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華人】搖擺州小鎮華裔女主席

「好勒！整好！太棒了！」威廉姆斯太太說著，拍了拍手。她小小的個子，一張中國人的臉，正抬著臉向上看。在她前面是一座紅色的三層小樓，丈夫約翰正和另外一個朋友站在梯子上，把一條長10尺寬2尺的橫幅掛在側牆上。

莉莉和大家精心製作、花了兩個半小時掛上去的挺特橫幅被人塗抹。（受訪者提供）

橫幅的中間部份由一個美國的白頭鷹和「挺特」（For Trump）兩個字組成，上端還有一行白色的大字「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s）。

此時正是2020年美國大選前的10月初的一天，威廉姆斯夫婦到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市找地方懸掛挺川橫幅。他們專門挑選了這個顯眼的地點，得到了大樓主人的許可，和朋友花了兩個半小時才掛上了這條大橫幅。

想著明天天亮之後，整個城市就能看到他們——大選中的搖擺州之一的新罕布什爾州最大的少數族裔——主要由華人和越南人組成的亞裔美國人社區的心聲，威廉姆斯太太的心情別提多舒暢了。工作完畢，夫婦倆也不耽擱，趁著夜色開車趕回威爾（Weare）鎮的家中。

「再也不想做奴隸了！」

威廉姆斯太太的全名叫莉莉·唐·威廉姆斯（Lily Tang Williams），中文唐百合。她和丈夫去年11月才從科羅拉多州搬到這裏。搬到這裏之後，莉莉發現這裏連個共和黨的委員會都沒有，就問上級縣的委員會主席，主席說「我就委派你做主席吧」。就這樣，在今年五月，莉莉成了這個九千人口小鎮的共和黨主席。

把家搬到新罕布什爾州是莉莉自己先做的決定，因為她喜歡這裏的優美風光和純樸民風，更因為這個州有一個口號：「要麼自由要麼死！」（Live Free Or Die）。

莉莉說她太喜歡這句話了，她是個生性自由的人。在過去的三年中，她去過美國很多州，給各地的年輕人講她在中國大陸經歷的社會主義的種種生活，讓他們珍惜美國的自由生活。她總說「我過去當過『奴隸』，我今後再也不想做奴隸了！」

莉莉的興奮沒有持續太久。僅僅在幾天之後，他們掛在全州各地的橫幅都被人破壞掉了，有的被塗抹上罵人的話，有的被扯下來撕碎扔在地上。還有人爬到高處，在他們的紅色橫幅上用黑筆寫上了「納粹」這個字。莉莉得知消息後頓時火冒三丈，只感覺周身的血液一個勁兒地往腦子上湧。

被人破壞撕碎的挺特橫幅。（受訪者提供）

「誰是納粹？！」莉莉衝著丈夫大喊，彷彿約翰是破壞她橫幅的人，「我們只是一群新公民，我們只是想表達自己的聲音！」

這是莉莉來美三十二年、多年從事政治活動以來，第一次生這麼大的氣，發這麼大的火。

「不行，你得馬上給我錄一段影片，我一定要在YouTube上發出去！讓全美國的中國人、全體美國人都看看：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幹的事情！」

「冷靜，冷靜！」約翰勸她，「你冷靜下來我再給你錄像。」

「好吧。」莉莉答應了，經過再三努力，終於把怒火壓了下去。她走出家門，找了一處灌木叢，又立起來同樣的一條橫幅，面對著鏡頭，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

「我叫莉莉·唐·威廉姆斯，我在共產主義中國生活過24年，為了我的美國夢來到美國，我和丈夫去年十一月搬到新罕布什爾州。我們最近組織了一個活動，我們這些來自中國、越南、台灣、香港和泰國的人，回憶了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恐怖生活，我們熱愛美國，我們要讓我們的美國夢在我們的孩子中延續下去。所以我們籌款製作了這些標語，不幸的是我們的標語被破壞了。……這是對民主的尊重嗎？這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尊重你們的聲音，你們為甚麼不能尊重我們的？！……

「我們不能沉默，我們如果沉默，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就要碾壓過來了，我們的美國夢就沒有了！」

她先用英語說，然後轉成中文。「如果你是中國人，希望你好好看一下，今年這個選年非常重要，希望你能夠投特朗普總統的票，因為民主黨已經不代表民主，不代表自由了！」

參選聯邦參議員的大陸女子

莉莉是1988年來美的留學生，2013年發生在科羅拉多州的一件事情促使她走上了參政道路。當時他們州的民主黨人要立法控槍，這件事激怒了她。雖然她自己沒有槍，但是她感覺她的權利受到了侵犯。

