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愛國必須反共 反共才是愛國

60年前，他不滿中共專制而成為「逃港者」，「如果不從內地逃到香港，非但沒有機會寫作，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

相比起年少時的自己，他更佩服現在香港的年輕人，他說，自己為了避共產黨到香港，但現在的年輕人沒選擇逃，而是選擇對抗，「我很佩服他們。」

如果不逃到香港就沒有活下去的機會

倪匡，原籍浙江鎮海，1935年5月30日出生於上海一知識份子家庭，倪匡是家中老四，本名倪聰。他小時候跑去看過槍斃「反革命」，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那種場面，「回來吃不下飯。」

1951年，16歲的倪匡為追尋「烏托邦」理想，輟學報考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受訓三個月之後，他成為一名「公安幹警」。

1952～1953年間，他參與過蘇南的「土改」鬥地主，抓「反革命」。鬥地主判死刑的時候，領導要求倪匡寫布告公示，倪匡問判處死刑的理由，領導告訴他寫「地主」，「我說地主不構成死刑理由。領導說：『讓你寫你就寫，囉嗦甚麼！』」

倪匡還參加了蘇北「雙溝引河工程」，開墾鹽鹼地，創辦勞改農場（即現在的江蘇洪澤湖監獄）。

1955年，倪匡報名去內蒙呼倫貝爾盟扎賚特旗綽爾河畔，志願開闢勞改農場，即內蒙古第四勞改管理大隊（現為內蒙保安沼監獄）。他負責管理保安沼勞改農場的犯人。

期間，倪匡飼養的狼狗咬了視察的總隊書記，因此多次成為批鬥對象，倪匡不得不檢討，承認自己有「潛在的反革命思想」。

倪匡自述說，1956年冬天，因風雪太大，運煤車不能把煤送到。「天寒地凍，很多人都凍死了。我拆了一個搖搖欲墜的木橋當柴火，我想河水已經凍到底了，要化凍至少也要到6月，那時我砍一些樹再搭好就是了。我以為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結果被冠上了『破壞交通』的罪名，『破壞交通』是現行反革命，很大的罪。」後來農場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徹查他的「反革命」背景，「我被關在一間周圍沒有人煙的小房子裏，門也是透風的，裏面只有一個炕，每天晚上，狼就圍著小房子，嗷嗷地叫，狼叫聲真是可怕……」

天天思想匯報、開會檢討，又聽說自己兩罪併罰，足以判十年監禁，倪匡不堪忍受，於是他聽從朋友的意見，1956年末，他連夜騎馬往北方逃亡，原本想逃到外蒙避難。

他騎馬卻誤跑到了火車站，就坐上一列開往南方的火車到了大連，後又乘船去上海，當時上海親友也不敢收留他太久，他就尋找機會準備偷渡香港。後來，他與十幾人被塞進運菜的船下的暗艙偷渡，當時大家擠在很狹窄的空間裏，到了公海沒人巡邏時，他們才能上甲板休息。

1957年7月的一個雨天，倪匡花費了150元，終於成功偷渡到香港。上岸後，他被帶去政府機構辦身份證、填表拍照片，成了英國管轄下的香港公民。那時，倪匡22歲。

多年後，倪匡說：「如果不從內地來到香港，非但沒有機會寫作，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反右』我肯定過不了關，『文革』也挨不過。幸虧來了香港……」

成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倪匡在香港星光大道上的手印及簽名。(Tksteven/Wikimedia Commons)

初到香港，倪匡沒有學歷，又不會講廣東話，只能去做體力活，甚麼雜工都做，但他非常開心，因為可以吃飽叉燒飯，而且自由自在。

做了三個月的苦工後，倪匡便投身文壇，10月就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活埋》，講述了土改時一個地主婆抱著自己的孫子被活埋的故事，其中有「土埋過胸口時，奶奶拍著孫子說，一會就好了，不悶了」之類的語言，讀來讓人甚感壓抑。

