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夕，大陸媒體刊登了一篇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與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對談實錄的舊聞，引發外界揣測。

5月27日，大陸網易刊登了微信公眾號「經濟學黑板報」題為《一份罕見的高層談話記錄，信息量巨大（高手對決，沒有廢話）》的文章，全文轉載了1989年在香港出版的《弗里德曼在中國》一書中的對話實錄。

文章全文都稱「趙總書記」，沒有提及趙紫陽的全名。文章稱，趙紫陽表示，現在改革要深入，就要進行價格改革。但進一步進行價格改革時出現了難題，即明顯地出現了通貨膨脹。

趙紫陽談到，無論是價格改革，還是治理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要解決企業的機制問題，提高企業內部效益。今後企業的改革，一是實行兩權分離，一是實行股份制，產權明確。

趙紫陽認為，要進行改革就要解決三個問題：價格改革；治理通貨膨脹；實行企業股份制。

弗里德曼則表示，中央權力下放是個關鍵，下放得越多越好。抑制通貨膨脹只有一個辦法，這就是約束貨幣供應量，在中國就是要少印鈔票。他認為中國的通脹問題不在於投資或消費，而是錢印得太多了。

弗里德曼認為放開價格，實行價格改革，並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如果官價低但買不到東西，實際不是低價。他表示，改革的最關鍵問題，就是不要半途而「膠」，不進不退。

1988年9月19日，在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安排下，趙紫陽與弗里德曼在北京會面。當年中國經濟再度過熱，主持經濟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臨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雙重問題。

弗里德曼以主張自由巿場經濟而知名，曾獲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於1980及1988年兩度偕同妻子訪問中國。本書記錄了他兩次中國之行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

在「六四」32周年前夕，大陸媒體刊登有關趙紫陽的敏感文章引關注。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對《蘋果日報》表示，在「六四」前夕有大陸自媒體翻炒上述舊文，不排除是有人「測試氣候」，但並不代表官方對趙紫陽或「六四」事件的評價有任何鬆動，趙紫陽是否在大陸輿論空間「脫敏」仍有待觀察。

今年4月4日清明節，在當局要求下，趙紫陽的家人搬離北京富強胡同6號院。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後，廣大青年愛國學生和民眾發起了持續近兩個月的大規模紀念和示威活動，最後被中共當局武力鎮壓，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趙紫陽因同情學生和反對中共武力鎮壓，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軟禁在家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15年多，於2005年去世。

過去，有關趙紫陽名字、話題等一直是中共官方報道的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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