的律師和市長，一個愛國者，也是民主的主要支持者。

1943年在新的阿爾巴尼亞國會中擔任國會議員，但在國會開幕前幾天的1943年10月4日遭到暗殺——他本來要在開幕式上發表演講。

「他正步行回家，打算與他所愛的妻子共進午餐。但在街上，他被槍打中了兩次。」達科利說，「這兩槍沒能殺死我的外曾祖父。他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在醫院住了幾天後，他感覺好多了。然而，一個護士在他的牛奶裏下毒，他死了。」

達科利的外祖父伊薩‧米什克塔（Isa Myshketa）——海森‧米什克塔（Hysen Myshketa）的兒子——當時也在槍擊現場。幾十年過去了，當國家走入民主政體後，他才將當時發生的事告訴孫輩們：發現父親被槍擊中兩次但沒有死，伊薩‧米什克塔抓住父親的胳膊要送他到附近的醫院，他們一邊走，共產黨刺客一邊向他們開槍，但沒能擊中。在父親住進醫院後，刺客們試圖繼續行刺，他們每天攜帶藏匿的左輪手槍打算進入海森住的醫院，但由於無法通過警哨而不能得逞。但最終一名醫院護士受到威脅，她下了手，海森於1943年10月10日被毒殺身亡。

達科利說，儘管一直有人看守，但共產黨的人還是以某種方式設計殺害了為自由而戰的他。

最終他的一位朋友在國會開幕式上宣讀了米什克塔的開幕詞。

達科利說，共產黨自稱是為國家的「所謂自由」而戰。然而，他們不可告人的動機其實是「消滅國家精英」。

「這樣，他們就可以更輕鬆地掌握權力。」她補充道，「為了合法化他們的行為，他們總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口號『以人民的名義』。但人民是誰？『人民』受到了恐嚇。」

（左）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的外祖父母Naxhije和Isa Myshketa（Hysen Myshketa的兒子）；（右）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的外曾祖父律師Hysen Myshketa，他於1943年準備在阿爾巴尼亞國會開幕式上發表演講的前幾天被共產黨人暗殺。（由Elida Dakoli提供）

達科利的祖父薩迪克‧達科利（Sadik Dakoli）也成了共產黨政權的目標。薩迪克盡職盡責為家族奉獻，並支持阿爾巴尼亞的教育事業，他是一位慈善家，每月為教育事業捐款，就像他的父親一樣。

達科利談到她的祖父時說，薩迪克‧達科利（Sadik Dakoli）從未想過，一群只知道謀殺和暴力、未受過教育的人組成的共產黨會接管並控制這個國家。

達科利說，對「達科利家族的第一次打擊」是1945年1月14日公布了「第278號查封決定」，授權新政府查封所有動產和不動產。

「這意味著政府可以拿走達科利家族的生意和黃金、城市的住宅和鄉村的橄欖園。」她說，「即使是傢俬和衣服，從理論上講也是共產主義國家的財產。」

1946年，達科利的祖父薩迪克被捕，她的祖母賈亞（Jaja）和她的四個孩子——包括當時4歲的達科利的父親埃克雷姆（Eqrem）——在半夜被扔到街上。

「在洗劫了他們家後，共產主義武裝份子從祖母的脖子上猛地扯下金幣項鏈，從她手指上奪下結婚戒指。」達科利說，「士兵們甚至沒有給孩子們足夠的時間穿上鞋子或外套。就把他們趕出了自己的家。」

「這家人一出門就被告知，『達科利家族已被認定為是人民的敵人。因此，他們不應該用吸工人階級的血賺來的錢過著奢侈的生活。他們的財產已正式移交給國家，他們被驅逐出這個家，立即生效。』」

「這個世代辛勤勞作的家族，他們為城市和國家經濟繁榮做出了貢獻，他們創立了代表阿爾巴尼亞的引以為傲的國際企業，但從這個可怕的夜晚開始，這個家族在今後的生活中，再沒有看到一個好日子。」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的祖父Sadik Dakoli被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政權當作目標，送到古拉格勞改營，並最終被毒害。（由Elida Dakoli提供）

她的祖父薩迪克成為古拉格勞改營的奴工，她的祖母、父親和父親的兄弟姐妹與祖母的兄弟和他的家人住在一個房間裏。薩迪克後來於1951年死在獄中。

「他也被毒害了。」她說，「沒人通知他的家人。幾周後，我的祖母去探望他，在等了幾個小時後才得知情況。一名警衛告訴她薩迪克已不在世，所以她沒必要再等。直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他葬在哪。」

「成份不好」

達科利透露，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一個人只要是與不同意共產主義觀點的人有關，就被認為「成份不好」。

「『成份不好』的人會成為二等公民，背負著『人民公敵』的標籤」，她說，「很多『成份不好』的人被謀殺，就像我的曾祖父一樣，或者像我的祖父一樣被監禁，但更多的人遭到迫害。」

