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站在孫中山先生身邊的她,溫文典雅,從裏到外透著逼人的美麗。她就是被國民黨稱為「國母」的宋慶齡。據說,當年沒有一個人第一次見到宋慶齡不震驚的,因為她實在太美了,美到會令你一時說不出話來,美到你需要慢慢鎮靜下來的程度。

或許正是這讓人窒息的美麗,才讓孫中山不顧年齡的差異,不顧世俗的眼光,毅然選擇與前妻離婚,而與之結為百年之好。

十年婚姻中,宋慶齡不辭辛勞,陪伴孫中山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四處奔波。她不僅成為了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也贏得了國民黨人的尊重。

然而,在孫中山去世後,宋慶齡卻逐漸走上了背叛「三民主義」之路,甚至還秘密加入了共產國際,並接受其指令,成為蘇聯和中共反對國民政府的堅定馬前卒。

她的選擇不僅使其在文革中蒙受了羞辱,也讓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死後也沒有選擇葬在孫中山身邊。

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宋慶齡於1926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她不顧國民黨被中共篡奪領導權、國民黨面臨著被侵蝕的危險,仍繼續採取「聯俄容共」政策,並與國民黨左派堅定地站在危害國民黨的中共一邊,因為她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發揚孫中山的遺志。

可惜,她錯了,不遵守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正是中共,而宋慶齡在這錯誤的認識之路上是越陷越深。

1927年,蔣介石成立的南京政府在上海發動清黨,宋慶齡於7月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聲稱「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走上了歧途」,並從此與蔣介石一系決裂。

同月,看清中共真面目的汪精衛也開始清黨,宋慶齡隨即離開中國,途經莫斯科前往歐洲。

在莫斯科停留期間,宋慶齡受到了蘇共的厚待。此時,南京政府因蘇聯支持共產黨在南昌等地的武裝暴動而與其斷交,宋慶齡與陳友仁等一起在莫斯科譴責國民黨政府。此時的宋慶齡還在莫斯科首次見到了同樣為共產國際工作的史沫特萊。

1929年春天,中山陵落成。南京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國葬儀式,宋慶齡回國出席葬禮,史沫特萊則前去報道國葬。此時宋慶齡再次公開譴責國民政府,稱:「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於世人面前。

1948年,宋慶齡在中國福利基金會的發放處。宋慶齡通過這個機構把大批醫療物資運往被中共赤化的地區。(新紀元資料圖片)
1948年,宋慶齡在中國福利基金會的發放處。宋慶齡通過這個機構把大批醫療物資運往被中共赤化的地區。(新紀元資料圖片)

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企圖挑起對俄國的戰爭。」顯而易見,此時的宋慶齡業已淪為共產黨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否則,她就會認識到背信棄義的首先是共產黨,而國民黨只是被迫反抗。

因宋慶齡所言鮮有人支持,她只得再次離開中國,前往歐洲,直到1931年為母奔喪才回國,並由此開始執行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任務。

在1929到1931年回國前,宋慶齡的履歷上一片空白,或許其在此期間接受了共產國際的秘密培訓也未可知。反正再次回來的宋慶齡,很快成為了共產國際的秘密黨員。

關於宋慶齡加入共產黨的事實,我們可從中共領導人廖承志的回憶中一窺端倪。據廖承志回憶,1933年5月間,宋慶齡突然神秘地來到其家中與他秘密接頭,並明確告訴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這個最高方面就是共產國際。

當時宋慶齡問了廖承志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在得到答覆後,宋慶齡迅速離去。

廖承志寫道:「儘管過了將近50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憶》)不難判斷,這個時候代表「最高方面」來秘密接頭的宋慶齡,已經加入共產黨了。

此外,蘇聯解體後公開的一份共產國際檔案資料亦可以看到宋慶齡不僅早有入黨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已經加入過共產黨了。

這份文獻,是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與共產國際聯絡局負責人談話的備忘錄。

談話的最後部份,特別提到了共產國際遠東局與宋慶齡的關係。報告人稱:「關於孫新林(孫夫人)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指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一旦成為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

宋慶齡執行來自共產國際的重要命令之一是營救在上海的間諜、持有瑞士護照的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夫婦。

牛蘭是共產國際潛伏在中國的秘密工作人員,負責對中國及東南亞各國共產黨活動進行資助。1931年6月,牛蘭夫婦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被押解到南京。

牛蘭夫婦對共產國際而言至為重要,因此蘇聯和中共立即進行緊急營救工作。當年7月,宋慶齡為奔母喪,由德國經莫斯科返滬。途中,得到史太林的指示,受托向蔣介石說項,以被羈留在蘇的蔣經國來交換牛蘭夫婦,但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

大陸學者楊天石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引錄了蔣1931年12月16日的日記:「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欲強余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余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天也,余何敢妄希倖免!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無忝此生則幾矣。區區嗣胤,不足攖吾懷也。」

從日記中可以看出,為了國家,為了法制,蔣介石寧可犧牲自己的兒子,也絕不做這個交易。蔣之為人,由此可見。

而楊天石也認為,「這一條件通過宋慶齡提出,也顯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關係。有材料說,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發展的秘密黨員。這是可能的。」

在遭到蔣介石的拒絕後,宋慶齡繼續公開污衊國民黨,並親到監獄探望牛蘭夫婦,還從瑞士請來律師為其辯護,同時成立同盟組織,自任主席,組織營救委員會。

因社會反應不大,遂將組織擴大並改而冠以「民權保障」的名稱,並吸收了一批重量級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的仍是營救牛蘭夫婦。因為名與實不符,同盟不久便瓦解。牛蘭夫婦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後,才在宋慶齡等人的催促下被釋放。

宋慶齡與共產黨站在同一戰壕中的另一證據是1937年1月她寫給中共領導人、當時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信。在信中,宋慶齡在告史沫特萊向外界洩露秘密狀的同時,還透露出自己為共產國際工作的真實身份。

比如當宋慶齡為中共的「同志們」的背信棄義辯護時,宋子文卻對她說了這樣一番話:「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志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很顯然,此時的宋子文與宋美齡業已知曉了宋慶齡的真實身份,但面對這種秘通共匪的行為,他們則採取了縱容的態度,為此最終付出了喪失家園故國、父母墳墓被挖的慘烈代價。

為共產國際和中共甘當馬前卒的宋慶齡在中共建政後,得到了回報:當選為國家副主席。由於中共並不知曉其加入共產國際的秘密,宋慶齡遂向中共提出了入黨問題,但毛澤東表示其在黨外的作用更大,因而讓其留在黨外。

文革期間,宋慶齡父母的墳墓被挖,她亦受到迫害。文革結束後,宋慶齡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憤怒痛斥建政以來特別是文革中的錯誤,表達自己的不滿。

1981年5月,宋慶齡因病去世。據中共官方材料,在其去世前,她強烈要求加入中共,中共遂批准其為正式黨員。

然而,在中共黨史專家何方撰寫的《宋慶齡晚年說:「不勉強吧!」》中一文卻提到,宋慶齡聽說中共打算吸收其為正式黨員後微笑著說:「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即將走完人生之路的宋慶齡留下的遺言之一是: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

也許,此時的她才多少有些醒悟,明白了跟隨共產黨所走的是怎樣的一條禍國殃民的黑暗之路,而背叛了孫中山、為美化共產黨起到了無人能夠替代的作用的自己,的確是沒有資格與其安葬在一起的。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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