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大公報》連續發表誣衊法輪功的報道，還派人跟蹤大紀元記者梁珍。《大公報》反常舉動的背後，很可能是中共內鬥在香港的延續。
《大公報》的真實背景
目前人們所說的《大公報》是1949年後，由當時的中共港澳工委（現為中聯辦）直接領導的機關報，實際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經常發佈北京的相關政策報道，也與香港一些親共社團舉辦活動。《大公報》、《香港商報》、《文匯報》也是在中國大陸少數幾個不被禁止的香港報刊和網站。
最早的《大公報》1902年創刊於天津法租界，曾是中華民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1949年之前，《大公報》奉行「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中共掌權後，《大公報》被中共政權接管，在北京和香港發行，特別在香港替中共發聲。
據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出版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一書，時任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廖承志「經常叮囑教誨港澳工委及香港《文匯報》、《大公報》負責人，『不要將我們在香港的報紙辦得很左，也不要辦得像《人民日報》一樣。要辦得有香港特色。』」
1967年的「六七暴動」中，時任《大公報》社長貴彝民擔任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副主委，該報還刊發了《毛澤東語錄》，包括《我們必勝，港英必敗》特刊。
2010年12月2日，《大公報》報道《一年一度工展會維園舉行 營業額可望倍增》，文中出現「希望帶旺攤位墮胎」怪異字眼，後發現原文簡體字應是「希望帶旺攤位人流」，簡體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產」（墮胎），報社將簡體字自動轉為繁體字時，「人流」變成了「墮胎」，估計文章實際來自大陸。
2011年2月6日，《大公報》再度犯下同樣的錯誤，報道《商場新春墮胎生意較去年同期錄得增一成》中，又多次出現「墮胎」字眼。
《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和《香港經濟導報》並稱為香港「四大左報」，時常採用文革式手法。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6年的民調，《大公報》的公信力評分為4.21，在收費報章中排名倒數第一。2019年11月的民調，《大公報》再次墊底，評分只有3.30。
《大公報》在內鬥中被合併整肅
2016年2月，《大公報》與《文匯報》合併成「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但《大公報》在大陸各省市21個辦事處被裁撤，合併只是幌子，《大公報》實際變相被裁。
《大公報》被整肅，主要因為一直扮演了江派核心媒體的角色，曾強烈支持薄熙來「唱紅打黑」。2012年2月6日，王立軍喬裝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當日，《大公報》組織的「重慶紅歌唱響香江」活動，在香港隆重登場。社長姜在忠為了向薄熙來獻媚，自稱唱紅團每場演必定到場觀看，還肉麻地說，「每看一場都有新的感受和體會。」
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被否定後，一些接受重慶資助的個人和機構被調查，也包括了《大公報》。《大公報》報道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時傾向明顯，據稱也介入了薄熙來的政變部署，密謀阻擊習近平。在周永康處境危機時，《大公報》也不時報道周永康的消息，為周永康釋放煙霧彈。
2013年4月18日，《大公報》報道《北京的哥奇遇：習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很快被中國大陸媒體廣為轉載，但後來中共官方闢謠，《大公報》馬上聲明為假新聞致歉。
一般認為，習近平僅帶秘書打的完全不符合中共高層運作的慣例，《大公報》更可能是受當時的江派常委張德江、劉雲山指使，故意製造假新聞，甚至有意對習近平陣營進行「死亡威脅」，警告習近平不要再「越界」碰觸法輪功問題，反腐行動也要適可而止。
《大公報》和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也關係密切，曾多次以頭版文章力挺梁振英，被認為是梁振英班底之一。江派掌控的媒體如《新報》、《成報》、亞視等先後倒閉或經營困難，《大公報》自然也難逃整肅。