達科利說，（成份不好）這一稱謂是共產主義政權懲罰政治異見人士的一種方式，好讓他們的家人世代受苦。

「那些『成份不好』的人不能擁有與其他社區居民一樣的權力。」她說，「他們在工作上選擇有限，因為大多數人不允許接受高等教育或不允許有更好的職業。他們通常被迫搬到鄉下，在政府的土地上耕種。」

達科利記得，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人們生活在恐懼中，無法信任任何人。一個人即使他沒有被貼上「成份不好」的標籤，生活條件也很差。

「在一套兩室一衛的公寓裏，共產黨會讓兩個素不相識的家庭住在一起。」她說，「一切都是配給的。一個家庭一個月只能吃10個雞蛋，1/2磅芝士等。一切都很有限。然而，沒人敢抱怨，因為抱怨的人會被關進監獄，他們的家人會被歸為『成份不好』而遭受迫害。」

達科利居住的地方非常狹窄，一套兩室一衛的公寓裏住著她的祖母、父母、兄弟、叔叔和嬸嬸、叔叔嬸嬸的兩個孩子。

後排：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的母親Lili Dakoli和叔叔Meti Dakoli（他抱著嬰兒時期的艾莉達）；前排：祖母Jaja Dakoli，艾莉達的表兄弟和嬸嬸，以及艾莉達的兄弟。在阿爾巴尼亞的共產主義時代，所有人都共用一套兩居室公寓。（由Elida Dakoli提供）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由祖母Jaja Dakoli抱著。1946年，祖母的家庭住宅和財產被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政權沒收，她和孩子們「在半夜被扔到街上」。（由Elida Dakoli提供）

在七八十年代，年幼的達科利面對的不僅是生活條件的窘迫。她從小就有抱負要成為一名鋼琴彈奏家，6歲起開始追求音樂的夢想，不過她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沒有鋼琴。

「它們被視為私有財產，只有特權的黨員階層才能擁有。」她說，「因此，我有一張長長的紙，上面畫著鋼琴鍵用於練習。這是我最初幾年的鋼琴，但我的父母總是鼓勵我（彈奏時）想像，想像在音樂廳演奏。」

後來，達科利終於被安排了一個去學校練琴的時間段，但因為「成份不好」，她的練琴時間排得最早。每天早上5:00，媽媽會叫醒她，在她半睡半醒時，幫她穿上衣服，一個小時後，爸爸會在上班前騎單車送她去學校。但是，在練琴過程中，她每天都要面對「一個新的阻撓方式」，達科利記憶最深的就是「丟失的燈泡」。

「在我練習的第一天，燈是滅的。」她回憶道，「下一次還是這樣，我練琴時看不見。我們發現是其他孩子或他們的父母從頭頂的燈座拿走了燈泡。」

從那天起，達科利的家人開始帶上自己的燈泡，但最終，有燈泡也不行，因為斷路器關了，「所以為了練琴，我們帶了一名電工來。」她說。

「這是因為競爭太激烈了。但我父親總是鼓勵我往積極的一面看，並將挫折描述為新的小冒險。他會開玩笑說。」現在是展示你的勇氣的時候，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一樣表演，不害怕任何事情——天氣、壞掉的鑰匙或丟失的燈泡。「這種將挫折視為冒險的心態，是我今天作為艾莉達取得成功的關鍵。」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小時候在阿爾巴尼亞彈鋼琴。（由Elida Dakoli提供）

艾莉達‧達科利（Elida Dakoli）和她的父親Eqrem Dakoli在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的自由勝利大會暨晚宴上。（由Elida Dakoli提供）

對於達科利來說，作為五位鋼琴彈奏者之一，被國家藝術學院——唯一的一所音樂大學錄取是她「戰勝壓迫」的第一個重要里程。

「黨不希望像我這樣的人接受教育。」她說，「體制、老師、學生都對我不利，但我還是堅持下來了。」

直到住在美國並懷上第三個孩子，達科利才開始了解她父母遭受迫害的全部，她的父母現在也住在美國。在閱讀和翻譯她父親的書——他寫給達科利和她的兄弟，以及後代閱讀的書時，她了解了自己童年的真相以及她父母所做的犧牲。

「我哭了好幾個小時。」她說，「我簡直不敢相信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他們回到家，臉上掛著開心的笑容，就像他們生活得很完美，這都是為了讓我們感到幸福。」

「我了解到，我所相信的很多關於我童年的事只是為了保護我們小時候免受殘酷現實的傷害。我以為，我在學校遭受的大多數不幸只是因為我不夠好。然而，實際上僅僅是因為我的『成份不好』。」

達科利最終離開歐洲前往德薩斯州韋科（Waco）的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攻讀研究生學位，隨後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獲得了鋼琴演奏音樂藝術博士學位。她還是達拉斯浸會大學藝術創業項目的創始人和教授，並且她於2017年創立了達拉斯音樂發展學院（DIMA, Dallas Institute of Musical Advancement），她在該院擔任執行董事。此外，她還是梅森和哈姆林鋼琴的藝術家，並擔任PianoDisc的代言人和錄音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