「憲法第二修正案給我們擁槍的權利，我們依靠這個權利保護自己。我自己對槍不感興趣，但是我先生他們全家都是第二修正案的支持者。」莉莉說，她第一次拿槍的時候不懂規矩，竟把槍口指著別人。「後來我學會使槍之後，我感覺到自己很有力量，覺得自己能保護自己了。」

而現在科州卻要立法控槍，有一條是，即使有執照也不能在學校裏擁槍。「我真嚇壞了，我女兒以後上大學，如果不能帶槍，那碰到犯罪份子怎麼辦？」莉莉說，她當時就想立即搬家，不在這個州住了。

雖然後來科州沒有通過校園禁止持槍這個法案，但是還是把原來法定的30發子彈變成了10發。莉莉為表達反對意見，趕在法律生效之前去買了桿AR-15半自動步槍。她穿上兒子的空軍軍褲，持槍在美國國旗前照了一張照片，發到了網上。

莉莉的AR15持槍照。（受訪者提供）

「如果你們相信政府控制你的槍可以保護你的生命的話，你就太天真了。」她在照片的配文中寫道，「世界上所有的大規模殺人都是極權政府幹的。在我的家鄉中國，1989年，成千上萬的學生就是被自己的政府在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我多希望我的同袍們那時候像我現在一樣有一把槍啊。」

告訴美國：社會主義甚麼樣

她說：「我是一個中國移民，選擇做了美國公民。我以前曾經是一個奴隸，我永遠不想再當一個奴隸了。我會永遠拿著我的AR站著，無論我的總統用他的筆簽署甚麼。」

莉莉開始到處去參加活動，講述她的故事，以及她為甚麼提倡憲法保障的個人權利；同時宣傳她的反共、反對大政府的主張。她的那篇「自由人才有槍，沒槍無法保護自己、無法反抗暴君」的演講讓她一戰成名。

莉莉在過去幾年一直四處演講，告訴美國人社會主義是甚麼樣子的。（受訪者提供）

莉莉發現，美國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值得她不遠萬里奔來的自由社會了，美國已經越來越傾向社會主義。所以從幾年前開始，她決定從政，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出改變。

可是，參加哪個政黨呢？莉莉不喜歡控槍的民主黨，也不喜歡當時的共和黨。

「我原來是共和黨，但是我看到布殊要禁止銀行破產，用納稅人的錢注入銀行——這不是和民主黨一樣嗎？布殊還說甚麼資本主義不是完美的，是失敗的……」莉莉說，她因此不喜歡布殊的共和黨了，「另外，我對政府控制教育也不滿——我感覺這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其實都是一個黨，我就退出共和黨了。」

這時約翰給她推薦了美國的第三大黨「自由人士黨」，說這個黨和她的理念很一致，主張個人自由與小政府，堅決反對共產主義。於是，莉莉就加入了自由人士黨。她到處去演講，人們一般只給她兩分鐘，她從不害怕，上來就說。講她的過去，講現在的美國和她的擔心。自由黨內的人非常喜歡她，人們把她的演講放到網上去流傳。

2014年，競選州眾議員的時候，自由人士黨的人找到她，對她說：「莉莉，我們需要你去參選。」

她說：「我不行，我是外國人，我英語不好……」其他人卻說：「我們不在乎這些，我們就是信任你，我們需要你去競選。」

看到人們對保護自由的迫切願望，莉莉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她很認真地參加競選、去開會，到處跟人們講她自己的故事和經歷。

「我來自中國大陸，我很擔心美國，美國正在走向社會主義……」往往莉莉剛一開口，台下就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最後，莉莉的名字作為自由人士黨的州眾議員候選人放在了選票上，她拿到了7%的選票。

莉莉在演講中。（受訪人提供）

「這是我第一次參選，沒想到在甚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還拿了這麼多選票。」莉莉說，「這讓我感到參選從政是很有意義、也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把你的政治理念和故事講出去，會有很多人欣賞你。」

不讓美國走向社會主義

同時，隨著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深入了解，莉莉真的越來越害怕，因為當她了解了美國的政府和司法法院體系都在幹著甚麼事情以後，她發現美國真的正在走向社會主義。這讓她這個從社會主義中國逃離的人感到一種責任感，那就是，她一定要阻止美國滑下去。

2015年莉莉競選當上了科州自由人士黨的主席。2016年她辭掉了黨主席的位子，開始了競選美國聯邦參議員的活動。雖然認識她的人很少，民主黨和共和黨也都排斥她，不與她辯論。到後來她只參加了一個辯論會，可是就這一次辯論就讓她名聲大振。

