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革後，為了迴避和壓制當時國內清算毛澤東罪行的浪潮，鄧小平力排眾議，說「毛主席這個旗幟必須保護」。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針對大躍進，用中共集體都「頭腦發熱」這句話，一筆帶過了造成餓死三千多萬人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共產極權罪惡。

作為毛澤東曾經的副元帥，毛澤東大躍進路線的執行者，鄧小平難辭其咎。保護毛澤東這面大旗，鄧小平恐怕另有隱情。

「對社會主義一定要有宏圖，要有『好大喜功』」

1956年秋冬，周恩來和劉少奇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投資過熱的現象，進行經濟調整，以求平穩發展。鄧小平傾向於支持這種「反冒進」。

但隨著黨內整風、反右運動的越演越烈，加之1957年11月毛澤東和鄧小平訪蘇後，毛澤東受到蘇聯科技發展與趕超美國計劃的蠱惑與刺激，決心「趕英超美」、「東風壓倒西風」，鄧小平深受影響。

1958年初，毛澤東決定在中共高層內部進行整風，認為「反冒進」阻礙了經濟發展，替右派提供了攻擊黨的口實。

在1958年1月杭州、南寧中央工作會議、2月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4日成都會議、4月漢口會議和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不斷高調抨擊「反冒進」，鼓動與會者展開激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鄧小平由支持「反冒進」轉為檢討自己對路線鬥爭有模糊認識，批評周恩來的反冒進是犯了經驗主義錯誤，高調支持毛澤東的反「反冒進」。他說：「對社會主義一定要有宏圖，要有『好大喜功』。」[1]

成都會議後，鄧小平提倡「學毛主席的著作」，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鄧說：「應相信毛主席比我們高明的多。要跟上去，可以跟上。」這與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吹捧的，「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遙相呼應。

鄧小平負責在中共高層大範圍傳達會議整風精神。

領命大躍進，以黨代政，權傾朝野

隨著緊鑼密鼓備戰大躍進，毛澤東把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提拔到了領導一切的高度。1958年2月17日書記處會議上，彭真傳達了毛澤東關於「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的指示。

為加強書記處的力量，擴充其以黨代政的權力，書記處開始管理經濟工作，並把李富春、李先念從國務院調入書記處，增選地方大員柯慶施、李井泉、書記處書記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

八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決定由中共中央主辦出版理論半月刊《紅旗》，陳伯達任總編，鄧小平任主編。這是毛為他的大躍進所做的理論準備工作。

1958年6月8日，鄧小平收閱毛澤東修改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及批示，毛在通知稿上批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這個通知把原先歸國務院管的事務實際上歸書記處領導，所謂「五口通商」。[2]

由此，身兼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成為既參與最高決策又負責部署執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關鍵人物，權傾朝野。

1958年9月5日，為了突出鄧小平的國家領導人地位，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增掛林彪、鄧小平同志像的通知》，將鄧小平像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像同時掛出。

負責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鋼鐵產量一高再高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有著自己的一套想法：藉口放權地方，成立經濟協作區，驅動諸侯；以鋼為綱大煉鋼；發動群眾搞人民公社化運動。鄧小平作為運動的參與和推動者，緊跟毛的步伐。

1958年6月，毛澤東致函鄧小平，要他搞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布局。「1958年6月18日晚，鄧小平參加毛主持召開的會議。會議決定將一九五八年鋼產量的預計完成數由八百萬到八百五十萬噸改為一千一百萬噸，將一九五九年鋼產量指標確定為二千五百萬噸。」[3]

在7月11日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提出以土高爐形式大煉鋼，斷言鞍鋼、包鋼、武鋼等大企業不能完成生產任務，提出：「大中小、土洋、中央地方遍地開花⋯⋯全國搞上萬的高爐」，產量「一下就上去了，輕而易舉就上去了。」7月19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鼓吹土法煉鋼，「這個辦法靈的很」，「蘇聯拚老命每年只增產300萬噸鋼」。結果，連軍隊都造起了小高爐。[4]