這部一個下午寫出的小說，竟然賺得了90元稿費，比他一個月的工資還高！而且好評如潮，從此倪匡專心寫作，從未被退稿，再到後來，倪匡的稿酬達到無人能及的天價。

倪匡的勤奮也無人能及，他創作力驚人，自稱是全世界寫漢字最多和最快的人。有幾年時間，他一天寫2萬字，三四天可以寫好一套劇本，同時還可以寫七八篇連載小說，他為12家報紙提供稿件，從不拖稿，被譽為「天下第一快手」。

這個從大陸逃出來的「公安幹警」，自學成才，在香港如天馬行空一般。他曾為古龍做過槍手，曾在金庸出國期間代寫《天龍八部》連載，創作了《衛斯理系列小說》等大量作品。

倪匡寫了四、五百套劇本，拍出三百套電影。他參與香港嘉禾功夫片《精武門》的編劇，「陳真」這一經典形象，就是他為李小龍量身塑造的。

倪匡的標籤非常多：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華語科幻鼻祖、武俠作家、獲電影金像獎終生成就獎的電影人等等。金庸曾讚倪匡說：「無窮的宇宙，無盡的時空，無限的可能，與無常的人生之間的永恆矛盾，從這顆腦袋中編織出來。」

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

倪匡離開大陸50年時，亞洲週刊曾為他策劃返回大陸的回鄉之行，倪匡選擇了拒絕，他託詞說，當年是從公安叛逃偷渡來香港的，回去要被共產黨抓的。這也反映了倪匡對中共決絕的態度。他的好朋友回大陸，倪匡常常罵道：「一點知識份子的氣節都沒有，沒有風骨……」

1992年，倪匡移居美國三藩市，當時他擔心中共97年後接管香港，他說：「我絕不住在中國人當皇帝的地方。」

如今，因太太不適應美國的生活，倪匡又舉家回港，他自嘲：「我晚節不保就是了！兒女情長一定英雄氣短。」

倪匡的反共立場十分堅定，他認為中共完全違反了人類的歷史文明，「共產黨最可怕之處是要洗腦，控制別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產黨的制度裏只會變成完全服從的機械。」

經歷廣東土改的倪匡，指出很多人對中共已故領導人還存有幻想：「沒有一個中共黨員是無辜的。」每當聽人說共產党進步了，他就說：「人家問食人部落領袖現在怎樣了？他說我們進步了，用餐刀吃人肉。共產黨現在的所謂進步就是用餐刀吃人肉。」

倪匡早年小說《轉世暗號》中，寫出極權之下，西藏出現了假「活佛」，這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大陸果然成真。

30年前倪匡的小說《追龍》中，曾「預言」東方將有一個大城市要毀滅，「僅僅只是幾個人狂悖無知的決定，就可以令得一個大城市徹底被毀。」原因不是甚麼天災，而是因其優點盡失。後來倪匡提到，這個城市就是香港。他說，香港消失的優點就是「自由」，「主要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其它自由。」

對於所謂的一國兩制，倪匡早就知道它是騙局，「我根本不相信一國兩制這回事」，「共產黨說了算，有甚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共產黨的話甚麼時候靠得住？數十年來沒有實現過一句話」。

但倪匡認為自己愛國，「愛到極點！」他曾寫下兩句口號：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

2014年，倪匡支持香港「佔中」事件。說起今年6月至今的反送中運動，倪匡由衷佩服，「（超過）100萬人上街，這個是世界奇蹟，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沒有過有人為了反對一件事有這麼多人遊行。」他批評香港警察，只敢對示威者「勇武」，已淪為極權工具。

倪匡說，自己為了走避共產黨才逃到香港，相比年少時的自己，他更佩服現在的年輕人：「我逃走?就算數，但現在的年輕人沒選擇逃，選擇對抗，我很佩服他們……打壓愈大，反抗愈大。」他表示永遠站在年輕人一方，「以我個人立場，無論甚麼情況，我都站在年輕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