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8年10月02日C2版）

從學術的角度，陳教授覺得林毅夫這種方法不是完全不可用，但不能當成唯一的方法或證據。先不談各國及當時之國際情勢的差異，各時間點的美國人均收入及其21%乃是不同的水準。若用絕對所得水準來看，因為2008年美國的人均收入已遠高於1951到1977各年，所以同樣是美國人均收入的21%，2008年的中國人均收入已遠高於1951、1967、1975和1977各年日、新、台、韓分別達到的人均收入。 而各國普遍的經驗是所得水準達到較高水準時，經濟增長率會逐漸下降，因此每人平均所得水準已高於當年的日本等國的中國，是否能像當年各國再有20年8%以上的增長率，是很值得懷疑的。

林毅夫也知道這種較落後國家可以繼續較快速成長的「後發優勢」，是來自高低所得國家間的產業技術差距。但技術差距並不等於每人所得水準的差距。中國2008年時的所得水準雖然和1975年時的台灣所得水準一樣只有美國的21%，但2008年中國和美國間可免費學習的技術差距卻小於1975時台灣和美國的技術差距。近幾年的全球化、資訊化以及大量的國際投資，使包括中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都能更快應用到先進國的技術，不像當年台灣和日本那樣須慢慢學習。

這現象使中國近30年有更驚人的發展，但也就是提早用掉很多技術差距，如今中國很多產業的技術已不輸台、韓甚至不輸日本。而這也表示中國未來可無償或用山寨方式利用的技術差距已遠比當年的台、韓小，能用技術差距帶動的經濟增長當然也很可能更小。

再說，各國所面臨的國際情勢也不同。日、新、台、韓當年面對的是快速開放和成長的國際環境，前面有先進國家可以學習並提高自己的工資及所得，後面卻沒有多少競爭者在追趕。中國目前面對的卻是全世界總需求不足而增長率低落的新平庸時代，主要國家能做的市場開放已差不多都做了，而印度和東南亞等大量比中國工資更低的國家，則正要快速像這30年中共搶奪台、日的產業那樣搶奪中國的產業。正是前有狹路、後有追兵，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機會已和當年日、新、台、韓不相同，陳教授因而說，林毅夫用各國當年經驗中簡單的一項就說中國還可以有20年8%的成長，實在不正確。

人口老化、投資浪費、 權貴壟斷

中國經濟增長率唯有下修一途

除了國際情勢，陳教授認為中國本身的問題也和日、新、台、韓很不相同，使中國更難一樣再快速成長。第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日、新、台、韓當年快速經濟增長時，勞動力也快速成長；但現在中國卻是人口快速老化且勞動力不再快速成長。由於人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也是消費最基本的因素，因此人口和勞動力成長的低落，必然造成增長率的低落甚至蕭條。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在2011年出版的The Great Crash Ahead（中譯《2012大蕭條》），以及2014年出版的The Demographic Cliff（中譯《2012～2019經濟大懸崖》）中特別強調「人口斷裂」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中國的十二五計劃也因此而調降其成長目標，可是林毅夫先生卻視而不見。

陳教授也認同，中國經濟增長率下降的另一個重要根本原因是，中國過去多年來的所謂快速成長是靠過量投資和泡沫經濟支撐出來的。中國每年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佔GDP的比率近50%，而台灣在同樣發展階段這比率卻不到30%。這表示中國投資遠超過其經濟增長所必要，很多投資是浪費或提早做的，因此在其經濟增長率下降後，投資須下降更多，並因投資需求的減少而使其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降。若再加上泡沫經濟破滅，就是國際上很多人擔心中國的經濟增長會重挫的重要原因。

陳教授認為中國有它獨特的利基，這就是多年來中共利用其大規模和政治獨裁所帶來的談判力量，一直強迫國際企業甚至外國政府給它較多投資和技術移轉的機會，這的確有助於中國過去的快速成長。不過，隨著中國和外國技術差距的縮小，這種做法恐怕引起外國更大的不滿，而更難再幫助中國成長。中國這種國家獨佔經濟的做法，也因形成權貴資本主義已經引起很大而普遍的國內貪腐問題，這也將削弱中國的政治社會安定及經濟增長的能力。

