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來印度與中國的邊境爭議使雙方關係更加緊張，但與此同時印度與台灣的往來也日益增加，印度社會中也有越來越多聲音呼籲印度政府與台灣加強關係。分析人士說，新德里在一中政策下將持續在與台灣的關係上保持低調謹慎，但雙方的關係有許多值得開發的空間。

印度與中共軍隊邊境衝突不斷，上星期在喜馬拉雅山邊界再度發生衝突，1月24日雙方舉行了第9輪軍事會談，希望能緩和邊境的局勢。

在中印兩國關係持續緊張之下，印度與台灣的關係過去幾年來也在低調發展，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及台灣應對疫情的出色表現，使台灣在印度的能見度隨之增加。

去年5月，印度最大反對黨國大黨的國會下議院議員喬杜里（Adhir Ranjan Chowdhury），以及與印度外交部有聯繫的新德里「觀察者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主席薩米爾·薩蘭（Samir Saran），都發推呼籲印度政府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活動，喬杜里在推文中說，印度應該給台灣外交承認。

喬杜里的推文後來據報在壓力下刪除，國大黨領袖夏爾馬（Anand Sharma）發推稱，喬杜里是發表個人觀點，並不代表黨，該黨重視印度與中國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

喬杜里刪文的現象反映出印度與台灣發展關係的政治顧慮。觀察人士說，印度在同台灣交往上一直都會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

新德里智囊馬諾哈爾·巴里卡國防研究與分析研究所東亞事務研究專家賈格納·潘達（Jagannath Panda）博士，專門負責該智囊與中共、南韓、日本及台灣的一軌半及二軌對話，著有多本包括中印關係、台印關係及南亞安全的著作。

上星期，潘達從新德里參與美國胡佛研究所的視訊討論中指出，正如中美關係的動態與美台之間的積極發展連動一樣，台印關係與中印關係也有連動性，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歷史會影響到印度與台灣的關係如何發展，「在政治上，它會是一個低調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國的反應，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區域國家對台灣的態度，印度會以此來作為參考。」

潘達說，印度與台灣有三個領域可以聚焦與合作，首先是教育，因為台灣希望能夠維持與中共的不同認同，教育是一個最佳媒介達到這個目的，對印度學生來說，無論是學習中文、理解台灣與中共之間的複雜關係、認識到台灣以不同於中共的形式存在，這些都有利於台灣情況。此外，由於中印關係出現問題，印度也在增加與台灣經濟、智囊及知識界網絡的連結，未來這個領域的合作應該會越來越多。

第二個領域是科技，包括半導體在內。潘達表示，台印正在討論如何推進彼此在這方面的合作，其中網絡安全是一個雙方還有更多空間可以合作的領域。另一個領域是雙邊及地區的問題，那就是投資及經濟合作，也涵蓋農業、基礎設施及連通性等議題，台灣已經展現極大興趣在印度投資，印度也希望能吸引更多台灣的投資。

他說，自去年印度與中共發生加勒萬河谷事件後，印度已經在轉移對中國的投資，而印度越是與中共「脫鉤」，它也會越朝台灣的方向移動，因此人們應該會看到印度與台灣在經貿方面的合作越來越多。

潘達提醒說，關於香港人權問題及任何涉及更緊密公民社會連結的議題，都不大適合被包含在這個範圍裏，「主要原因是我認為，新德里對這些議題仍然有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他說，由於歷史上印度與中共在關於達賴喇嘛及西藏議題的緊張，印度政府在處理涉及西藏人權議題或倡議的公民社會活動時總是非常謹慎和保守。

美國智囊布魯金斯學會印度項目負責人坦維·馬丹（Tanvi Madan）近日也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關於印太地區安全框架的討論中也提到，印度與台灣的關係仍然有許多開發的空間。

不過在談及台印關係的發展前馬丹說，有必要先了解幾個前提。首先是印度官方持一中政策，儘管自2010年之後它就不願明確重申這個立場。其次是印度不會拋棄一中政策，儘管由於中印邊境爭議目前雙方關係處於特別敏感時刻。

在這兩個前提下，馬丹認為，台印關係還有許多未開發空間，幾個趨勢都反映出雙邊關係存在許多潛能，首先就是疫情後台灣在印度的能見度大大提高，印度人民對台灣有正面印象，媒體也多次採訪台灣高層官員，包括外交部長吳釗燮和數碼政委唐鳳等，這在過去是極少見到的情況。

其次，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度對中共的看法漸趨強硬，馬丹說，印度內部已出現要求重新審視中共政策的聲音，另外就是中共在應對疫情與中印邊境爭議的作為對印度的經濟、教育及科技政策產生影響，印度政府對中共在經濟、科技、通信、公共外交及教育等各方面活動開始加以限制或提出質疑，這可能導致印度尋求開發其他替代選項，包括資本、科技及知識，這些對台灣都非常有利。

馬丹認為，台灣可以採取兩個方式來改善與印度的關係，一是建立並擴大與印度各階層、各領域人士的交往，例如經濟、教育、觀光、旅遊等各領域的交流，增加台灣與印度地方政府、企業、公民社會、媒體及學生的接觸，印度正在尋找「非中國」的替代選項，這與台灣同樣試圖要分散市場的需求是一個很好的組合。

另一個方式則是深化台印之間「不在雷達上」的防務與情報及半隱形政治關係。馬丹說，台灣與印度可以常態化彼此外交官及軍事人員的往來，以往這種往來多半極為有限且不定期，雙方還可以增加彼此國會議員和政黨交流，同時台灣也可以與印度分享情報，包括進來地區情勢下對中共的觀察。

馬丹認為，美國及理念相近國家對台印關係的發展也可以起到促進作用，例如美國可以提供印度與台灣發展非官方關係的經驗，美國與其它國家也可以為台印的更多接觸提供平台，例如通過外交或軍事演習項目，或是讓台灣參與國際體系，一方面也能確保台灣的聲音能被聽到，包括鼓勵讓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一軌半或二軌對話，例如「四方會談」（QUAD Plus）的一軌半對話就可以將台灣包括在內。

台灣駐印度代表葛葆萱去年11月接受《印度斯坦時報》專訪時說，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與印度的「東進」政策有匯聚之處，雙方也有共同的民主價值，現在彼此在面對的新安全威脅上匯聚，例如「其它國家對國際共同秩序與價值，和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忽視」，都為印度與台灣的合作提供更多機會。＃

（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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