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中共2.0版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出台了，習近平提出了要「共同富裕」，「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不過呢，這被一些分析解讀為中共這是要通過「綁架式」慈善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我們看到，中共今年在各行業的一連串大動作，已經讓民企富豪們成了整肅對象，而教師、公務員們也未能倖免，那麼，接下來又會波及到哪個行業、哪些人群呢？這個所謂「共同富裕」的政策又將如何執行？對中國人又會有甚麼影響呢？我們就來聊聊這些話題。
政策解析
8月1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主題是「促進共同富裕」，會議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還提到，要取締非法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
那麼，在中國甚麼算是高收入呢？甚麼又算非法收入呢？我們知道，之前風生水起的校外教育培訓，現在已經屬於非法了，所以，具體的標準都要看中共政府給出的定義，而且這個定義是會經常變化的。
去年時，中國暨南大學的一份調查提到，中國高收入人群如果定在可支配月收入一萬元人民幣以上，那麼，中國的高收入人群大約會有800多萬人，大約佔到總人口的0.61%。也許這800多萬人，現在心裏就要打鼓了，因為很可能在「共同富裕」的口號下，有一部份收入不知道會被調節到哪裏去了。
那麼，中共怎麼解釋「共同富裕」呢？官媒報道中說，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還要「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
甚麼是財富的初次、再次和三次分配呢？
初次分配是指通過勞動得到的財富；再次分配指的是通過稅收來調節收入，就是收入高的多繳稅，那麼接下來可能會針對富人推出一系列稅收，比如消費稅、房地產稅、遺產稅等。
第三次分配就是要富人回饋社會，其途徑就是捐款、做慈善。從「十四五」規劃到這一次會議，中共多次提到發揮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所以未來的一大趨勢，就是會要求富人多捐款。
不過，這也讓原本自發自願的慈善，可能會變成強行募捐了，其實這種強行募捐，中共也沒少搞，之前也有過一些政府機構直接扣除部份工資，強行募捐的事情。如果把富人回饋社會變成一個指導性的政策的時候，不知道會發生甚麼樣的亂象，會不會讓一些有了更大權力的機構或個人滋生腐敗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共打壓下，一些富人已經在被迫用捐款來保命，比如，騰訊在今年4月就宣布，將投入人民幣500億元用於解決社會問題和幫助中國鄉村脫貧，當時習近平正高喊著今年要全民脫貧。
而在習近平剛說完要「共同富裕」之後，8月18日，騰訊又宣布，將再投入人民幣500億元，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騰訊在聲明中稱，這是對國家戰略的積極響應，並提到，騰訊已經規劃連續投入人民幣1千億，充份發揮企業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觀能動性，持續探索助力「共同富裕」。不得不說，馬化騰為了表忠心，也是拚了。
除了騰訊，今年以來，像是小米、美團、字節跳動這些中國科技大佬們也都紛紛展開了慈善事業，今年7月，小米創辦人雷軍捐出了價值22億美元的股票作為公益用途；美團創辦人王興，也給自己創辦的慈善基金會，捐了23億美元的公司股份做公益。
一邊是對網絡公司的嚴格審查，一邊是當局的「共同富裕」政策，估計未來，熱愛公益事業的企業大佬們會越來越多。
在一些西方國家，比如美國，政府是通過免稅來鼓勵富人捐款的，比如你一年賺了50萬，你喜歡傳統藝術，你就拿出20萬捐給了藝術團，那麼這20萬就可以免稅，而且捐款通常是經過非謀利組織完成的，而政府對非謀利組織的監管非常嚴格，財務需要公開、透明。
但在中國，捐款卻是不透明的，比如紅十字會，如果不是郭美美，我們恐怕還不知道這裏面隱藏了多少內情。
另外，中國還有一些基金會是打著慈善的名義斂財。比如，上海慈善基金會，就被稱為「官太俱樂部」，原上海市長黃菊的妻子余慧文曾經擔任副會長，當時許多活躍於上海商界的巨賈，都想方設法接近她，據說上海首富周正毅，就曾給這個基金會捐了2千萬人民幣。
誰屬於「高收入人群」？
提到這個「共同富裕」，我們就得說一下中國現在的貧富分化情況。在過去40年裏，中國雖然經濟在快速發展，但是貧富差距依然嚴重，去年開始的疫情更拉大了這種差距，有數據顯示，疫情幾乎沒有影響到中國上層權貴的收入，但普通民眾的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下降。
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堅尼系數，2000年時是0.599，到了2020年時，則擴大到了0.704，成為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主要經濟體之一。
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根據聯合國對堅尼系數的規定：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17年美國的堅尼系數是0.39。
