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美國首都華盛頓附近一名年僅10歲的小男孩傑克・巴斯基死後下葬。很快，前蘇聯駐美大使館裏一個常到郊外公墓查看誰死了的僱員拿到了這個名字和身份信息。

1978年秋天，29歲的東德男子阿爾伯特・迪特利奇（Albrecht Dittrich）偽裝成一名加拿大公民威廉・代森（William Dyson）抵達紐約，藉助蘇聯大使館僱員取得的小男孩出生證明，迪特利奇開始過上了傑克・巴斯基（Jack Barsky）的人生。

前蘇聯曾有過一個神秘的「非法移民」方案，一些間諜（比如佐爾格）潛伏敵後，幫助前蘇聯政權在敵對國裏蒐集關鍵性的戰前情報，最終擊敗了納粹德國。蘇聯情報機構在冷戰中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試圖重現歷史的光輝，但效果十分有限。

巴斯基（迪特利奇）是蘇聯派遣到美國的非法移民中「第三批」中的一個，而前兩批都失敗了。

他估計，與他同一時間接受培訓的還有「10到12名」特工。他認為有些人可能至今仍潛伏在美國，不過他覺得，在美國生活了這麼久，如何還能堅持共產主義信念不動搖，將讓人匪夷所思。

BBC最近採訪到這名沉睡間諜，講述了其頗為有趣的人生經歷和變節軌跡。

偽裝者

故事開始於冷戰時期：上世紀70年代中期，前蘇聯克格勃發現了這個本來要成為東德大學化學教授的天才，於是將他送到莫斯科接受培訓，學習怎樣的言行舉止才像是一個美國人。

按照蘇聯派出潛伏精英間諜的「非法移民計劃」，他的任務是插入敵人的心臟。

他說：「我被派到美國，做個普通美國公民，盡可能結交朋友，如果可能結交認識高層、特別是政界的決策人士。」

他現在回想起來這個計劃，把它叫作「傻瓜冒險」，但這一計劃「對一個無知、自傲的聰明年青人來說很有誘惑」，因為可以到國外旅行，去冒險。

於是，1978年秋天，29歲的迪特利奇偽裝成一名加拿大公民威廉・代森抵達紐約，之後代森立即就從人間蒸發了。

他租下曼哈頓的一個旅館房間，在這裏開始編造巴斯基的歷史。在隨後的一年裏，他利用巴斯基的出生證，逐漸拿到一張圖書卡，一份駕照，最終拿到了美國的社保卡。

但沒有學歷證明、沒有就業歷史，巴斯基的事業也很有限。他開始的時候沒法像克格勃希望的那樣去接觸上層人士，而是在曼哈頓高檔地區去做騎自行車的快遞員，在紐約大街小巷穿插而行，不時運用反偵查手段來甩掉可能出現的「尾巴」。

他每周定期用無線電向莫斯科的指揮中心匯報情況，或者發出秘密信件。有時候他也到紐約不同的幾個公園裏的固定地點放置微縮膠卷，在那裏他定期會「撿到」瓶瓶罐罐，裏面塞滿了現金，或者是假護照。

他每兩年會返回東歐一次，在那裏和他的德國妻子格林德和兒子馬蒂亞斯重逢。他們以為他在前蘇聯一個航天發射中心從事著一份高薪但高度機密的工作。

護照風波

雖然巴斯基的上級對他的工作進展很滿意，但一件事情例外，巴斯基無法獲得一本美國護照。這個問題對他影響很大。

他去紐約申請美國護照時，一名官員讓他填表，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在哪個高中上的學」。他擔心他的「傳奇」被官方到當地核查，所以沒法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一本真護照，巴斯基就無法接觸到高層，作為間諜的工作成就按他自己的話說「低得可憐」。

他的工作包括了解潛在可以招募人員的情況，在1983年蘇聯戰鬥機擊落一架大韓航空客機事件、導致美國和蘇聯關係驟然緊張時，總結匯報美國國內民情。

有一次，他接到命令飛到加州，去尋找一名蘇聯叛逃者的下落。

雖然沒有美國護照，只要巴斯基人在美國，並且可以自由地到處亂跑，又沒有被美國當局發現，這就讓莫斯科很滿意了。

諜變

克格勃希望讓他在獲得真實的美國身份證件後去歐洲工作，比如一個說德語的地區，扮演一個成功的商人角色。在變得相當富有後再回到美國，就不需要解釋錢從哪裏來的，而他也可以進入更有價值的圈子。