莉莉在2014年競選國會參議員的辯論會上。（受訪者提供）

莉莉在她的辯論會上說，26年前她嚮往自由來到美國，而現在的聯邦政府已經越來越侵入個人的生活，比如將近20兆美元的外債，需要子子孫孫償還；又比如「共同核心」的教育體制讓家長越來越失去對孩子的控制；還比如政府已經被利益集團的游說機構收買，根本不聽民眾的聲音……

「大政府行不通，而且是危險的，因為它讓人使用強權，它吸引的都是那些喜歡權力的人……我真的不希望看到這個我熱愛的國家越來越變成我離開的那個國家的樣子，我不希望為我孩子的前途擔憂。」莉莉說。

莉莉的身旁就站著當時的民主黨候選人、現在的國會參議員班耐特（Michael Bennett）和共和黨候選人格林（Darryl Glenn）。

「我要去華盛頓阻止這種瘋狂，我不會被特殊利益集團收買！相信我，我會成為一個鬥士，為你們的自由而戰！」莉莉大聲喊著，站在舞台上，像個強有力的男人一樣用力揮舞著雙臂，台下掌聲雷動。

那場辯論會受到廣泛的報道，讓科州的人認識了這名中國女子。人們說她的演講激動人心，說她是「二十多年來科羅拉多州第一個與民主黨和共和黨同台答辯的自由人士黨的人，而且是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女候選人」，甚至可能還是「中國大陸來的移民中第一個成為聯邦參議員候選人的人」。

在那次競選中，雖然莉莉沒有成功當選聯邦參議員，但是她積累了大量的經驗。而且，她代表的自由人士黨的註冊選民只有三萬人，她最後卻拿到了近10萬的選票，也就是說，她實際上征服了很多其它黨派的選民。

莉莉堅定了自己今後要從事的政治事業。她仔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實際情況，最後決定到新罕布什爾州發展。

「我發現這個州的憲法很好，州政府是號稱全世界第三大的『人民的政府』。」她說出來此的理由，這個州的參、眾兩個議會席位非常多，130萬的人口眾議員就有400個席位；而且議員沒有工資，完全是為人民服務，莉莉很喜歡他們這個制度。

莉莉說，這意味著每一個小城鎮的人都有自己的聲音，當地人民制定政府預算，和科州差別很大。她對約翰說：「這個州有希望，權利在人民的手裏，不需要制定任期，自己沒有錢就做不了議員。」

後來，因為孩子上學和丈夫工作的問題，他們一直拖到2019年年底才離開科州，在威爾這個共和黨小鎮買了座房子，把家搬到了新罕布什爾州。莉莉到這裏就重新登記註冊了共和黨，並成了黨主席。在今年的大選年，因為身處一個搖擺州，莉莉又組織亞裔人，熱情地投入到挺特的活動中。

莉莉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新家。（受訪者提供）

從2013年開始一直到現在，莉莉說，她在參政從政的道路上沒有做甚麼特別的工作，她其實就是一直在講述她自己的故事和她心裏的話。她總說：「我不是一個政客，我講的話不是準備出來的，而是直接從我心裏發出來的。」

二十年才清醒的自由女孩

莉莉的故事是由那些經過歲月河流的沖刷後保存在記憶中的一個個鏡頭組成的。第一個鏡頭就是成都一個八個家庭共同使用一個廁所的大院子，她的童年就是在那裏度過的。

1964年，唐百合出生在四川成都一個普通的工人家。父母都沒有文化，父親是工人，性格火爆，母親因為出生時早產，身體一直羸弱，受人欺負；曾經為了幾塊錢的工資給共產黨的幹部下跪，這都給小百合留下了屈辱和憤怒的記憶。

小時候百合的家裏很窮，那時候買肉、買糧食都得用肉票和糧票去買，家裏每月只有2斤半的肉和蛋的供應。她記得那時油水不夠，肚子天天咕咕叫，她還吃過外婆和舅舅他們抓來的耗子，不過只有一次，因為連耗子都被人抓光吃掉了。

特別是那個只是在地上挖個洞的八個家庭共用的廁所給百合的印象太深太可怕，以至於後來當她在美國買房子的時候，她對丈夫和三個孩子說：「就找廁所多的房子，廁所越多越好！」

百合從小學習就好，十六歲在高中讀書時是班長。有一天，她代表全班同學去看望一位生病的老師，她奇怪老師的身體為甚麼這麼弱。那位五十年代畢業的老師對百合說了一番話，讓她一輩子都忘不了，那些話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她大學裏的專業選擇以及出國的決定。