在日本、澳洲等國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而中國財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長，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2006年，中國社科院等部門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在中國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大富豪中，中共官員家屬就有9,700多人，佔富豪總數的86%。中共各級官員的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
此外，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中國的大學、民間機構，都無法統計到中國人「黑色收入」、「灰色收入」、以及「暗收入」的資料。那麼，如果考慮中共龐大的權貴集團通過貪污、受賄、洗黑錢等方式得來的「不可見收入」，中國的真實堅尼系數將會更加驚人。
2013年，維基解密「中國密件」中披露的消息顯示，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賬戶，二分之三是中共中央官員。目前還有150個名字尚未確認，估計是家眷。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
1985年時，鄧小平說要讓一部份人、一部份地區先富起來，再帶動和幫助其它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結果就是，中共官員們紛紛成了先富起來的一部份人，不過，「共同富裕」卻沒有實現，反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中國財富已經被500個權貴家族所控制，如今中共高層和太子黨家族一如既往地圈錢、圈地、洗錢，各個家族的資產成百上千億，更有以萬億計算的。比如，根據在美國的大陸富豪郭文貴去年的爆料，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至少坐擁5,000億美元以上的資產，江澤民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財富至少在1萬億美元。
去年5月，中共總理李克強提到，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低於1,000元人民幣，而根據北京師範大學在去年6月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這6億人中，有2.2億人的月收入低於500元，546萬人沒有任何收入。
而普通民眾在經歷了中美貿易戰以及疫情的重創之後，失業率暴增，生活艱難、民不聊生。
「共同富裕」可行？
鄧小平來不及做的「共同富裕」，現在習近平要來完成了。對習近平宣告的「共同富裕」，北京經濟學者彭定鼎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說，「你只要是用合法正當取得的財富，不管多巨大，都應當受到保護。不能因為政策目的，變成有錢我就打你。」
大家知道，前段時間剛被判了18年的孫大午，在民間的口碑很好，被稱為良心企業家，但現在卻是這樣的下場。有人分析說，這是因為孫大午沒有把錢捐給政府，人們感恩戴德的是孫大午，而不是中共。
那麼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是怎麼造成的呢？我們看到在資源、機會、競爭等方面，因權貴們手中的特權而造成的不平等的情況隨處可見。
比如教育資源不平等。相對於農村，城市的教育資源更多，而相對於二、三線城市，一線城市的教育資源更多，而對北京來說，西城區、海淀區的教育資源更多。
比如在2020年，北京各區考入北大清華的學生人數是862人，海淀區佔了479人，西城區是213人，兩個區的學生就佔了總人數的80%。怪不得家長們拚了命要到這兩個區買房子。
我們再看看醫療，最近東京奧運上的中國跳水冠軍全紅嬋，在受訪時提到，她拚命拿冠軍的目的就是要賺錢給母親看病。但中共官員的醫療情況是怎樣的呢？中共官媒曾披露，一名退休省級幹部住一次院花費高達300萬元，而一個市局級別的高幹病房，一天的費用就要20多萬，一年是7,000多萬。
此外還有競爭的不平等。比如，一些商人，通過收買當地官員的方式，廉價獲取國有資產經營權，或自然資源開採權，由此帶來高額利潤，但這種財富並不是通過公平競爭獲得的。
中共搞改革開放40年，使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這些紅利去哪了呢？相當一部份是進了中共官員的腰包。
打土豪分田地2.0
現在的情況是，隨著國際社會的圍剿，中共財政收入越來越少，那麼，像是醫療、養老金這些巨大的虧空如何填補呢？這時，中共又打起了高收入人群的主意，利用一些人的仇富情結「劫富濟貧」，這其實也是中共慣用的套路，既可以收買人心，又可以轉移視線，讓中共再次度過劫難。
也許有人認為中共的均貧富是好事，我們看到，現在中共已經在演藝圈、科技圈，包括老師、公務員等領域都割了一圈韭菜了，如果醫療、養老的缺口還是堵不上，那中共可能還會想出更多的全民割韭菜的辦法來。
當年，中共打土豪分田地時，曾經騙取農民為了保衛土地參加內戰，然而他們的土地僅僅收穫了幾茬兒麥子，1953年，中共一搞合作化運動土地就又沒了。曾有人總結中共的黨史：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以人民的名義搶劫，以改革的名義分贓……接下來的「共同富裕」，或許又將書寫一段中共「合法」搶劫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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