但因為他沒有美國護照，這個計劃擱淺。

一計不成，克格勃又施一計：讓巴斯基去讀書，上大學，逐漸進入美國上層社會，以獲取更有價值的情報。

上學拿個文憑對他來說不是甚麼困難的事，因為他的「前身」是個大學教授。於是他以最優異的成績從紐約城市大學巴魯奇學院電腦系畢業，然後在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大都會保險公司找到一份電腦程式員的工作。

但就像在他之前派出的一些克格勃間諜一樣，隨著融入美國社會生活，他開始認識到，過去他被教育西方社會是一個經濟社會瀕於崩潰的「邪惡」制度，這實際上是個謊言。

他說：「最終改變我的態度的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普通和善良的人們』。」

「我感覺我的敵人並不是真的邪惡。所以我總希望最終能找到邪惡的敵人，但後來我在保險公司裏還是沒能找到。」

最後通牒

巴斯基的共產主義信念動搖還不是他向他的克格勃上級隱瞞的最大秘密。1985年，他娶了一個來自圭亞那的非法移民女子，兩人生了個女兒。

他知道，他有兩個家庭和兩個身份，遲早他必須從中作出選擇。

1988年，莫斯科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追蹤已經潛伏10年之久的巴斯基，於是突然下令召回他，要求他帶上加拿大的出生證和美國的駕照，然後立即逃離美國。

他猶豫彷徨了一個禮拜，他真能忍心和心愛的小女兒永別嗎？

但克格勃已經失去耐心。一天早上，他在地鐵站台上接到了另一個潛伏特工的最後通牒：「你必須趕緊回家，否則你死定了。」

通過和他在莫斯科上級的討論，他了解蘇聯認為自己在愛滋病疫情問題上佔據道德制高點，於是撒了一個謊言。

「於是我給莫斯科發了一封密寫信，說我傳染了愛滋病，無法返回，只能在美國接受治療。我也告訴莫斯科我不會叛變和出賣情報，只是消失，然後爭取康復。」他沒有收到迴音。

開始的時候，巴斯基總記得地鐵站台上收到的警告，提心吊膽。但幾個月後，克格勃和FBI都沒有來敲他的門，這讓他放鬆下來，像一個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人士一樣，舒服地在紐約安居，做起他的「美國夢」。

解密

終於，蘇聯解體後，1992年，克格勃高級檔案官員瓦西里・米特羅欣叛逃西方，攜帶了海量的蘇聯克格勃機密，其中就包括巴斯基的「前世」身份。

但美國聯邦調查局沒有立即對他採取行動，而是秘密監視了他長達3年之久，甚至在他隔壁買了房子，以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個克格勃間諜，並且是否還在活動。

最後，他們在秘密錄音中聽到巴斯基自己的招供：他和要離婚的妻子吵架時說：「我是個德國人，以前是克格勃的特工，他們要召回我，但是我為了你和孩子才不顧一切留下，這對我很危險，留在美國是我為這個家作出的犧牲。」

這就是聯邦調查局抓捕他需要的證據，於是他們出動了。

巴斯基招供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克格勃的秘密。在經過各種審問和測謊儀的考驗後，FBI認定他不會再對美國造成危害，將他無罪釋放。

而且，鑒於他已經無家可歸，FBI還幫助他申請辦理美國護照。曾抓捕他的特工雷利則成了他的好友和高爾夫球友，並協助他找到了真正的巴斯基的父母，後者則同意他使用他們已故孩子的姓名作為他的「今生」姓名。

巴斯基對這個案件的決策者的開明非常感激，重新開始了新生，從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無神論者變成了一名虔誠的基督徒。

他在跟第一任妻子生的兒子馬蒂亞斯電話聊天時，「聊到美國隊和德國隊的足球比賽的時候，我說，我們是指美國，我已經不再是個德國人。破繭化蝶的故事已經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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