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都是抱著一個單純的想法，都是信任政府的，想政府肯定是不了解情況，他們要是知道法輪功這麼好，他們不會那樣的。」一位親歷者在回憶起1999年4·25中南海上訪前夕發生在天津教育學院事件時如是說。
趙若溪（筆名）是位前資深媒體人，當年是天津法輪功輔導總站的義務工作人員。她因身體健康狀況差，而走入了法輪功修煉。修煉後，她不僅全身的病都好了，身體強壯起來；而且，在工作上也看淡了名利。有一天，上司突然宣佈停掉她的一個重要職務。面對這意想不到的變故，她不吵不鬧，沒有一句怨言，後來領導又把她請回到了原崗位。
1999年4月11日，時任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干的連襟、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青少年科技博覽》上刊登了一篇誹謗法輪功的文章，這已經不是此人第一次攻擊法輪功了。早在1997年，何祚庥就給江澤民寫信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禁止法輪功；1998年，他更是在北京電視台上公開污衊法輪功。
4月19日，趙若溪得知了何祚庥的誹謗文章後，就與天津輔導站的其他六個人去天津教育學院澄清事實真相。他們紛紛訴說了自己修煉法輪功而受益的情況。
在事實面前，《青少年科技博覽》編輯部當下表示會妥善處理這件事。趙若溪等人提出了三個要求，即，1）刊登「更正」說明；2）登出法輪功的真實情況；3）把已經發出的刊物召回。編輯部答應此條件並請他們回去等消息。
隨後的幾天內，趙若溪一直和上千法輪功學員在天津教育學院操場上等待。4月23日下午，學校大喇叭突然廣播，說讓大家離開天津教育學院，如果不離開的話，「後果自負」。這個時候，趙若溪他們就注意到，右側的一個二樓的屋子裏有人給他們錄像。
「我們看到了有人錄像，也沒多想，也不在意，我們都是煉法輪功的受益人，都是善良的中國老百性，能有甚麼後果啊？」趙若溪回憶說。
但是，在她從學校出去一會兒的功夫，她就再也進不去了，因為這個時候公安開始施暴力攆人了。
「他們就像土匪一樣，聲嘶力竭地喊：『走！走！』驅趕著法輪功學員。」這是趙若溪在門外看到的，後來她聽一位被警察趕出來的學員說，警察大打出手，兩個警察抬一個人，把人扔到警車上，抓走了四十幾位學員。
被趕出來的法輪功學員們直接去了天津市委，一直待到第二天4月24日的早晨。這期間有學員把這次事件的緣由寫了一封信，要大家拿著信去拜訪天津市委的各個部門，給他們講真相。
「當時我們都是抱著一個單純的想法，都是信任政府的，想政府肯定是不了解情況，他們要是知道法輪功這麼好，他們不會那樣的。」趙若溪說，「我們煉法輪功身體好了，家庭也和睦了，夫妻、鄰居、人與人之間關係好了，還有像我這樣的，一個把事業當作生命的人都看淡名利了，這多好啊；一個人受益了想說，兩個人受益了也想說，那麼多人都想說，一下子就來了好多人。」
等趙若溪也去市委的時候，卻聽說大部份學員都去北京了，因為市委的人對他們說：「我們也做不了主，你們去北京信訪辦吧。」想送信的幾個學員也被警察架離了市委。
天津市委的說法得到了原天津「610」官員郝鳳軍的證實。2005年6月8日，郝鳳軍在澳洲接受採訪說：「教育學院就坐落在和平區，在我們分局管轄範圍之內⋯⋯市政府出面接待了他們，說你們法輪功的事天津市管不了，要找你們就找北京去。」
趙若溪沒有去北京，她留在天津等著公安局方面的消息，因為還有45位法輪功學員被公安局關押著。那時在中國，大都靠BB機和家庭座機來聯絡。一直在外面奔波的她並不知道4月25日北京發生了甚麼。
25日下午的時候，趙若溪在河東區一個地方等消息，就接到電話說公安局放人了，讓她去公安局招待所去接人。她就匆忙打車趕往位於和平區的市公安局招待所，又等了好半天，大概晚上8、9點的時候，才見到了被關押的幾個學員。
趙若溪以為這件事情就算結束了。誰也沒想到，僅在幾個月後，中共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空前鎮壓與迫害。趙若溪也因講真相兩次被捕、關押，於兩年前離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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