經過鄧小平兩個月的努力，在8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共政治局擴大會通過了58年鋼產量1070萬噸和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決議。21日，鄧小平在會上指出，1958年的鋼產量目標是「給赫魯曉夫打了包票的」。

北戴河會議《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中提出，1962年糧食總產達到15000億斤，棉花15000萬擔，鋼8000萬噸，煤9億噸，棉紗1600萬件，五年基本建設投資3850億元，重大建設項目1000個以上。

鄧小平受命於毛澤東，搞出了這個所謂「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為「向共產主義過渡創造條件的五年計劃」。

為大躍進從北往南吹風蠱惑

為爭取實現計劃目標，9月2日，鄧小平在書記處會議上說要從北往南鼓動。同時，中央書記處密集開會研究，屢次下達命令規定進度。9月5日，書記處舉行全國電話會議，向各省領導人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標，只能超額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

9月中旬至11月上旬，鄧小平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先後赴東北工業基地、河北省、天津市、西南等地，為大躍進吹風蠱惑。

首站到達黑龍江。9月17日上午，黑龍江省委向鄧小平匯報工作。下午，鄧小平在黑龍江省幹部大會上作關於當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鄧口氣豪邁地說：我們不僅要建成社會主義，還要向共產主義過渡！

吉林省，鄧小平鼓動省委，搞鋼鐵就是搞共產主義，是戰略任務，搞起來再說。寸鐵不產的吉林，1958年仍有鐵30萬噸、鋼5萬噸的重任。吉林省委焦頭爛額。

9月下旬，鄧小平和李富春到遼寧鞍鋼視察，鼓動鞍鋼一定要超過上海，要把紅旗插起來。鄧、李走後，鞍鋼大放煉鋼衛星。然而，由於鞍鋼不管不顧生產制度，造成重大生產事故不斷頻發。

鄧小平在視察時還特意關注自己提出的小高爐情況：在黑龍江雙城視察煉鋼小高爐；對於吉林省為了煉鐵而大批建立的小高爐的技術問題，他具體指示：可以組織大學生下去指導；在廣西柳州、四川綿陽視察土法煉鋼，看到群眾人山人海、火光沖天，鄧喜形於色，大加讚賞。

河南「插紅旗」，山東「拔白旗」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反覆講，學問少的人可以勝過學問多的人，要人們不要被大學問家、名人、權威所嚇倒，說不怕帝國主義怕教授是怪事，要敢想、敢說、敢做。「拔白旗、插紅旗」就是黨內整風和思想改造，為「大躍進」掃清障礙。

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主張穩健，省長吳芝圃主張激進，兩人常年傾軋不讓。「大躍進」來了，吳對運動的弄潮與死忠，得到了鄧小平的欣賞。八大二次會議上，吳芝圃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鄧向吳表示：真理在你們這一邊。

吳得了鄧的口諭，一回到河南，立刻掀起聲勢浩大的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運動，挨整、株連者達20萬人。毛和鄧對這場批鬥不僅沒有制止，書記處還給了吳要斗透、反覆斗的指示。

山東第三書記兼省長趙健民曾效力於鄧小平領導的「二野」，助鄧興建了成渝鐵路。趙健民與山東第一書記舒同有不同意見。「大躍進」整風批鬥中，鄧小平要趙健民充當山東黨委整風的「反面代表」，目的是配合中共在幹部隊伍中進行整風再教育。因此，趙健民在批判初期，遵照鄧小平的指示作了適度的檢查。然而，趙很快發現事與願違，自己每一次的低頭檢查都會成為下一次升級批判的罪證，越演越烈。

趙健民在後來的省黨代會上憤而為自己申訴辯駁，差點使鄧小平的整風方案泡湯。坐鎮該會議的譚震林，挺舒批趙，大罵趙健民。1959年初，鄧小平再次傳話給困獸猶鬥的趙健民：適當檢討，保住黨籍。趙才就範。文革後，趙向書記處提出平反，如石沉大海。

（待續）

注釋：

[1]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435頁

[3]同[2]

[4]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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