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熟悉中國內情的呂秉權認為，中共為經濟發展而隱瞞疫情，甚至習近平下令要「復工」，並下達硬指標，情形類似62年大饑荒後的「七千人大會」。他認為今次疫情將對中共體制造成重創。
對「蝙蝠襲人洩毒」存疑 某種程度是轉移視線
記者：中共隱瞞疫情致使病毒擴散全球，最近美國要求科學家去調查這個病毒的源頭，但大陸華南理工大學一個教授就說其實這個病毒是蝙蝠襲擊人之後引起的，你怎樣看這種說法的？
呂秉權：這種說法先觀察一下它有些甚麼根據呢？要保留一種懷疑的態度，這可能是某程度上轉移視線，因為大家正在關注P4實驗室才是幕後黑手這樣一個問題。我有了解一下華南理工大學這位姓蕭的教授做了甚麼研究，他說在病毒裏面化驗到的蝙蝠種類是離武漢很遠的，沒甚麼機會飛到武漢，而華南海鮮市場並沒有賣蝙蝠。他又提出距離華南海鮮市場280多米距離的武漢疾控中心（CDC）曾經做過蝙蝠實驗，涉及的蝙蝠達到六百多隻，包括是來自浙江、河北，而這些蝙蝠是有機會帶病毒的蝙蝠，在這個做實驗的過程當中出了一些事故，包括蝙蝠襲擊研究人員，蝙蝠撒尿沾到研究人員，同時蝙蝠有跳虱在，使這些病毒有機會透過這種襲擊，濺了血到研究員的皮膚裏，透過些血、尿或者襲擊本身造成傷口以及跳虱帶了病毒就傳染給人，而這個研究人員最終是隔離了14天，但是他的下場報告沒有交代。這是那個學者做的一種結論，認為相當大機會（病毒）是透過這個距離華南海鮮市場這麼近的武漢CDC傳出來的。
我自己的觀察，雖然有這樣的說法，但是不能排除P4實驗室也有做蝙蝠的實驗，而雖然這個P4實驗室比較遠離華南海鮮市場，但是只要這些人與市中心有一定的來回，那些污染物不小心就傳播了擴散出去。
P4實驗室有沒有做這樣的蝙蝠實驗？如果有做，它的目的是甚麼呢？你說CDC很大機會可能是從那個疾病預防控制這樣的想法去做，但如果由一個P4特別是涉及軍隊的一種這樣的實驗室，而且涉及生化武器，我覺得就不能完全排除那個可能的，因為各個國家當他有這樣的國力就會研究各種的武器，除了一些很硬的導彈或者核子等武器之外，現在也可以透過一些網絡戰、生化戰。
所以說研究蝙蝠病毒是不是可以為軍方所用，這樣的可能性不能完全被抹殺。如果是一個獨裁的政府做這些事情，它更加不會承認，更加不會讓其它國家的人員去觀看，尤其是美國。
早前大陸的一些科研人員已經寫了一些論文出來，內容是說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正在做一些關於蝙蝠的實驗，這些實驗可能是相當高危的，呼籲這些實驗應該要停止了，避免走火入魔。
連做這些實驗相關圈子的人員都已經放話應該要停下來，避免走火入魔，那麼繼續做下去將會是怎麼樣呢？我覺得大家的憂慮及懷疑是絕對合理的，而中國官方當然會一面倒地否認，但由於它過往的無信譽，欠缺透明度及監督，所以它所講的都缺乏誠信，它的澄清都不可信，唯有看看各方面會不會有一些「爆料人」，有沒有一些外國的情報，可以去揭示這個事情。
中共若製造生化武器 是邪惡象徵
記者：以你所觀察，中國的這個病毒源頭並非華南海鮮市場？
呂秉權：這個病毒的感染，很多人是先由華南海鮮市場開始感染的，但是這個病毒的源頭到底在哪裏？特別是這次關係到有蝙蝠這個宿主，這隻蝙蝠到底從哪裏來，基本上是沒有一個說法的，是不是武漢CDC或涉軍方的武漢（P4）實驗室？有沒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需要多一些資料去研判的。
不過從一些官方的反應看，從實驗室洩漏病毒的機會比較大，因為我看北京疾控中心以及大陸科技部等事後公佈及呼籲，都是在三令五申提到要小心實驗室裏樣本的病毒洩漏。
P4實驗室這麼大的一個疑團，我覺得需要更多的一些資料去研判，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將會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即是一個不受制約的政權、政府，去做一些表面用健康作為包裝，但是卻可以危害全球人類性命的一個這樣研究，甚至如果是武器的話，這個簡直是一個邪惡的象徵。
