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0歲的首爾居民黃仁哲表示，南韓的平昌冬奧會讓他想起了父親，「和平奧運」的幌子掩蓋了遭北韓綁架和拘留的南韓公民的遭遇。
黃仁哲（Hwang In-cheol）的父親遭疑似北韓特工劫機綁架至北韓已有半個世紀。他說：「當父親離開時，我還穿著尿布，所以我沒有多少關於他的記憶。」
在輾轉獲知年滿82歲的父親仍被北韓當局嚴密監視後，他說，「父親的時間已經不多，我不想在他死後才能團聚」。
據聯合國估計，在1950-1953年南韓與北韓爆發「6.25」戰爭期間，有超過10萬名南韓人被北韓逮捕和滯留，另外還有516人被綁架。
「我多麼希望擋住家門 沒讓父親走」
而黃仁哲的父親黃原（Hwang Won）的遭遇就更加離奇。1969年12月11日，一架從江原道江陵飛往京畿道金浦的大韓航空客機被疑似北韓特務劫持到北韓，當時飛機上有乘務員和乘客等共50人，黃仁哲的父親黃原（當時32歲）就在其中。1970年2月14日，北韓送還50人中的39人，其餘11人至今下落不明。
黃原是南韓三陟文化電視台（MBC）員工，後者是南韓三大電視主流媒體之一。因為被電視台臨時外派商務出差，他一大早就準備趕赴機場。臨行前，他跟妻子、三個月大的女兒以及兩歲的兒子告別。
調皮的兒子故意擋住他的去路，伸手跟父親撒嬌，直到爸爸給他一點好處，他才肯讓爸爸離去。
「我多麼希望自己是真的擋住門，不讓父親在那天離開家。」黃仁哲的眼睛頓時湧上淚水，他告訴《南華早報》的記者。「我思念父親，在我長大的過程中他都不在身邊。母親和我妹妹、我們都在等他回家。我只想把父親帶回家。」
韓飛機遭朝劫持 開始地獄之旅
黃原乘搭的飛機才起飛十分鐘，疑似北韓特務趙昌熙進入駕駛艙，迫使飛行員飛往北韓境內深處的北韓連浦空軍基地（Yonpo Airfield），該基地距離飛機原預定目的地京畿道金浦260公里之外。
飛機降落後，一群荷槍實彈的北韓士兵包圍了飛機，他們將50名乘客和機組人員蒙上眼睛，裝進兩輛公共汽車，載到機場候機室。當時的氣溫是攝氏零下20度，但房間裏的焦慮、恐懼和緊張更加讓人不寒而慄。
據被放回的人質透露，當時見到北韓一名三星級軍官。該軍官說：「我很高興見到我的同胞們。」「我們已經分離了25年。既然我們不能坐在這裏沮喪，那就讓我們一起笑。」於是，他發出了一陣強烈的笑聲，那笑聲讓人覺得越加不安。
所有被俘的人質都保持了異常的沉默，意識到這可能是一次地獄之旅的開始。
隨後，人質們被送進賓館房間，並受到嚴密監視。他們不能互相講話、溝通，只能在每頓飯後的10分鐘休息時間內互相交換筆記。第三天，他們被送上前往平壤的火車。
過年渴望回家 父親卻換來一頓毒打
在被綁架50天後，正值1970年黃曆新年前後，黃原、遭劫持的32歲的南韓電視製片人開始帶頭唱起當時流行的民謠：「我的家鄉，藍色的南海。我怎能忘懷平靜的藍色大海？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即使在夢裏。海鷗在哪裏飛翔，我渴望回到家鄉。」
他的歌聲傳染給了其他的49名被俘人質，他們開始一起合唱。根據被放回的人質回憶，緊接著，一名北韓軍官衝進房間，把黃原作為頭領拖走。
在被送到平壤後，他們被分別關押在兩家不同的賓館。每個人都被北韓當局審問，問題包括在南韓有多少錢和資產，同時對每個人進行詳細的背景（成份）審查。
此後，每個被綁架者都必須強行接受洗腦教育學習，每次課程持續數小時。有時候，罕見情況下，他們獲准離開被監視的酒店，去參觀革命博物館、農場、工廠等，但這也是洗腦教育的一部份。
據被放回的人質說，抵制洗腦的人士會突然消失幾天，期間遭遇毒打，而黃原是其中之一。
十歲才懵懂得知 父親不是真出差
在被囚禁65天後，迫於國際壓力，當時的北韓獨裁者金日成決定放部份人質回南韓。
1970年2月14日，50人中的39名人質通過兩韓非軍事區的板門店回到南韓，但是11人至今下落不明，包括4名機組人員以及7名乘客，其中包括黃原。
也就是從2歲後，黃仁哲就沒有見過父親。他說，年少時並不知道這些，只是覺得童年很悲慘——見不到父親、而母親也不斷搬家，彷彿想要隱瞞甚麼——直到他年滿10歲時，他才從叔叔那獲知，父親黃原不是真正「出差」。
他說，自己當時並不明白具體發生了甚麼，只是隱約懂得「北韓」意味著他不能跟父親見面。
