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遺傳學之父 逃到香港躲過劫難

「中國遺傳學之父」李景均，當年經由香港，九死一生回到祖國報效，為甚麼中共建政一年後，他就攜妻帶子，毅然決然又逃到香港？

1955年的香港銅鑼灣。（公有領域）

那時，香港還是個自由世界，踏入它，就可以通往世界各地，人生命運從此反轉。

美國博士冒死回國

李景均，1912年出生於天津富商之家。其父是經營出口貿易的「桐油大王」李銳，是位基督徒。高中時，李景均被送入英國傳教士辦的天津英中學院。大學時，李景均進入美國傳教士辦的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後，李景均赴美國常春藤名校康奈爾大學，主修遺傳學和生物統計學。

20世紀10年代初的金陵大學校門，當時校址位於干河沿（南京市鼓樓區）。（公有領域）

1941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李景均決定帶著新婚的美籍華裔妻子克拉拉（Clara Lem）回國。經由香港時，恰逢日軍進攻香港，不久英軍宣告投降，日軍佔領了香港。他們夫妻被困在香港近兩個月。

由於只帶了旅行支票而無人肯給他們兌現，身無分文的夫妻兩人，天天處於極度飢餓之中。多年後回憶起當時的困境，李景均說：「如果你處於極度飢餓時，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屍走肉。」

後來，在朋友幫助下，他們換上農民的服裝，從九龍步行繞過日寇駐地，到達廣東惠陽，終於奔回了戰火紛飛的祖國。第二年，李景均出生於日軍空襲中的第一個兒子，患痢疾而夭折在他的懷裏。當時交通不便，生活不順，即使這樣，李景均對未來仍充滿信心，那時，留在國內的大多數知識份子也都認為，中國，必將是一個「自由的中國」。

輾轉在數所大學教書的李景均，1946年出任了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學系主任兼農業試驗場場長，成為北大當時最年輕的系主任，那時他才34歲。1948年，李景均的英文版《群體遺傳學導論》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這是世界第一本群體遺傳學的大學教科書，將近半個世紀，它都是該領域最權威之作。

1949年，中共篡政後，照搬蘇聯模式實行教育改革，建立了許多專業性大專院校。北大、清華、華北大學的農學院合併為北京農業大學。

仿照蘇聯，農業大學也展開了「米丘林路線」運動，提倡蘇聯農藝學家李森科的遺傳學，認為李森科的遺傳學是「辯證唯物的」，而近代摩爾根遺傳學，則被認為是「反動的唯心論」、「形而上學」，是要被打倒的。

當時擔任北京農大黨總支書記的樂天宇，是長期從事地下黨工作「老革命」、毛澤東中學時代的密友。樂天宇在農大演講介紹「米丘林學說」，批判舊遺傳學。

在農學系全體師生大會上，李景均公開指出樂天宇的講演「不科學」、有「錯誤」，這種批評觸怒了樂天宇。不久，華大農學院的《農訊》載文批判了李景均的《群體遺傳學》，稱之為「荒謬」。

不久，李景均被迫辭去系主任之職。他主講的《遺傳學》、《田間設計》和《生物統計》三門課程被停止，因為這些課程是「資產階級的」、「為馬爾薩斯人口論服務的」、「唯心的」、「反動的」的「偽科學」。

有人造謠說，李景均曾罵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說它是「赤色帝國主義」；李景均的美籍華人太太幾次去美國大使館辦事，也被稱為「不知道他們搞甚麼鬼」。很快，李景均被扣上了「親美反蘇」的政治帽子。

一個純學術問題，被扣上政治帽子，不聽蘇聯專家的話，就是「反蘇」，這是李景均不能容忍的，面對人身攻擊，李景均認識到，自己這種「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很快就會面臨「思想改造」，而且，「即使有極大的耐心，我的同事們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國把遺傳學從滅亡中拯救出來。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聲明忠於李森科學說，否則只有離開。」

李景均沒想到，當年他放棄在美國的安逸回到祖國，待到所謂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他竟被誣衊為敵人，他感到「一腔熱情，報國無門」。那時也有朋友勸他公開認錯，李景均拒絕了，最後他決定離國出走。

1940年，蘇聯農業科學研究院院長瓦維諾夫，就因反對「米丘林學說」被捕入獄，他被指控為英國間諜，證據是他曾在英國留學。有消息說，瓦維諾夫被捕是因為企圖逃離蘇聯。瓦維諾夫最終因營養不良死在獄中。現在無法推測李景均當時是否知道此事，但他的確非常清楚自己此行的危險。