記者：所以（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Steve Bannon）曾經說過，如果有證據去證明是中共人工合成這個病毒的話，中共就完蛋了。這個人工合成的可能性，你怎麼看？
呂秉權：我沒有辦法研判這個可能性，這需要科研專家去研判。不過，即使一些先進國家研究生化武器也不會跟你說，等到需要去應用的時候，它才會在那一刻公諸於世。
那麼中共真的要去稱霸全球的話，它一直在擴軍，也在想用一些除了硬彈頭的方式去征服世界。現在打仗其實已經不依靠人多，是靠科技，靠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方法。這些是國防及國家的機密，就算它真的做了也不會跟你說，即使有人找到了證據，它也不會承認。所以這些東西現階段我無從去研判，不過我認為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
上至中央下至地方 結構性地隱瞞疫情
記者：這個武漢肺炎（中共肺炎），1月20日習近平和李克強出來說話之後就直接封關、封城。但是最近大陸的黨媒雜誌都在披露其實習近平1月7日便已經知曉，但是新華社卻沒有報道這個事情，你又怎麼看這個訊息呢？
呂秉權：近日大陸政治很不正常，習近平的神隱，後來在北京進行這個考察，在中央台大賣廣告說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在很多宣傳中，習近平在刷這個存在感，是在證明他身處一線，沒有做逃兵。
現在《求是》雜誌登了習近平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裏面的一個講話提到，習近平早在1月7日已經就疫情做出一些指示。那麼這個信息透露些甚麼，我們首先要核證，看1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那個公報。那個會基本上就是兩會前人大、國務院和兩高等等的報告，要在政治局會議上審視；要去完成中央定下來的一些經濟指標部署。那次《會議公報》並沒有提過習近平有任何就著這疫情的發言、指揮部署。但是我們要留意，大陸這些新聞公報是不透明的，它做過、說過的事情不一定會講出來。
為經濟發展而隱瞞疫情
首先在那個新聞公報裏，已經是第一次隱瞞了疫情。1月7日做出這樣的事，這件事是一件大事的話，一定公佈，那麼當時選擇不公佈的，可以說已經第一次隱瞞疫情。另外也都有可能，當時沒這麼講，只不過是事後他說一早就參與指揮，不過我認為這個可能性較低。但是甚麼而導致這種隱瞞，那個會議精神就是開兩會，會議精神就是搞好經濟目標，所以很大程度，習近平的那個想法就是，快開兩會了，過新年了，所以就做一個內部講話，叫大家小心提防、封甚麼，那些要小心了，當時還沒有封，跟著就去博一博。
地方政府看到中央這樣一個表態，小心經濟，沒有事，疫情的內參是熱烈沸騰，但是上頭不擔心，於是發生甚麼事——地方就搞萬人宴，大串門去搞大鍋飯，隱形病人就在身邊，一起去吃大鍋飯慶新年；餃子宴也是全村多少千人去圍著吃餃子，筷子都摻和在一起，大家的口水都在一起很容易交叉感染，誰打了一個噴嚏，大家正大口大口吃餃子，一吃就把病毒吃下去了；跟著有關方面又派那些旅行券，武漢大旅行，15萬到20萬張旅行券，就去黃鶴樓，去哪些哪些景點一起去玩，一直玩到初十五。之後，地方兩會之後，省和市兩級繼續開，這些中國新年團拜不取消，沒有叫人高度戒備，減少串門、戴口罩甚麼的，絕對沒有。這種隱瞞疫情，這樣看來是一種結構性，由上面到下面，中央直到地方都是這樣。
上面那個始作俑者現在看得非常清楚，習近平本人是有一個絕對的領導責任。因為即使《求是》1月7日沒有寫出來，其實按照中共的內參機制，大量的疫情信息是上去的，而出了街的信息一定是七除八扣，營造一個很和平、沒有事的景象，但是那個內參的信息，中央高層和習近平是一定掌握的。而他考慮些甚麼，而做出這樣的一個隱瞞。
