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即將推行的名為「社會信用」的體系，所針對的關鍵目標之一，實際上是那些被他們認為可能「行為不端」的企業，而這個體繫在西方通常被稱為是針對民眾的「1984」式監控（註：在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出版於1949年的小說《一九八四》中，構想了於1984年政府監控無處不在的場景）。《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在9月17日的一篇報道中警告說，美國企業界需要為此做好準備。

據報道，總部位於北京的策緯諮詢公司（Trivium）的數據顯示，「社會信用」體系主要數據共享平台上約80%的信息都與公司有關，而非個人信息。該系統計劃於2020年全面推出，理論上，如果實施得當，將有助於公平競爭。但是，該社會信用體系將使違反規定的公司付出更加昂貴代價，並可能被用作貿易爭端中的武器。

私隱在中國一直是一個比西方更狹隘的概念。會說中文的外國人可能會遇到的士司機盤問他們的收入、婚姻狀況和其它一些在西方通常避免對陌生人提出的問題。而且私人間電子通信對中共政府來說也不算真正的個人私隱。

另一方面，信息實際上並不能很好地在社會中傳播。審查制度和以共產黨為中心的法院體系使得舉報變得困難和危險，這為企業和官員的瀆職行為創造了大量機會。被查獲的往往都是小公司或外國公司，他們沒有良好的官方關係來為他們打破規則。

實施企業社會信用的原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進行根本性的社會變革，比如放開媒體等等，因為這可能會危及共產黨的統治。是否遵守了或沒有遵守重要的法規將被分配一個值，並輸入一個算法，以導出針對公司的總體評級，例如，環境保護等等方面。這一評級將通過一個中央數據庫在一定程度上公開地在各機構之間共享。

一個地區的糟糕評級會產生連鎖反應。例如，根據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8月份的一份報告，如果在海關方面不被「信任」，將不僅可能影響邊境檢查，還可能影響整個公司在政府的審批、貨幣交易，以及該公司法定代表人購買房產的能力。數據將從公司所提交的文件和檢查行動中收集，但最終也將從影片監控、遠程儀器監控和第三方來源收集。

此外，一些進行評級的因素都是由政治性或高度模糊的標準來裁量的。例如，根據7月份發佈的意在對外徵求意見的法規草案，企業可能會因為危害國家或公共利益或「侵犯客戶的合法權益」而被列入黑名單。毫無疑問，美國公司正帶著深深的不安考慮著這些標準和規定。

中共在政治和宗教自由方面的控制已經非常嚴酷，如果在中國受到更嚴密的監控，其帶來的影響可能會令人恐懼。不管潛在的好處是甚麼，那些在中國經營的公司必須警惕，中共將更全面地收集有關其活動的數據，甚至對那些與這座「全景監獄」管理者發生衝突的公司施以更嚴厲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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