中國的大量人口，理論上可讓中國有更大的創新能力，並以創新接替以往的低工資成為成長動力。但在權貴資本壟斷和思想控制的社會，以及山寨仿冒盛行的產業文化之下，人們的創新能力卻無法發揮。陳教授強調，中國必須民主化、思想自由化，並且去除大量貪腐、權貴資本主義以及山寨文化，其大經濟規模和大量人口的利益，才可能正常發揮正面的效益。

其實，基於以上的這些原因，中國政府及其中許多高層人士如財政部長樓繼偉等人，都已大幅降低對中國未來成長的預期。陳教授猜想，林毅夫大概有身為台灣孩子的悲哀，不得不繼續唱多中國。就算不論上述問題而把他當成算命師，他的預言也有很大的問題。算命師重要本事之一是多利用已經發生的事情來做預測，譬如看到來算命者的太太肚子微凸，就可大膽地說：「你今年會做爸爸。」中國近年的經濟增長率已掉到8%以下，各國普遍的經驗是經濟增長率都有個長期下降的趨勢。日、新、台、韓在連續幾年增長率低於8%之後，都無法再回到持續8%以上的成長。林毅夫卻漠視中國增長率已掉到8%以下，2016第一和第二季且僅成長6.7%的事實，所以也不算是好的算命師。

用林毅夫的預測方式 推算中國政治

大規模民主運動即將到來

陳教授表示，林毅夫前述方法，與其用來預測經濟，不如用來預測影響因素較為單純的政治。作為台灣孩子，林毅夫應該知道台灣在1947年發生政府大量屠殺人民的228事件，二十多年後黨外民主運動開始加溫，1972年康寧祥當選立法委員、1973年有黨外聯合陣線參選、1977年選舉有4名及21名黨外人士分別當選縣市長和省議員並發生中壢事件、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台灣民主化運動就呈現勢不可擋的趨勢。

「六四事件」至今29年，中國現在恰好相當於1973年的台灣。二十多年是大屠殺之後新生而沒被嚇到的小孩已長大的時間，也是浩劫餘生的人恐懼已退，且認為再不努力就沒機會平反的時間。算命師也會說那些被屠殺而再投胎轉世的人已長大，將要復仇。此外，對照林毅夫所說之台灣和南韓達到美國21%人均所得的年份，幾年內台、韓就分別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和光州事件。所以，陳教授認為，中國大規模民主運動的時機可能已到來。他呼籲林毅夫應以台灣孩子的經驗，奉勸中國趕快民主化，而不是忘掉台灣孩子的出身，竟主張台灣要臣服於中國的極權控制之下。

（六）認清中國經濟的真相

經由以上的反覆解析，可知中國經濟走下坡且已瀕臨破滅邊緣，各國理應有所警戒，但2015年3月下旬，英、法、德、義等歐洲主要國家，不顧美國的反對，加入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跑第一的竟然是美國最好的盟友英國，而英國財政大臣更在電話中直接拒絕美國財長要求他「三思」之請求，很高興的宣佈英國成為「加入亞投行的第一個主要西方國家」。法、德、義對英國「偷步」相當不滿，趕緊跟進，導致美國在這場外交戰中兵敗如山倒。除了外交輸贏外，此舉是否還意謂著歐洲強國想拓展與中國經貿關係，期盼分得一杯羹？

回顧中國發起亞投行，乃因2010年達成的擴充其投票權的國際貨幣基金（IMF）改革協議，遭美國國會擱置，表面上是宣稱亞投行可能在人權、環保和勞工等問題上達不到國際標準，實際上是不想讓中國擴大影響力。美國國會的杯葛，卻弄巧成拙，讓中國有機會爭取權利。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9月出訪亞洲鄰國時，提出籌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一帶」代表中國往北，可經由俄羅斯、中亞直達歐洲；「一路」代表中國往東南，可以經過台灣海峽、印度、東非抵達歐洲。