在他的記憶中，母親對做甚麼都擔心害怕，「怕騎自行車、徒步旅行或去海邊」，因為她害怕那種事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黃仁哲回憶說：「她幾乎從沒談起過我們的父親。」
父親健在的消息令他瞬間驚醒
輾轉間到了2001年，黃仁哲已經34歲。當時，南韓和北韓同意通過抽籤派人參加「分離家庭聚會」，一名當年被綁架的機組人員成慶熙（Seong Kyeong-hee）被選中可以跟她78歲的母親會面。
在見面會上，成慶熙告訴她的母親，其他機組人員還活著，在平壤、就住在她附近。至於其他被綁架者，雖然劫持後她沒有機會再見到他們，但聽說都還好。
聽到這個消息後，黃仁哲覺得自己的心被突然「驚醒」。他說，「我女兒剛剛兩歲，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時的年齡。」「我感到父親在這種分離中受到的創傷，我必須做點甚麼。」
在接下來的15年裏，他就靠一個信念、不遺餘力地想要把父親帶回家。他接受媒體採訪、在南韓舉行集會並致函人權組織，呼籲社會關注。
北韓是1970年簽署聯合國「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約」的簽署國之一。黃仁哲認為，南韓應該負責調查那宗劫機事件，但政府的回應有些冷淡。「他們一直把它看作是一個政治和外交問題，而不是一個人道主義問題。」
「南韓政府有法律責任敦促北韓歸還我父親。」黃仁哲告訴《今日美國》記者。此後，他決定把父親的遭遇告訴更多的國際媒體。
走上國際 「把父親帶回家」
2010年6月，黃仁哲通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下屬機構——聯合國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WGEID）要求北韓證實其父黃原生死，但朝方於2012年5月回覆稱，他們（大韓航空客機被綁架者）並不屬於強制性失蹤，並指說黃仁哲要求確認生死是敵對勢力的政治陰謀。
「荒謬！」黃仁哲表示，「看看被（北韓）扣留的人——醫生、攝影師、飛行員、總裁——所有受過高等教育和熟練技術的人，都是可以用來宣傳的。即使如他們所說，為何不敢允許一個獨立調查來證實此事？」
2016年，聯合國在南韓家庭非自願分離報告中，強調了黃仁哲父親的案例。
在黃仁哲不斷為父親發聲的過程中，他也收到更多跟父親有關的消息。2009年，有從北韓叛逃的人告訴他，曾跟他的父親在北韓電視台合作過。
2013年，黃得到一個信賴渠道傳來的消息，父親試圖通過乘船去中國，再返回南韓。但是逃亡計畫被耽擱，當年金正恩進行核試，所有海上的船隻都被嚴密監控。
同時，他也得到南韓慈善機構教導北韓難民（TNKR）的幫助，有了「把父親帶回家」的活動倡議，他們通過臉書和媒體活動傳遞黃仁哲營救父親的最新動態。
在父親逝去前 只想能當面叫一聲「爸爸」
黃仁哲的母親已被診斷出阿茲海默症。「她心中記得三個人：她的父母，還有她的丈夫。」在她清醒的時候，她告訴兒子說：「父親會為他感到驕傲。」
黃仁哲挖苦自己說，「我沒有穩定工作，社交活動也不正常。」這些年來，為了騰出更多時間來實現「讓父親回家」的願望，他辭掉了出版社工作，開始打散工。但他的家人，包括三個女兒都支持他繼續往前。
在日前板門店的一次集會活動上，黃仁哲說，「團圓的目標離我們現在做的還很遠。」「前幾天，我從一位代號為超人的男子處了解到，我父親受到嚴密監視，目前居住在平壤附近的平松。他已經80歲了，他的時間已經不多，我不想在他死後才能團聚。」
「在父親消逝前，我非常想見他。因此，我呼籲媒體利用你們的影響力，施壓北韓政府，允許我與父親團聚，哪怕在瑞士或他們建議的任何國家都可以。」
這是他第一次提出這樣的要求。
黃仁哲說，「當父親離開時，我還穿著尿布，所以我沒有多少關於他的記憶。」「但是等他回來時，我想帶他去南韓的傳統公共澡堂。我想幫他搓背，從頭到腳用海綿搓洗一遍，就像父親給兒子做的那樣。」
「這太普通不過了吧？」已經50歲的黃仁哲表示，「經過這些年的分離，我只想再叫他一聲『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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