《大公報》一直配合誣衊法輪功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大公報》立刻在頭版刊登文章，抹黑法輪功和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2001年1月23日，黃曆新年的前一天，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策劃了「法輪功自焚事件」，《大公報》卻未卜先知。
2001年1月20日，《大公報》曾報道稱，19日「朱鎔基和隨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羅干，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和北京市市長劉淇的陪同下進行考察。」朱鎔基強調，「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堅決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加強對法輪功的鬥爭」……
報道羅列了眾多中共大員，包括迫害法輪功的要員，還籍朱鎔基的口，提前3天預知「法輪功在京滋事」，為「天安門自焚」埋下了伏筆。《大公報》記者還自稱，「大年廿九和大年初一，我曾到天安門廣場轉了轉，看到眾多警察和警車守候在那裏高度警覺」，「警察在寒冷中過不成年」，「令北京在過年的氣氛中平添了不少緊張」。
《大公報》的報道提前捅破了中共「天安門自焚」的部署。
2003年2月24日，《大公報》發表文章，公開叫囂要用「23條」惡法對付法輪功。
2016年8月18日，香港舉行器官移植協會（TTS）國際大會，香港《大公報》次日以全版報道中共前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謊言，替中共掩蓋活摘器官的真相，並免費派發當天報紙。
《大公報》替中共賣命打壓香港民主
《大公報》不斷替中共誣衊法輪功，也一直授命打壓香港民主運動。
2011年11月，前「香港電台」廣播節目主持吳志森，曾就「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毒奶受害者代表趙連海」等事件，在節目中批評中共，後遭撤換。《大公報》、《文匯報》、《商報》發表多達70篇文章攻擊吳志森，屢次要求香港電台中止其做節目主持。
2014年「佔領中環」爭取普選示威仍在醞釀之際，《大公報》接連追訪「佔中」發起人與周邊人物，詳細披露其親屬的個人背景，不時針對民主派政治人物與學者進行負面報道。
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期間，《大公報》「特別政治組」記者跟蹤、追拍民主前線參選人梁天琦，曾發生身體接觸後打鬥至見血。8月14日晚上，梁天琦在港鐵太古站同《大公報》記者又發生爭執。其後，《大公報》再連續兩天在頭版報道梁天琦的背景，包括中國大陸出生地的祖屋及先輩資料。
2019年1月，香港青年團體「學生動源」3名成員洪英棠、鍾翰林、洪心弦等人到台灣參訪，結果遭到《大公報》和《文匯報》記者跟監偷拍。隨後，台灣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譴責《大公報》報道假新聞，認為來台旅客在總統府周遭被親中共港媒不法跟監，人身安全和權利可能受到危害，已要求國安局等相關單位調查。
2019年7月29日，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大公報》拍攝了「洋指揮」在「社交軟件向暴徒通報警方的最新動態」，並稱是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證據。實際被拍攝者是《紐約時報》技術經理Kevin Roche，當時他正在與另一名記者Ezra Cheung通信。Ezra Cheung發推特稱《大公報》和《文匯報》這兩家親北京報紙的指控是「可笑的」。
2020年8月14日，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社交網站平台表示，自己連續多日被一輛車牌為WW5399的私家車跟蹤，其被發現後試圖駛離現場，期間撞到許智峯，許智峯報警處理。後有消息指兩名涉案人士為《大公報》記者，有網民表示其中一人是2016年在太古站內與梁天琦爭執打架的姓盧男記者。警方在事件中沒有要求涉嫌撞傷人的司機下車接受調查，並護送涉事車輛離開，被質疑有別於正常處理交通意外的程序。
2021年1月，《大公報》記者冒充社工老師，跟蹤「天水圍社區關注組」成員王繼祖。
2021年4月，《大公報》連日刊登文章誣衊法輪功，並派記者屢次跟蹤大紀元記者梁珍。
《大公報》表面上或許替中共現政權賣命，暗地裏可能又在替江曾集團賣命，試圖繼續把迫害延續到香港，令現政權不得不揹黑鍋，並在香港不斷攪混水，充當被擺弄的棋子。香港的亂象，本就是中共內鬥的延續，《大公報》及甘願賣命者，大概等不到清算的那一天，可能很快就會在內鬥的漩渦中被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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