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利用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

《九評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產黨政權社會，無論其如何專制和極權，社會都有一部份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共產黨政權中，所有這些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被徹底剷除，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共產黨極端嚴厲的社會管制造成的後果之一是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消失。中共除了把一部份知識份子在肉體上消滅以外，把其他人編進各種各樣的「單位」之中。單位實際上是中共在城市對人民進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組織形式。知識份子喪失了不受政權控制的謀生方式和自由言論空間，無奈地淪為中共的附庸，在強大壓力下和走投無路中，他們中的大部份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從各個角度、以各種方式歌頌邪黨，來保全性命並且養家餬口。中國社會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中共政權利用民眾對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過文人的著作和言論間接向民眾灌輸黨文化，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建立並維持一個「偽知識份子」階層，一方面使中共擺脫了「清議」和輿論的制約，另一方面使它能夠隨時隨地偽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會輿論」，為其邪惡統治辯護。

中共收編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們入黨並加入政權（政府、人大、政協），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歷史學家吳晗曾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把他們安置在民主黨派內；把他們安置在科學院（社科院）、大學或文史館等機構，或者安置在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文聯等部門。在文革中和妻子雙雙自殺的翻譯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後極少數不屬於任何「單位」的自由職業者之一。

為便於意識形態掌控，中共於五十年代進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把很多學校的哲學系合併一處。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被稱為資產階級學科，被徹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漸恢復。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校、社科院、大專院校機構臃腫，人員眾多，打著「科學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計地替中共論證合法性。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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