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唐太宗(15) 儒學新用

第四章海納百川教化眾生

對聖皇大君而言，光有自身修煉得道的圓滿，僅獲當朝「無為而治」的歸宿是遠遠不夠的。太宗以金輪聖王身份，降生皇室，心繫天下，普度眾生：「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聲，隨梵音而俱遠。」「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仁壽，冥緣顯應，大庇含靈。五福著於洪範，三災終於世界。」帶領當朝及身後無量眾生，完成奠基人類思維工程的千秋創建，設立人類社會運作的萬代標準，太宗廣結聖緣，尊崇道家、扶持佛家、提擢儒家、接納西教，其海納百川的氣概使得百業俱興，其「貞觀之治」開創盛世輝煌。盛唐文化，創建了人類的輝煌。

第一節儒學新用

興擢儒學

黃帝修道圓滿，乘龍昇天，那時尚未有「儒」，佛家亦未至中土。道家為華夏神傳文化主導。那時人神同在，道德高尚，聖皇堯、舜、禹等以道治天下。

明朝戴進〈洞天問道圖〉，描繪黃帝在崆峒山向廣成子問道，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隨著人們道德開始下滑，道治天下至周朝有了變化。周朝天國子民帶來了一套治理國家、教育、信仰，甚至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等各方面「禮」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以周禮的標準來規範各族、各代禮樂內容。各種典禮所用的音樂主要是「雅樂」——宗周豐鎬京畿之樂，通過制度形式推行至各個社會層面，加強周人血脈聯繫並維護宗法等級秩序。周禮認為「上天」只會把治理天下的「天命」交給有「德」者；一旦天子失「德」，就會失去上天庇佑。因此，君臨天下的君王必須「以德配天」。

《宋人畫歷代琴式圖冊‧黃帝之制》，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此即孔子所景仰之「鬱鬱乎文哉」的禮樂文化。及至周室道衰，紀綱散亂，褒貶失實，孔子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這是孔子在歷史上的業績。孔子辦學，後人稱「萬世師表」。「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隋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這裡分清了孔子的「哲人」身份和先皇聖君的「聖人之至德，先王之要道」之別。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若無先王之要道，孔子何以附焉？然他的「為政以德」又把周代的「以德配天」從「天」降到「人」。

孔子從周禮，實際排斥了「道」在中華文化中的奠基地位。周禮規定了成千上萬「禮」條，於是有了「儒」的官職。儒，指儒家；舊時也指讀書人。《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漢時說，儒是司徒之官，還曾出現在「優、倡、侏、儒」（《史記‧孔子世家》）之列。「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不言神跡，不言神，孔儒如何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唐吳道子繪孔子行教像拓本。（公有領域）

太宗即位之初表明：「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堯舜之道」與「周孔之教」，一「道」，一「教」，內實外形，高下分明。若無鳥無魚，則「翼」、「水」何為？除了堯舜的中華文化道統之外，任何後世之「家」自詡為「道統」，莫不是無鳥之翼、無魚之水，有形無實。把先聖堯舜之道，套入孔儒之教，實在是史上冒天下之大不韙，把宇宙塞入雞蛋之妄為。

從史實看，當時的儒學，是泛指文化人的教育，不是狹義的孔儒思想承傳者。「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以上子孫為弘文學生。」（《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太宗即位不久，便精心挑選天下文儒，保留他們現任官職，並兼任弘文館學士，供給他們五品官員享用的精美膳食，讓他們在宮內歇息留宿。太宗上朝聽政間隙時間，把他們引進內殿，討論古代典籍，商議謀劃政事。後來，又下詔讓三品以上的皇親貴族、賢臣良將的子孫充任弘文館學生。

《貞觀政要》明成化九年內府刊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太宗實施「貞觀之治」，並非熱衷「周禮」。「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乾戚之容，始備於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以上，咸得署吏。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

「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太宗建立並完善了培養官吏之正規教育體制。

唐無廢業

《隋書》稱「儒者，所謂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嘩眾，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隋書》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

「儒者」，與「法者」、「農者」、「兵者」、「醫方者」一樣，不過是社會百業之一。用今天的白話，就是學校的老師。儒者之責任是幫助「人君」傳播「聖人之教」於被教化者。其中有著書立說的，也即「編教材」者。儒者之職能是將「聖人之教」「宣而明之」，其本身不是「聖人」或「聖人之教」的創造者。不得要領者，還會失了聖人之教本義，誤人子弟，正如，「俗儒為之，不顧其本」，「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

相比之下，《隋書》對「道者」、「佛者」的說法大為不同，與「儒者」不是一類：「道者，蓋為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

那麼，甚麼是儒者所應該宣明的「聖人之教」呢？就是中華聖皇明君所開創、倡導、整理，從堯、舜、禹開始傳遞下來的正統文化。春秋時代，孔子編輯了「六經」作私塾教本。後來，更由幾位中華聖皇——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康熙等親自主持收集、編輯，越來越規範了正統的完整版本，用以保持、歸正中華文化，教化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