我觀察我從前的老師做了一個很好的研究。他看了整個黨媒，包括《人民日報》、《長江日報》以及武漢的《楚西都市報》，幾份黨報，由11月、12月到1月，它們不停地宣傳，鼓吹全面小康、全面脫貧，習近平這個思想，四個維護兩個核心。這些高頻的詞彙是甚麼，首先就是兩個經濟目標，今年2020年，中共的一個亮麗的政績計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那個經濟以及各種指標，比起2010年是倍翻的。習近平想在任內達到兩個經濟相當重要的指標，再就是十三五規劃，5年的規劃，相當圓滿收兵，十四五準備開啟，而今年我們是做好這個鋪紅地毯，明年2021中國百周年黨慶，這個是習近平的頭號大事。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會議的公報，它那個頭號大事是跑經濟，就著最近的疫情的管控，2月12日開過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整個精神就是說，不要防疫過度，而影響經濟，經濟原定的目標要跑的數、大家各省市繼續達標，不下調。
記者：叫你繼續復工……
呂秉權：叫你復工，叫你不要防疫過度影響生產，不要影響經濟，而且不下調原定那個經濟增長。已經錯失了這麼多個月，那個經濟元氣大傷，死了那麼多人，某程度要檢視，他是硬指標繼續跑回舊的數，他是一個這樣的思維。你想一想，當現在疫情去到高峰他還是這樣，在疫情當時能蓋的住的時候，他會不會想去掩蓋疫情，不要影響大局，不要影響主旋律，不要影響兩會，不要影響新年，做到中共的太平盛世。這個我覺得絕對有可能，是由於要辦大事做紅事，底下去博一博，跟著是犧牲老百姓的利益，犧牲人的生命。而在那個過程裏面，這些事情基本上是「可防、可控」，跟著有關方面下了很多道禁令不能說，下到這些科研單位、下到這些能夠掌握消息的人，包括抓人、封帖這些，李文亮醫生的事不在話下。
中共為了要去辦喜事，洗太平地，然後隱瞞疫情，要去博，博就是拿人民的命出來博。
中共體制不堪一擊 強人政治經不起考驗
記者：你覺得這樣發展下去，對中國的形勢發展會怎樣？
呂秉權：這次整件事首先就是，中國這個疫情的情況很值得令人憂慮。現在（官方公佈的感染人數）已經是7萬多宗了，就要到了SARS的10倍，都是一個很令人震驚的數字，那個擴散全球的問題。
而且官方的數據都是低估了，隱瞞了數字，而那個恐怖之處也包括了，中央三申五令和中央的指導組，由年初三那個副總理孫春蘭在當地指揮，疫情還是失控，還是講有病的病人要收治，要隔離一些病人，然後一些物資，還是在講防疫的ABC還沒有做到，可想而知這個疫情的嚴峻是如何。
首先疫情我覺得是相當令人擔心，由於很多管控疫情的黃金機會已經是錯過了，現在有很多隱形病人，很多人已經是拖到死了，包括湖北那個導演的一家四口就是這樣，因為治不了都病死了，一個這麼慘的情況。
第二所揭示出來的就是，整個中共的所謂舉國的體制，中國方案、中國模式，是一個不堪一擊的模式。習近平這種強人政治，也都是經不起考驗的。一個疫症一出來，繼續用隱瞞的基因，經過了SARS，已經有了經驗守則和預案拿出來照做就可以了，卻都是一鍋粥（一團糟），絕對是一個弱勢的政府的所為。習近平治下以來的一路的強勢，一下就揭示了他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出來。
第三就是整個經濟，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習近平多番強調經濟，在疫情沸騰的時候，還在講不要防控過度、影響經濟，不要修訂這些經濟的目標。他很擔心那個經濟垮了的話，會造成大量的失業，社會的不穩，和中共本身的合法性是蕩然無存。中國的老百姓接受中共的管制，是用了一些東西去交換的，他接受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掩口（不說真話），是用那個經濟來交換的。