少年時在成都上學的莉莉。（受訪者提供）

老師說，他們當年的大學生都熱愛國家，熱愛共產黨，所以當共產黨問他們「1949年建國以後，你們覺得我們做得怎麼樣」的時候，學生們就毫不猶豫地給黨反饋了各自的意見。結果，學生們一個個都上了共產黨的黑名單，被共產黨送去勞改。

「我的身體就是在勞改農場搞垮的。」老師說，又說了一句話，「我們國家是一個人治的國家，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你的命運是和你的領導有直接關係的。」

從那時起，「法治」這個詞就留在了百合的腦海中，她覺得有「法治」多好啊，可以「保護百姓」，可以「人人平等」。從那時起百合心裏樹立了一個目標：上中國最好的大學學法律。

第二年，十七歲的百合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上海復旦大學的法律系，她是四川省被錄取的三個學生之一。

但是剛進大學，她就聽上課的老師說：「法律是甚麼？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來統治人民的工具。」百合聽到這句話，心裏一下子冷了下來。她想：「法律不是用來保護人民的嗎？」她原來以為，中國已經從文革個人崇拜中走出來了，她可以上大學追求她的「法治」理想了，卻又陷入了「人治」的陷阱。「我的法治夢還能實現嗎？」

百合從此不愛學習了，成了一個叛逆的女大學生。她不是逃課就是和老師辯論，要麼就是去跳舞。大三的一天，她在校園裏認識了一個美國留學生，給她看了一個文件，叫做《獨立宣言》。百合從裏面第一次看到了「個人權利」這個詞。

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來，「甚麼叫個人權利？不是只有工人權利、農民權利甚麼的集體權利嗎？個人還有權利？」那時候去留學生宿舍需要在門衛登記的，她本來已經走出宿舍樓了，但是她太想了解那本《獨立宣言》和「個人權利」了，她就折返回來，躲開門衛老太太悄悄溜進了留學生宿舍。

從那一天起，她的心中就種下了一個「美國」的概念——美國是一個自由、法治的國家，在那裏，人民的權利受憲法保護，而且，她第一次得知——「我們的權利是從上帝那裏來的，不是政府給的」。

於是，百合就把心中那個「法治」的夢想寄託在了「美國」身上，她想：「哪一天我要是能出國，我就要去美國！」

畢業以後，百合如願以償地留在了上海，一面在大學教書，一面給大公司做法律諮詢。那時中國正在改革開放，很多法律都不健全，百合就幫助一些大公司重新建立新的經濟法、國際貿易法等法律，這些工作讓剛出大學校門的百合感到「激動人心」。

但是，慢慢地，現實讓她感到失望。首先，學校裏規定，法律系的老師都必須入黨；而且，學校黨支部和領導們嚴密監視著年輕老師的行為，甚至不放過他們的私生活，甚麼都需要向黨匯報，這讓百合很鬱悶。

「我的腦子已經被人打開了，關不住了，你要我還在那裏一天到晚給黨唱讚歌，我唱不下去了！而且我對共產黨的政策也不支持。」百合說，她覺得在中共的一黨專制下很難實現她對自由和法治的追求，她就動了來美國的念頭。

百合考了托福，還找到了一個願意資助她的美國人。但是，她在來美的路上受到了種種阻撓，光護照就申請了七次。每次都有人問她「為甚麼不愛國」。那段時間她焦躁不安，生怕走不了。經過各種考驗和審查後，又去美國使館兩次才拿到簽證。終於，在1988年5月的一天，她身上揣著借來的100美元，離開上海，乘飛機抵達美國，到德州州立大學的社會工作系讀行政管理研究生。

剛抵達美國的23歲的莉莉。（受訪者提供）

百合到達美國的第一天，命運就給她安排了未來的婚姻。原來，她的資助人與接收她的社工系主任是鄰居，在她剛下飛機，她的擔保人就不顧她那張因暈機十幾個小時而變得焦黃的臉，把她拉到鄰居家裏。

打開房門後，百合見到了手裏拿著一朵紅色的玫瑰花的女老師，對她說：「Lily，歡迎你到奧斯汀！」然後老師轉過身，介紹站在她身後的人說：「這是我的大兒子，約翰。」

就這樣，被用英語叫成「莉莉」的百合和她未來的丈夫見面了。「他當時又高又帥，眼睛藍藍的，像外星人一樣。」莉莉回憶說。

第二天約翰就帶莉莉去校園參觀，去看恐龍博物館。可憐的莉莉正在倒時差，英語又聽不懂，就要求回家睡覺去。「約翰非常友好，他知道我英語不好，就耐心地把生詞都給我寫下來，我就用口袋裏的小字典去查。」

