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商人李懷慶的妻子包豔8月19日發公開信披露,丈夫曾在微信轉發文章,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中共公安拘捕至今19個月,上億元人民幣的公司資產被沒收。包豔呼籲外界關注此案。
包豔在公開信中說,李懷慶是重慶富華典當公司老闆,自己則開一間服裝店,家庭富足,兩人還熱心公益。
2018年1月31日下午3時,李懷慶被重慶市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同時抓捕的還有包豔、李懷慶的大兒子(其前妻所生)、8名員工。其中5名員工均已從公司離職多年,另外一名是財務人員,還有一名為公司做保潔兼做飯的阿姨。
「一想起去年1月31日的畫面,至今我都會心有餘悸噩夢連連。」包豔說:「60個小時也就是經歷了兩天半的莫名其妙的拘禁以後,我才被沒有拿出任何合情合理說法並賠禮道歉的警方釋放回家。」
包豔說,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除了陷入極大地痛苦煎熬之中,包豔還深深擔憂丈夫、孩子及員工;警方連他們10歲大的小兒子都不放過,到小兒子的寄宿小學恐嚇他,以至於小兒子曾有一段長時間不敢上學。
2018年2月,重慶警方以「打黑」名義,凍結並沒收李懷慶名下的公司、包豔以及與此案完全無關的李懷慶姊姊的資產、帳戶,包括現金及房產等,總值上億元。
受此打擊,公司被迫關門停業,包豔和孩子的正常生活備受影響,以致於靠舉債度日。因為受牽連,包豔的小服裝店如今也難以為繼,她和孩子正陷入越來越大的壓力和困境當中。
李懷慶被關押在重慶江北區看守所,包艷聘請的律師先後20餘次前往會見均未獲得批准。2018年2月,李懷慶代理律師曾向重慶市江北區公安分局遞交「緊急情況反映 」申請,但是江北區公安局置若罔聞,始終不給律師任何答覆。
包豔表示,最近幾天,律師和她均收到通知,李懷慶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將於2019年8月22日上午10時30分在重慶市中級法院一中院第十五庭開庭審判。
起訴書稱,李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七度在微信「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包括轉發「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殺人百萬」文章,又轉發過有「道義抗爭」、「暴力革命」等字眼的錄音。
重庆开发商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定于8月22日上午10点半在重庆市一中院第1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看看检察院的起诉状,估计推特上大部分中文用户都够颠覆罪标准了.....真佩服李怀庆在微信上公开“颠覆”.... pic.twitter.com/gKd9aqQTnz
— 杨占青 (@yangzhanqing) 2019年8月18日
而包豔在公開信中說,2017年上半年,李懷慶被想賴帳的債務人舉報「涉黑」,李懷慶舉出一系列證人、證據反駁此人說法。
同年7月,重慶市江北區公安分局突然連續約談李懷慶兩次,說發現他的微信號加入了一個名為「環球實報」的微信群,該群主叫劉鵬飛,已被以「尋釁滋事罪」抓捕。
警方要求李懷慶在筆錄中承認對劉鵬飛的指控,李懷慶斷然拒絕簽字,又與辦案人員發生激烈的言語衝突。2018年4月24日,李懷慶的罪名從「涉黑」變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包豔在信中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明文規定要保護公民的財產權、物業權嗎?也要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同時對於未成年人也有明確的法律保護規定。然而我們的兒子僅僅只有十歲,卻受到身為執法者的警察公然地訊問和逼問,這不是罔顧法律嗎?這不是知法犯法嗎?即使李懷慶的罪名也似乎成了『變形金剛』,從2018年1月31日的『涉黑』,搖身一變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數年前的薄王時代。」
她說:「薄王式的『打黑』,早已臭名昭著,遺臭萬年」「作為他(李懷慶)的妻子,我終於在三緘其口一年零八個月以後,第一次公開站出來向有關部門強烈呼籲:不要坐視個別為官不正、居心叵測之人假借「掃黑除惡」的名義挾私報復,不要罔顧事實和民心而不顧,不要讓薄王時代公然踐踏法治的惡行再次重演!」
同時,包豔呼籲所有有良知有正義感的民眾關注李懷慶一案。
「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殺人百萬」
至於,中共起訴書中提及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殺人百萬》,《大紀元時報》《共產黨毀滅人類暴政錄》系列曾發表類似標題的文章。
該文介紹,1932年秋,紅四方面軍以張國燾為首的總部率10師、11師、12師、73師和少共國際團共約2萬餘人進入川北地區。1932年12月25日,紅四方面軍佔領通江縣城,1933年1月23日佔領巴中縣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縣城召開了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
中共紅四方面軍殺人的事情,《商務日報》《新蜀報》和《四川月報》等報都有報道。
《商務日報》1933年11月27日題為「破壞屠殺遠勝闖獻慘傷心目罄竹難書」的報道說,「查通江縣城,總計戶口二千三四百家僅有數十家完整,未遭殺害,餘無倖免,查赤匪屠殺人民,無論富紳非富紳,及文學有德之士,均用非刑處死」;巴中,「桑園計十餘坑,共殺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學堂側及渠之周圍,大小凡數十坑,共約殺千餘人」。
《四川月報》第五卷第五期記載,全縣已發現的屍窖據各方記載,通謂在五百窖以上,合計被殺人口在十二萬以上,至城區戶口全家絕口者一千八百餘戶,家主見殺者五千餘戶,花叢埡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陽河方面,附近數十里中,亦殺三萬餘人,文治寨上,且有萬人坑甚巨。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報》報道,全川在這次兵災中死亡人口為111萬之巨。
張國燾回憶,川北地區「耕作受著戰爭的妨礙,田地不是雜草叢生,就是荒廢了。居民的糧食和其它積蓄,一部份被紅軍消耗掉了,另一部份則為敵人所糟蹋」「川北蘇區的領土,也是一片荒涼景象」,「疾疫流行」。
據記載,當時川北流失勞動力達60%,田地荒蕪達70%。
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進攻,紅軍從綏定撤退向鳳凰山時,「四門放火,烈焰沖天」,有三百餘家房屋被燒。紅軍撤出川陝根據地時,張國燾命令三個團在後面掩護撤退,以「堅壁清野」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燒掉。
《大紀元時報》文章鏈接:共產暴政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殺民眾百萬
《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署名趙曉鈴的《1933年四川兵災》 也披露了中共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殺人的情況。
由田先明口述、朱萬鵬整理,載於2011年11月1日《重慶政協報》的《終生難忘的首都國慶觀禮》顯示,1951年9月30日晚的中共國慶招待會上,毛澤東問四川城口縣的老區代表田先明,紅軍在他們那裏好不好?田先明回答說,就是殺人太多。毛問在旁的中共元帥徐向前,徐向前點點頭說,這是張國燾犯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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