現在經濟搞不好，生命都沒有保障，很多那種社會的不穩會出現，而黨內對習近平的不滿、和派系的一些鬥爭會出現，包括這次《求是》捅習近平一下，這個經過研判，習近平是有一個領導責任的。而《明報》剛剛的文章，北京CDC的那個高峰，開頭被詬病，他隱瞞疫情，之後在一些科研的圈子裏面，指出他們其實一早已經是交了報告給中央，是中央隱瞞，變成那個鬥爭是出現了。而那個經濟我覺得是相當大問題，復工的情況相當差，叫警察去進駐工廠，都找不到工人過來，拿槍指著都沒有用，大家都是怕，即使你做，你上下游的生產線是配合不到。
記者：你覺得現在是不是中共面臨最大危機的時候？
呂秉權：我覺得如果比起「六四」而言，「六四」那時的危機更大，因為黨內很明顯是已經有了兩派，而且可以有軍變。現在這個民變的程度、民怨的程度是很高，但是黨內那種分裂，我覺得還要有用一些時間觀察。你看前蘇聯切爾諾貝利電廠出了事以後，並不是馬上蘇共倒台，而是多等幾年。這一次，中共的問題我覺得會逐步湧現，而中國老百姓都看得到這種靠一個人的政治體制，制度不改良是不行的。就好像香港這樣，換人不換制度是不行的，你看到制度都有大量的漏弊，而習近平多年的那種制度就是，再毛化、中央集權化、文革化、不受制約化，這些根本完全是政治上的倒退。
十倍甚至更多於SARS 中國疫情令人擔憂
記者：你覺得民眾應該怎樣去自救，好像香港現在是全民自救，在大陸他們的處境更加差，他們如何去自救？
呂秉權：大陸的老百姓其實就只能互相幫助。當有多的物資，就儘量地照顧自己之餘，也看一下身邊左右鄰居有沒有需要的，多一些交流資訊，很重要的。因為整個大陸現在那個黑幕相當多，現在上面的維穩管控很嚴重，所以他們要多些物質、資訊、自救。另外這些收治的這些，要及早叫救命，向國際叫救命，你看見有一些在國內自己叫救命不能出來的，死了全家都救不了，有些叫出來境外接收到的，就有救。某程度上這些真是需要高調的位置，已到生死攸關，再顧不及官方會如何秋後算帳，這些我想他們不妨考慮高調些，找包括香港的境外傳媒或者外媒、國際傳媒去曝光他們的消息。
對比62年大饑荒 習近平面臨嚴峻危機
呂秉權：這次大陸的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我相信是很大的。這件事有一些歷史事件可以做對比。我覺得就可以看回1962年，大饑荒過後，那個七千人的大會。當時大陸的經濟垮了，整個地方因為全民大煉鋼，所有作物種不了，都荒了，餓死那麼多人，完全零生產，那時中國是面對一個龐大的經濟危機和管制危機，整個中央的管治權威是垮了，地方書記怠工，無法再管制下去。這個時候，毛澤東就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怎樣的七千人呢？以前開這個會就是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去開，最多給市領導上去就已經很多了，那次連縣官都要上去，七千個人上京開會多日。那要幹甚麼呢，去壓擠下面這些縣官七千人，不要再怠工，不要再不交貨，不要再不上繳中央。那時中央糧食徵購，就等於在乞丐碗裏拿飯吃。當時就已經死了這麼多人，都破產了，零生產的情況下，要大家跑個數給中央。
現在今時今日也是這樣。一個這樣可悲的情況，整個疫情還沒有控制，那麼多隱形病人，上下游的產業沒有辦法互相支援。政府的防控措施沒有到位，就要求回去復工，中央叫地方跑數，習近平正在緊急召喚開一個「現代的七千人大會」。所以這次的危機之大，可以對比當年大饑荒那個七千人大會，那個時候毛澤東是面對一個很大的管制權威的挑戰。我覺得某程度上，習近平正面對著同一件事，除了民眾、經濟的考驗、還受著歷史的考驗，全球也都在放長雙眼看著他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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