中國2014年開始落實「一帶一路」戰略，該年10月在北京與20國簽署協議，成立亞投行，資本額1千億美元；年底又設立規模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習近平希望藉由「一帶一路」戰略，為經濟發展尋求新動力和出路，並與沿線國家加強合作，擺脫美國主導國際政經的現況，實現強國大夢，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就是落實「一帶一路」的金融載具。

對於中國主導亞投行，論者有「一石多鳥」的評價，因為，「一帶一路」不僅可把中國淘汰的產能轉移到陸上及海上絲路國家，解決中國產能過剩和資金過多問題，也能帶動中國中西部的經濟發展，讓中國企業走出去，促進經濟結構轉型，還能鞏固中亞國家對中國的能源供應。此外，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資金來源，不僅是中國龐大的外匯存底，還能拉攏其它國家的資金，有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不讓美國獨享國際經濟金融的話語權。

「亞投行」的確是中國一石多鳥的「規劃」，問題就在這只是畫大餅，更是計劃經濟的典型做法，是30多年中共一貫的手法。此種掠奪資源式的發展模式，將造成上文詳述過的超大量「產能過剩」、「供過於求」的怵目驚心後果，鬼城、蚊子館耗用且掏空資源，而環境污染、地方債、企業債、金融資產大泡沫等等大後遺症更為嚴重。

其實，中共祭出「亞投行」、大建設這種誘餌，正凸顯其經濟危機之深重。最明顯的就是「經濟增長率」萎縮，連官方都在2015年公開宣稱降為7%，且將低成長稱為「新常態」來掩飾，而日本央行總裁估計僅5%，章家敦在《福布斯》撰文指出，根據IMF的公式，中國經濟是以接近2.2%甚至是2%的低速增長，上海市長在2015年初已宣佈不拼GDP增長。中共當時一連串減息等刺激經濟政策都失效，也顯示連短暫效果都不見！

中國氣數已盡越來越明顯，如今連一向對中國吹捧的專家都一一反轉看法、唱衰中國，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是急先鋒，2015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David Shambaugh（沈大偉）這位親北京派教授，竟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預言「中共即將崩潰」，還列舉五大理由佐證。他又說習近平極力阻止自己成為中國的戈巴卓夫，執意集大權於一身，結果反而讓共產黨一步步邁向分崩離析。

看來「中共將崩潰」已成為共識，中共當局正極力掙扎，其在南海的軍事武力展現似在掩飾經濟的敗壞，而「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祭出就在拉各國陪葬。

當2016年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揭櫫「重建美國」、「重塑中國」、「重振世界」大旗，重鋪1980年代雷根「讓美國再偉大」大道，以「反共」、「公平貿易」為中心思想，對中共展開貿易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的提高中共進口產品的關稅率手段，進行「以暴制暴」、「以惡制惡」，期望「以戰止戰」，逼迫中共進行改革。到2018年6月，美國經濟竟然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強勁的成長趨勢，而失業率和就業率都創下最佳紀錄，美國企業家稱為「特朗普奇蹟」。反觀中國經濟卻落入愁雲慘霧，經濟下滑、物價攀升、投資和工業產值縮水。同時，8月2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公開宣示，取消220億美元的中共在馬來西亞的「一帶一路」核心投資項目，使「一帶一路」嚴重受挫，包括斯里蘭卡在內的許多國家也都拒絕中共的「一帶一路」投資。

特朗普更風塵僕僕地奔波，聯合俄羅斯、歐盟、日本等制約中共。而中共內部各派勢力蠢蠢欲動，會不會掀起血雨腥風的鬥爭，中國政經會不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動，值得密切觀察。不論如何，外資撤離，中資外逃所顯示的中國經濟崩塌就將到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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