臨行前那天深夜，李景均悄悄敲開鄰居、好友林傳光教授的門，告知了自己的計劃。林傳光夫婦嚇得目瞪口呆，後來他們勸李景均三思而行，萬一逃往國外不成被抓，後果不堪設想，然李景均去意已決。

第二天，李景均一家分乘兩輛三輪車，由北大宿舍直奔前門火車站。出校門時，他請門衛將一封信轉交校委會主任樂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紱，信中稱：自己「身體欠佳，請假數月，請勿發薪。」

到達火車站時，俞大紱與陳延熙等教授冒著春寒前來送行，他們彼此握手，「揮淚拜別」，共事多年的好友，從此天涯永隔。

在上海待了兩天後，李景均一家坐火車去廣州。1950年3月12日，李景均懷抱4歲的女兒，與克拉拉一起走過深圳羅湖橋，踏入了與中共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英租地。

那時，香港還是個自由世界。而他，沒有任何身份和護照。

一個美國人的營救

雖然李景均逃走前，把北京家裏的米缸加滿了米，營造去上海看望母親、短暫旅遊的假相。然而他離滬幾天後，中共還是搜查了他的家，沒發現任何可疑之處，就派人在他家駐守了幾天。

李景均出走後，北農大全校師生開大會，連續幾天批判李景均的「反動言行」，他的出走被定為「叛國」。此事震動了中共高層，毛澤東兩次批示，提出「必須撤查農大領導，並作適當處理」樂天宇被撤銷了校務委員會主任之職，並調離了農大。

到香港後，李景均致函同事陳延熙，說自己被迫出國，「學無所用，逼上梁山」。他寫信給在美國的朋友，告知摩爾根遺傳學在中國大陸的困境，並求助謀職，「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我將樂於為其效勞」，此信被轉給了《遺傳雜誌》。該期刊不久刊登了此信，標題是「遺傳學在中國死亡」。

保羅‧赫爾曼‧穆勒（Paul Hermann Muller）1948年得到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公有領域）

諾貝爾獎得主穆勒，當時是該期刊的編委之一，他曾在蘇聯工作，蘇聯意識形態對科學的粗暴干預，對科學家的迫害及人身摧殘，穆勒都耳聞目睹。所以李景均的遭遇，使這位素未謀面的美國人竭盡全力營救他。

穆勒和美國其他一些遺傳學家與美國國務院及美駐香港總領館的官員，就李景均的簽證進行了大量通信，穆勒寫信介紹說：

美國遺傳學家們普遍認為，李博士所著的《群體遺傳學》是一部最好的英文著作。該書非常有助於培養在這一重要而晦澀領域裏工作的青年科學家。

李博士雖年輕，但我認為，他是中國遺傳學界的領軍人物，面對艱難困境，他擁有捍衛在遺傳學領域繼續研究的勇氣。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位拒絕在壓力下放棄自己原則的中國遺傳學家。我們十分期望能救援他，以彰顯我們西方科學家堅持科學自由的原則，及對他英勇地挑戰極權政府之行為的讚賞。

穆勒還為李景均一家遞交了經濟擔保書，最終幫助李景均取得了簽證。1951年5月，滯留香港14個月後，李景均一家終於離開香港到達了美國。

1951年，李景均進入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任教。匹茲堡大學成立於1787年，是美國歷史上第十悠久的大學。（Crazypaco/Wikimedia Commons）

不立於危牆之下靠遠見躲過劫難

君子防禍於先，不立危牆之下，李景均以遠見和智慧躲過了其後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

李景均逃離大陸兩年後，中共篡政以來第一次對知識份子的「改造」運動開始了。1952年6月至9月，中共把中華民國時期仿傚英、美的高校體系，改造成蘇式的體系。知識份子被要求「向蘇聯學習」，「自覺自願地進行思想改造」。

自1952年秋季開始，所有正統的遺傳學課程全部停授，相關研究停止，摩爾根遺傳學研究在中國死亡了。

對「知識份子改造」不合作的陳寅恪先生，1953年拒絕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之職，他說，「……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見解再研究所學……因此我提出以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文革中，這位已經雙目失明、臥床不起的「反動教員」，衣服上蓋滿了大字報，「革命者」將高音喇叭綁到了他的床頭，用批判的錄音刺激他，最後陳寅恪慘死於紅衛兵的折磨之下。

同樣被「逼上梁山」「叛逃」的，還有傅雷之子傅聰。傅雷被打成右派時，傅聰正在波蘭，後來傅聰說：「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和父親同時挨整。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願這樣做。」因波蘭是華約國家，所以，傅聰就去了英國。傅聰的「叛逃」，加重了傅雷的罪名，文革中傅雷夫婦雙雙自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