約翰在另外一個學校讀物理博士，莉莉和他媽媽每天去同一個學校，所以莉莉很快和約翰一家熟悉起來。不久兩個年輕人就開始約會了。1990年5月，在莉莉來美整兩年的時候，她和約翰登記結婚了。他們有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這麼多年來從德州先搬到懷俄明州，又從那裏搬到科羅拉多，在科州剛住兩年，又隨約翰去香港工作兩年，之後又回到科州，一住就是二十年，直到去年十一月搬到新罕布什爾州。

莉莉1990年和老師的兒子約翰結了婚。（受訪者提供）

在來美國頭一個十年裏，即使有了孩子以後，莉莉還時不時地做一些惡夢。在夢中，她總是在為來美國而奔走，可總是來不了。她就在地上挖一個洞，洞下面就是太平洋，她化做一條美人魚，跳進洞裏想游向美國，但最後都是被困在了裏面，怎麼也鑽不出來。

每次莉莉都是汗淋淋地從噩夢中醒來，看到身邊的丈夫後，才意識到她已經身在美國了，她就對約翰說，「謝天謝地，我已經在美國了！」

學心理學的女兒告訴她，這是因為她在中國壓抑生活造成那個的。「我二十四歲之前一直不開心，最後都得了抑鬱症。可我在中國不是黑五類或者法輪功這樣的中共的敵人呢，我還是個『紅孩子』呢，只是因為我認識到了，共產黨一黨專制這條道是走不通的，我想要到自由的社會，那種迫切的願望和受到的種種阻攔，就形成了這種噩夢一直跟著我——可想而知共產黨的社會對我的一生造成了多麼大的影響！」

2000年，莉莉的一個經理工作被炒掉了，她失業在家沒事幹，約翰就給她推薦了一些書看。有中國近代史，有自由經濟理論，有喬治·奧威爾的書。莉莉是用英文讀到三年大饑荒的真相的。

有時候她不相信書中說的是真的，同時又感到氣憤，只能跟約翰吵架。看到自己的家鄉四川在毛澤東造成的三年大饑荒中餓死人，人們甚至易子而食時，莉莉傷心地哭泣。

「在國內大家都說『三年自然災害』，到美國我才知道那都是謊言！那是共產黨、毛澤東製造的人禍！原來我一生聽到的都是謊言！」莉莉說，她原來在國內對共產黨只有本能的反感，憤怒，但是她不知道真相。即使1989年她在電視上看到共產黨的軍隊進入天安門殺人時，她也沒有明白真相，後來看到中共的「改革開放」，更讓她受騙、糊塗，她也沒有像很多中國人那樣對共產黨絕望。

一直到2008年，當莉莉了解了所有真相，並對比了她在美國親身經歷的二十年生活後，她才完全認清了共產黨——原來這是一個一直對中國人民撒謊、洗腦、迫害、鎮壓的惡魔。

「我是經過二十年的了解、認識與對比，在一個熱愛自由的美國丈夫的幫助下才清醒過來的，這時我才全面徹底地否定了共產黨，我知道如果讓共產黨繼續統治下去，那才是中國人民的災難。」

莉莉和丈夫及三個孩子在一起。（受訪者提供）

莉莉說，她看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時，邊看邊感到害怕。她想：「這不是和中國的文革一樣嗎？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都很相似，很可怕，沒有個人自由，黨永遠是正確的……那些美國左派說的、做的，跟我們聽的共產黨說的都是一樣的，謊言都是一樣的！」

特朗普是保護美國的總統

莉莉認為，因為美國的華人對美國現在的情況看得清楚，他們才支持特朗普。「我們經歷過悲慘的社會主義，如果我們看著美國再走入社會主義，我們豈不是第二次跳進火坑？！」

莉莉在演講中，常常遇到觀眾中的年輕學生問她：「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是甚麼；在美國人和華人中，都有人說：美國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的「共產主義」是不同的。

遇到這些問題，莉莉總喜歡引用共產主義代表人物列寧的話來回答他們：「列寧說：『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共產主義』」；她有時也引用小說家羅蘭（Ayn Rand）的一段話：「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沒有區別，除了在達到相同的終極目標上的手段上有所不同——共產主義主張用強權奴役人，而社會主義主張用選票奴役人。這僅僅是謀殺和自殺之間的區別而已。」

在「亞裔美國人挺特」標語牌被毀掉之後，莉莉和朋友們又做了15個4呎x8呎的大牌子和30個小牌子，並把這些標語掛在了更高的牆上。她把亞裔社區挺特集會和後來標語被破壞的影片都發給了當地媒體，只有一家媒體做了報道，還被民主黨說成是「共和黨造的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